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是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1967年9月3日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父母为亚美尼亚人。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于1992年至1993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1993年起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并于2000年晋升为正教授。2005年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

阿杰姆奥卢是一位兴趣广泛、著作等身的天才经济学家。他最初致力于劳动经济学，此后又投身于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几个不同研究领域中都做出了显著贡献。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在克拉克奖颁奖词中对阿杰姆奥卢不吝赞美，认为他对“制度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所进行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已经对这些领域中的其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将按照颁奖词所提及的主要贡献及其相关文献对阿杰姆奥卢的获奖成就进行评介。

一、劳动经济学：技能获取和技术革新

阿杰姆奥卢最早研究的是劳动经济学这一传统领域。他在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般技能投资不足和雇主赞助工人培训，以及直接技术变革和工资不平等问题，初步展现了他视角独到、观察入微的特有研究风格。

阿杰姆奥卢在《不完全劳动力市场中的培训和创新》（Acemoglu, 1997）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标准贝克尔人力资本模型。他发现由于该模型假设条件的限定，会导致一些结论不够正确。因此，他放弃了完全劳动力市场标准假设，引入失业工人搜寻成本的概念，展开对于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培训和创新决策的分析，并且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工人缺乏对一般技能培训进行投资的合意激励，因为他们预期雇主将会获得培训所带来的部分生产力收益。这种一般技能培训低效率现象的出现，既不依赖于工人和雇主间的契约不完全，也不依赖于信用市场不完全。虽然在竞争性市场中工人会承担全部一般技能培训费，但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则会承担工人的部分培训费。第二，创新与培训间的相互影响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状态，导致出现多重均衡。当工人预期企业将采用更多新技术进行创新，并在未来支付他们更高工资时，他们就更愿意承担一般技能培训费用。相应地，当企业预期工人会更多投资于一般技能培训，未来劳动力技能水平会更高时，企业也就更愿意进行创新。反之，如果企业不愿意进行创新，而工人选择保持低技能水平时，失败的均衡就会出现。多重均衡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而导致的，它并不依赖于技术溢出或者总需求外部性而存在。

在《企业为什么进行培训？——理论和证据》（Acemoglu & Pischke, 1998）一文中，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对标准贝克尔模型做了改进，他们加入了雇主对工人能力认知信息不对称和其他限制工人流动性的变量，提出并检验了工人不需要承担一般技能培训费的新培训模型。当某位雇主认为他比其他雇主更了解工人能力时，这一信息优势使得该雇主拥有了对工人的事后买方垄断力，并激励该雇主为工人提供赞助培训，尽管这可能只是一般技能培训。根据这一模型能够得出多重均衡。在一种均衡中，如果工人内源辞职率较高，那么雇主垄断力有限，雇主赞助培训也会更少。而在另一种均衡中，如果工人辞职率较低，那么雇主赞助培训也会更多。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主要是通过对德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结构进行研究，得出了新人力资本模型。在德国，企业自发为工人提供赞助培训。虽然这些项目提供的是非常一般的技能培训，但这与一般技能培训非常有限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却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认为，这一模型比标准贝克尔模型更有意义，因为根据新模型不仅能够推导出企业会赞助工人的一般技能培训这一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能够从辞职决策和具备一般技能的备选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得出多重均衡。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随后发表的《工资结构和对一般技能培训的投资》（Acemoglu & Pischke, 1999）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造成了工资结构扭曲，企业就更可能承担工人一般技能培训的费用。其原因在于，工资结构扭曲会导致工人的一般技能实际上成了企业的“特定”技能。因此，当工资结构扭曲偏离竞争性结果而有利于非技术工人时，企业就可能会对工人的一般技能进行投资。企业自发对工人进行培训并不需要工人受到信用限制，因此信用市场不完全既不是企业自发进行培训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问题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上摩擦和管制的形式。存在更多摩擦和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更多地激励企业自发对工人进行培训，这些与标准贝克尔模型的结论大相径庭。实际上，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和管制会影响工资结构，这对人力资本投资和融资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该理论部分解释了现实中一般技能培训存在的国际差异。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把德国的学徒体制和美国企业为工人提供职业和技术培训而不降低其薪酬的现象作为证据，证明他们所强调的摩擦和管制是现实存在的。事实上，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更多摩擦和管制，工资结构更加扭曲，因而企业对工人进行的一般技能培训会更多。这些现象都与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的理论相吻合。

