给虎狼披上袈裟以及隐秘的虚荣——简评《大秦赋》 | 熊培云

有关热播历史剧《大秦赋》的争议渐多。这两日终于有了些时间，可以展开说一下了。原本是要简评的，不曾想越写越长。本文试图探讨一个问题：在《大秦赋》中，秦始皇如何从传统的暴君形象转变为救世主形象？

一. 事实与意义，两种历史还原

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就有关历史还原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行厘清。

一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它既不可能被完整记录，也不会因后人或史家的褒贬而改变。所谓“已经发生了的就永远发生了”，都是一堆无序甚至无意义的客观事实。正如客观真理一样，独立于一切阐释。比如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此刻我身处何方。 这部分的历史还原主 要 与事实有关。

二是被建构的历史。 包含或真或假的事实以及参差不齐、人言人殊的意义。 而意义又会生发出新的被讲述的事实，即“ 意义性 事 实 ”。 这一历史建构来自两方面的合力： 一是前述真实发生的历史， 二是讲述者的价值观和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所谓的历史还原，并非回到历史本身，而是以历史的名义完成想象的分娩。

张鲁一在《大秦赋》里演绎的嬴政，说到底只是一个艺术形象。 从本质上说他的生父既非吕不韦，也非异人，而是作家孙皓晖以及相关改编者与生产者。 这种艺术与现实的“生殖隔离”，就是想象与现实的距离。

历史研究的贫困在于无人可以完整还原所有历史事实，因此才有了无休止的事实或意义之争。比如商纣王的暴虐是否属实？如何评价他的解放奴隶之举？有些怀疑合情合理。当周朝推翻了商朝，“吾从周”的史家们在写到商纣王时，自然不会有何好话。而按照据说连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清华简”的说法，“烽火戏诸侯”乃子虚乌有，因为烽火制度是在战国秦时才出现的。

相信 每个人都有艺术的激情。 在此对比两类跨界的“艺术家”。

一是科学造假者。比如，通过制造假图而谋利。 福楼拜曾预言科学与艺术终将在山顶上重逢，福楼拜 没料到这个山顶可能是P图软件 。

二是戏说历史者。相较 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历史学家，戏说历史者有更多的自由与正当性。因为他们劳作的是意义的世界，而非事实的世界。如果说科学的价值在于维护科学世界的金科玉律，那么故事的价值反而在于倡导意义世界的异彩纷呈。只是由于相关创作涉及 具体历史与现实影响，有时引起非议也是在所难免。

表面上，这种冲突虽然就事实展开争论，但更多是以意义对抗意义。而这也是那些早已符号化的人物，比如秦始皇（暴君形象）、岳飞（爱国者形象）、秦桧（卖国者形象）、汪精卫（汉奸形象）等等似被历史定论者难再获重新评价之原因。符号不只是符号本身，它还代表秩序、习俗甚至权力观念。

正如反对通过简单的标签去定义或消减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坦率说 我同样不喜欢脸谱化的历史形象。那都是一些通过支离破碎的材料拼凑的不完整的人。遗憾的是， 《大秦赋》试图重新评价秦始皇，却给了他一个全新的面具，甚至完全相反。在过去，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而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救世主。当说，这种踩到泥里、捧到天上的背后都有“符号的激情”。

与颂秦潮流相关的是史实颠倒。近年来，各种粗制滥造的传闻当正史在网上流转。诸如秦二世而亡是因为赢政派大军守边疆，并且密诏任何时候都不可班师勤王，因为 “大秦可亡，朕可亡，唯独华夏不能亡” 。如此感天动地的话语在过去的正史、野史里都不曾见到，恐怕只是今日戏说历史者的发明。

二.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为撰写这篇文章，我试图了解相关创作的起因与过程。第一印象是，原著作者 先有弘扬“老秦人文化”的使命，然后费心劳力耕耘十几载。当说，这种虔敬或辛劳足以让人感动。 在《大秦帝国》自序 中 ，作者曾如此批评 秦以 后的历史叙事：

“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论，明清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 对秦帝国的的描述更是鲁莽灭裂，放肆亵渎，竟然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 ”

有一点基本赞同，即真实的历史经常会被扭曲。只是，作者同时坦承自己“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我相信也正是这种“神圣的崇拜”将贬秦之极端推到了颂秦之极端。

由此不难理解《大秦赋》为何将秦灭六国之血腥历史涂抹得如此花枝招展。秦之罪恶被“神圣的崇拜”一笔勾销。 赵国被秦军坑杀几十万战俘，楚国被溺毙同样数以万计的居民都成了秦国一统天下时的摇篮曲。

