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观念，顾名思义，是关于艺术的观念。这意味着有了艺术，才会有艺术观念。但是，如何认识中国艺术的起点或何时有了艺术，却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一般而言，艺术的第一个规定必须是人工制品，据此，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国艺术史的起点追溯到旧石器时期，因为自那一时代始，人开始在自然物上留下人工印迹，并将其加工成合乎人的需要的形式。艺术的第二个规定是美，即人对自然的加工不仅是合目的的，而且其形制能为人带来感官快适。从这个角度讲，新石器时期，原始人将石制工具磨得光滑规整，就明显在器具制作上有了审美的要求，因而也就使器具具有了艺术性。艺术的第三个规定是在器具形式审美的背后有精神的寄寓，也即对象应是有意味的形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纹饰、玉器的造型、岩画的图案等，都具有需要深入分析的精神包蕴。原始陶器、玉器和岩画也因此可以被称为艺术。艺术的第四个规定是器具逐渐摆脱其实用功能，成为纯粹的精神形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上古时期的礼器、装饰品都更接近艺术品。但很显然，礼器虽然有精神的包蕴，但它承载的往往是神性或道德的内容，与单纯被审美规定的艺术尚有距离。从这个角度讲，这些人工器具一方面因对美和精神性内容的呈现而具有艺术性，但仍然很难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它们应该仍处于通向艺术的途中。从中国社会早期的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玉器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基本可以标示出中国早期艺术逐渐形成的路径。
今天，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我们谈论如上一些上古器物，往往不吝使用“艺术”这一概念，如古陶艺术、青铜艺术等等。这似乎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将其称为艺术仍是容易引人质疑的，但在日常经验层面它却又具备了现代人关于艺术认知的一切必备特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矛盾，我想主要是因为人对同一件器物的认知，存在着历史立场与现代观念的巨大差异。比如一件青铜器，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不过是一件酒器或食器，实用功能是主导性的。同时，它上面的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也不是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更可能是出于自然认知或宗教、祭祀的需要。那么，这种作为饮器、食器和礼器的器具，为什么会被后人直接视为艺术品？显然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实用价值和宗教价值已经彻底丧失，成了失去原初内容的纯粹形式。也就是说，古代器具的去功能化，是其成为艺术的前提。同时，这些器具一方面失去了原初的内容，另一方面却被置换了现代的内容。这现代的内容就是从其已失去实用、宗教功能的造型中仍可透视出的审美意味和历史感。在此，器具因其历史感而成为审美想象的对象，因其去功能化而为后人提供了重置价值的空间。它随着历史的变化出现了从实用向审美的滑动现象。正是这种“滑动”，使古人和今人围绕一件器物产生了认知差异，使原初的实用器成为纯审美的对象。这是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件留下人工印迹的上古器具视为艺术品的原因。
在历史中，如果一切留下人工印迹的东西都具有艺术性，甚至被直接称为艺术，那么，旧石器时期就可被视为中国艺术的起点。进而言之，只要有艺术，就必然有艺术观念。作为职业艺术家，也许他会认为，只有诉诸文字的艺术评价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艺术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一个原始人端详着他打制的石器，会感到满意，也会感觉不满意，这中间就包含着他对这件“艺术品”的评价。甚至，这块石头握在他手里，产生的舒适或不适的手感，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从这点看，艺术观念的历史虽然肯定晚于艺术的历史，但其晚出的时间也就在艺术制作向艺术观照过渡的顷刻。据此，如果说中国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期，那么它同样也就是中国艺术观念史的起点了。
但是，说中国艺术的起点同样是艺术观念的起点，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却无法与中国艺术观念产生的实际状况相适应。这是因为，作为艺术的上古器具以物态形式呈现，是具体的；而艺术观念则往往以思想的方式被表达，是抽象的。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遗存至今的远古器物体验那个已逝时代的艺术巧思，但却很难真正了解那一时代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围绕这器物产生的具体看法，因为这“看法”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已随着人肉体的死亡而化为虚无。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形态的艺术观念，它的存在就是有前提的，即：思想必须找到它的载体——文字，才能使艺术观念摆脱虚无性，变得有史可证。据此，艺术观念史与艺术史在理论上同步的可能性，也就不得不让位于文字对人的艺术观念形成有效记录的现实。易言之，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设定艺术史和艺术观念史几乎同步，但可以被后世认知和论述的中国艺术观念史，则必然出现在殷商以后。因为唯有到这一时代，中国才产生了最早的文字，即甲骨文。同时，在甲骨文中，艺（）、乐（)、舞（）等与艺术相关的文字均已出现。按照中国文字象形、指事、会意的构字法，可以借此理解中国社会早期对艺术的认识。这应该是中国艺术观念有史可稽的萌芽。尤为重要的是，殷商一代，不仅出现了文字，而且存在由文字联缀而成的记录生活和时代精神状况的文献。如《尚书·多士》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如果这些文献有遗存，研究殷商时代对艺术较成体系的看法将是可能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殷人“有册有典”，这些典册却没有得到有效保存。今人整理的种种甲骨文献，其中也缺乏对艺术的自觉论述。也就是说，我们固然可以根据文字构造法和甲骨文献了解那一时代对艺术的基本看法，但想借此复原出那一时代成系统的艺术观念却几乎缺乏可能性。与此比较，历史发展到西周时期，此项工作将变得相对容易。这是因为，后世不仅有关于这一时代的大量考古文献（青铜铭文）出土，而且许多传世文献也得以留存，如《尚书》、《诗经》、《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另外，《左传》、《国语》及《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也有大量关于这一时代艺术状况的追述。更为重要的是，到了西周，统治者开始把艺术当成治理国家的手段，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由此形成的“礼乐政治”，使艺术获得了超越艺术之外的崇高价值，并因此开了后世中国艺术功利主义的滥觞。比较言之，如果说根据甲骨卜辞整理出殷商时期的艺术观念仍是困难的，那么到了西周，这一工作的可行性则大大增强。甚至可以说，西周这一崇尚礼乐的时代，本身就是被艺术建构的时代。与此相关的对艺术的看法，既包括审美，又指向社会政治、伦理。这是一个政治礼乐化、礼乐政治化的时代，它铸就了中国社会数千年不变的艺术政治化传统。由此看，说西周时期是中国后世数千年主流艺术观念的奠基期，一点也不过分。
来源于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转自法政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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