阿杰姆奥卢在《为什么新技术弥补了技能的不足？——直接技术变革和工资不平等》（Acemoglu, 1998）一文中，通过设定企业会根据备选工人的技能分布情况选择技术水平，从而将技术变革内生化了。阿杰姆奥卢指出，劳动力资源中的技术工人比重高意味着，技能互补技术占据了较大市场规模，而且促使技术工人较快地提升了生产率。因此，虽然短期内的技能供给增加会减少技能报酬，但它诱致了弥补技能的技术变革，因而将增加相应技能的报酬，最终甚至可能会超过其最初报酬。

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毕业生和其他技术工人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工资有显著增长。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技能和新技术相互弥补的直接结果。然而，人们并不太清楚新技术弥补技能的原因，因为历史上不乏新技术依赖技术劳动力才得以发展的例子。更一般的，发明和技术改进是选择过程的结果。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可能已经选择发展了或者试图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因此，分析技术变革的程度和方向都是必要的。简单来讲，这意味着探求“为什么技术会弥补技能？”阿杰姆奥卢对此进行研究后则发现，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由不同发明的市场规模所决定的。当劳动市场上技术工人比例更高的时候，技能互补的技术市场规模更大，因此会为提升技术工人生产率付出更多努力，新技术对技能就有弥补作用。

阿杰姆奥卢根据这一发现建立了模型并得出结论，技术工人比率的外生增长或者技能获取成本的减少会加剧工资不平等。技能收益的变化路径可能是首先会下降，然后会大幅上升。这些结论与美国的经验事实相一致。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美国劳动力资源中的大学毕业生比重大幅上升，这先是迫使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下降，后来又把他们的收入提升到比此前高得多的水平上。因此，阿杰姆奥卢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劳动力资源中大学毕业生比重的快速增加，不仅可能是70年代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偶然原因，还可能是80年代美国工资不平等大幅上升的偶然原因。

阿杰姆奥卢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系列研究，成功地为劳动经济学引入了比标准贝克尔模型更具现实意义的一系列模型，进而带动了大量相关实证研究。

二、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失业

阿杰姆奥卢始终如一地努力探寻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在一系列论文中深入探讨了从博士阶段就开始涉及的投资、经济增长、失业和技术等多个宏观经济领域重要命题。

（一）投资和增长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普罗米修斯是偶然解放的吗?——风险、多样化和增长》（Acemoglu & Zilibotti, 1997）一文中, 提出了一种把市场不完全程度、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发展理论。他们发现，在一个将微观非凸性和不确定性相结合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将与机遇多样化和资金有效使用同步。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不可分割项目的存在限制着经济所能达到的风险分散程度。人们避免高风险投资的意愿减缓了资本积累，特定风险无法分散则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首先是产出长期不确定的原始积累阶段，其次是起飞和金融深化阶段，最后是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在原始积累阶段，“幸运”的国家不但花费时间较短，而且能够更快地发展。他们使用该理论详细描述了原始积累后怎样伴随着起飞和金融深化，怎样会起飞失败，怎样伴随着经济发展来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怎样在多样化机遇增加的同时提升内在生产率。

对此，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得出结论，虽然所有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且没有技术外溢，但由于个人没有考虑自身对他人机遇多样化的影响，因此分散均衡是无效的。一次历史性冲击在资本市场中产生的有利增量可能具有自身激励的作用，其自身就能通过分散风险和提高预期收益等机制，激励更多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推广到国际资本流动下的经济中也是适用的。

（二）直接搜寻和失业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存在摩擦的搜寻模型分析就业和失业问题，这些模型通常能够模拟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定情况，但在其他情况下结果却大相径庭。为解决这一问题，阿杰姆奥卢设计出一个对劳动经济学家特别是宏观导向的经济学家非常有价值的全新劳动力市场模型，这样即使在最简单的均衡中，应用这一模型也能得出大部分相关特定结论。