给虎狼披上袈裟，一个伟大而正义的帝国从此诞生 。

广受批评的是其中一段对白（尚不知是否出自原作）。某日， 李斯对嬴政说:“府库如此充盈，粮仓漫溢，若再不开启一统天下之路，就要烂在粮仓里了。”而嬴政同样心怀天下：“六国之民，多有不能温饱，解天下庶民于倒悬，时不待我！”

杀人兵士、毁人屋舍，致无数黎民流离失所，就只是因为秦国丰收了？

如此说来，秦欲一统天下，往好里说是道德圈随能力扩大而扩大。往坏里说就真的只是“吃饱了撑的”。往现代国际政治上说是“人权高于主权”。而从更接近于人性的角度说，恐怕还是八个字——“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回到战国史，对比秦齐两国之精神气质，一个崇尚刀剑，一个崇尚思想。前者有割头论赏的军功爵制，后者有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恍惚之间，可谓神似古希腊之有斯巴达和雅典。此喻虽不十分贴切，但有一点可想而知——若后世狂赞斯巴达乃希腊文化之正源，而征服雅典是为“解雅典公民于倒悬”，这恐怕既有失公允亦极尽荒唐。

那么，在所谓“大争之世”，嬴政荡灭六国究竟是为天下太平，还是为一己君临天下的野心？

如上，可怕的是“正当侵吞”之逻辑展开。回想日军当年侵华的两个重要借口：其一要率亚洲黄种人与欧美白种人决一死战；其二则形同“解中国庶民于倒悬”。推而广之，任何事实上的侵略和战争行为都可以找到其合法性与正当性。 因为袈裟说了，（正义的）虎狼将行慈悲于世。它们今天咬去你的头颅，只为世间长出更好的头颅。虎狼于你不利是暂时的，请赞美虎狼将为天下开万世之太平啊。

三. 隐秘的虚荣

不想说赢政一生有过无功，只剩虎狼之举。事实上 ，我甚至也 不认为《大秦赋》之创作团队旨在“ 赞 美暴政 ”，即使有大概也是无心为之。 毕竟这是市场行为，有几位观众会赞美暴政呢？此外，如何评价秦始皇首先属于思想自由与审美自由的范畴，并无标准答案。

本文着力批评的是相关影视文本背后的逻辑。 假如我是对的，同时需要批评的是“历史的势利”。所谓“人人都说家乡好”， 考虑到主创团队的地缘因素， 或许可以断定体现在 《大秦赋》中的一统天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过火的地方主义英雄叙事。

更进一步说，藏在对嬴政近乎无条件赞美背后的，还有“乌合之众的历史观”和“隐秘的虚荣”。

如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批评的，乌合之众热衷于将自己想象成巨龙的一部分。不难理解，光辉的历史同样是一条可以让人侧身其中的巨龙。

这种虚荣其实 在很多人身上都有， 它常借 地方主义、英雄崇拜、种族自豪感、血缘纽带等形式得以呈现。 如果节制有度，也未必都是坏事。或多或少，人是需要想象中的荣耀的。 而这也是人类不断寻找或构建的意义。当我们津津乐道“作为人类的一员”时，又何尝不是将每个人纳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以“人类精神”之荣光（诸如道德、仁爱、秩序、尊严、牺牲等等）约束具体的人。而事实上，人与人的差别有时候并不亚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别。所以表面上看人是整整齐齐地站在地球食物链的顶端，而事实上人类内部同样有一条难以丈量的食物链。从虾米到大鱼，从“最后的莫西干人”到“华尔街之狼”。

回到前述“隐秘的虚荣”，笔者有时也不 能免俗。 记得某年从族谱上获知自己乃屈原之后，一时竟有些惊喜。 虽然对相关线索存疑，在此不表， 但在论及熊氏时，偶尔还会向那些不知历史者普及“楚王姓熊”的常识。多年前我 去荆州（江陵郢都）和寿春（最后的郢都）旅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凭吊远古同宗的思绪。

往更远处说，上大学时我之所以迷上楚文化，大概 也与早年生长在楚地有关。但 有一点 是清楚的，历史是历史，我是我，二者并不互为附庸。而且， 我还会试着和我所热爱的一切保持距离。

忽想起昨日，有师友向我感叹“灯塔之国，曾为多少人向往之地，何至如此？”我的回复是 “除了内心，世间再无光辉”。 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孤傲，看不见世外的明亮，而是想重申内求较外求更紧要。 人若不自带光芒，又如何看得见日月的光辉？

不想简单贬低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价值，毕竟它们同时暗藏人道主义成分，以及借想象力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某些虚恨与 虚 荣 却是十分可疑的。

有人曾经这样批评民族主义的狂热—— 它只教会了你去恨你连见都没见过的人，并且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