在《有效失业保险》（Acemoglu & Shimer, 1999）一文中，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应用搜寻理论构建出了一个可控的风险规避者搜寻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设定，工人首先要对不同企业的特征有所了解。此后，工人会向其中一小部分企业提出求职申请。确认直接搜寻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该模型拟合特定事实的能力。风险规避者的增加促使工人寻求失业风险较小和薪酬较低的职位，企业则创造出薪酬和资本密集度都较低的职位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风险规避者的增加降低了工资、失业和投资。失业保险的作用则相反。参保工人寻求具有高失业风险的高薪职位，企业也根据他们的需求，创造出他们期望获得的工作。因此，失业保险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失业。在工人是风险中性者的经济中，无须任何失业保险就能获得最大产出，但在工人是风险规避者的经济中，需要失业保险水平为正才能获得最大化产出。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里，适度的失业保险不仅提高了风险分担水平，而且能够增加产出。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发现，尽管经济存在潜在非凸性，但使产出达到最大的失业保险水平仍然存在。虽然失业保险存在有益作用，但这一模型并没有使政策的提供变得清晰易得，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私人部门不能提供失业保险。经济学界一般会强调产出和失业保险提供的风险分担之间的替代。然而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却指出，劳动力市场上一般均衡的相互作用能够动摇这种认识。由于不完全保险和风险规避会导致经济生产方的扭曲，失业保险则会促使企业提供更多投资并适度增加产出，因此失业保险是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最佳工具。

实践证明，该模型的成功之处在于其直接搜寻理论，其最现实的优点是所有结论都可以通过静态模型来获得，因而很容易应用到搜寻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其他问题中。此外，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的研究还包括对现有搜寻理论的方法论改进。他们最先利用风险规避、不完全保险市场和内生的工资、生产率、消费和储蓄得到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阿杰姆奥卢后来对模型进行了许多改进，并且引发了这一领域中广泛的实证研究。

在《工资和技术分散》（Acemoglu & Shimer, 2000）一文中，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提出了企业制定技术决策和发放工资的模型，解释了面临同样机遇的企业为什么会使用不同的技术，并为工人提供不同的工资。他们假定工人必须付出搜寻成本来收集职位信息，并且利用这些信息提出求职申请。在均衡状态下，一些企业采用高固定成本和高生产率技术进行生产，并为工人支付高工资，迅速弥补工人职位空缺。另一些企业则较少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支付的工资也较低，主要雇佣的是普通工人。在均衡状态下，工资分散的机会影响不到那些不关心能否收集到职位信息的工人，而消息灵通的工人则会离开那些不关心工人工资和技术选择的企业。因此，在局部均衡中，搜寻活动似乎是工人的寻租行为，而在一般均衡中，搜寻活动则可能会是增进经济效率的。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这一模型中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就是将企业的技术选择和劳动力生产率内生化了。依据该模型得出的均衡条件，即便在所有企业劳动力生产率都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同样技能的工人也会出现工资分散。导致工资分散的同一力量也导致了内生技术分散，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将为具有同样技能的工人支付更高工资。此外，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最令人称奇的结论则是工资分散和技术分散的有效性。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价定律对效率而言是必要的，而在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要求对一价定律的偏离。在没有工资分散的情况下，工人不会充分进行搜寻，劳动力竞争也较少，这扭曲了资本劳动力比率和企业进入门槛。工资分散激励工人进行搜寻，并使得经济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事实上，对搜寻进行补贴增进了经济的福利。

三、制度经济学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几篇宏文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人们以往所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他们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纳入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巧妙地建立起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在制度变量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这一竞技场中拔得头筹。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差异是国家间人均收入显著差异的根源。然而，对于是什么决定了制度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他们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通过隔离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差异来评价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非常难以实现。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1）一文中，创造性地以欧洲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国家的死亡率差异为依据，深入研究了不同殖民政策如何形成不同制度，不同制度如何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而评价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殖民地经历的差异是这些国家制度外源性差异的来源之一。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的理论建立在下列假设基础上：（1）欧洲宗主国采取的不同殖民政策形成了殖民地的不同制度。其中一种极端情况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历。欧洲殖民者在这些殖民地定居下来，建立起加强法律规章和鼓励投资的制度。另一种极端情况则是刚果或黄金海岸和秘鲁的经历。欧洲殖民者为了尽快将资源运回宗主国，在这些殖民地建立起攫取性的制度，而这些制度阻碍了殖民地的投资和经济发展。（2）欧洲殖民者采取的殖民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建立定居点的可行性决定的。由于欧洲殖民者无法在死亡率高的地方定居下来，因此就更可能在该殖民地建立攫取性的制度。（3）这些早期制度的影响（由于路径依赖）一直延续到现在。决定欧洲殖民者能否能在殖民地定居的因素对殖民地的现行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把这些行为差异作为评价制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外生变量，并用图解的方式将上述假设概括为：潜在的殖民者的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行制度→现在的经济绩效。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使用17至19世纪欧洲殖民者的士兵、主教和航海者在殖民地中的死亡率差异作为对现行制度进行研究的工具变量，进而得出“制度对人均收入有重大影响”的结论。他们指出，在经济绩效与殖民地和欧洲定居点的士兵、主教和航海者的死亡率之间，欧洲定居点与早期制度措施之间,以及早期制度与现行制度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他们也证明，这种相关性不是由纬度、气候、现行疾病环境、宗教、自然资源、土壤质量、种族语言和人种组成等外部因素驱动的。既然殖民者死亡率可以说是外生的，因此就可以作为隔离制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有用工具变量。殖民者死亡率通过制度而不是其他变量对人均收入产生影响。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强调，殖民地经历只是诸多影响制度因素中的一种，他们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今天这些制度主要由殖民政策决定，而且不能改变。事实上，他们指出，以上结论证明制度改善会带来可观经济收益，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也指出，许多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尚未得到解决。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看作“黑箱”。虽然降低财产征用风险会使得人均收入产生显著收益，但是他们的结论并未指出具体什么步骤能改善这些制度。财产征用风险、加强产权或法律规则等制度特征应当被看作是博弈均衡的结果，与均衡相关的是总统制和议会制这些可以直接改变的更加基本的“制度”。而详尽探讨更加基本的制度对产权和财产征用风险的影响，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该文的理论和结论都非常具有开创性，而且富有争议。学术界在深受激励之余，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在《财富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布的地理与制度决定》（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2）一文中，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与“地理决定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1500年曾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则是相对贫穷的，这一“财富逆转”观点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500年前居住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人比居住在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拉丁美洲南部地区的人富裕得多。而在过去500年里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中，有些在1500年曾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则变得相对贫穷。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运用代表经济繁荣程度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指标对这种财富逆转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殖民国家对待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国家与对待贫穷和人口稀疏的殖民地国家的政策不同。殖民国家对前者采取了攫取财富的政策，而对后者则采取了鼓励投资的政策。

这种相对收入逆转的现象，与用地理因素差异解释国家间的巨大收入差异，进而预测经济绩效会具有高度持续性的简单地理假设的结论并不一致。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进而指出，这种收入逆转现象的时间和本质也没有给强调地理时间变化效果的复杂地理学观点提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500年中这种相对收入的逆转效应恰恰反映了制度（欧洲殖民主义引起的制度逆转）对现今收入的影响，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这一发现不仅对理解过去500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而且对评价长期经济发展的不同理论都具有借鉴价值。

为什么欧洲殖民主义导致殖民地制度的逆转？这种制度逆转怎样导致了不同殖民地相对收入的逆转和此后人均收入不同程度的分化差异？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认为，这种制度逆转产生于不同环境下可供选择的不同殖民政策的获利性。在经济繁荣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欧洲人引入或保持业已存在的攫取性政策，利用现有的税收和供赋的体系强迫当地人在矿井和种植园中工作。反之，在早期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欧洲人则大量定居下来，建立起私人产权制度，为广大社会部门提供产权保障，以鼓励商业和工业发展。这种制度逆转播下了此后相对收入逆转的种子。但更可能的是，这种制度逆转和后来的收入分化都源于19世纪工业化机遇的出现。虽然那些拥有攫取性制度或者森严等级制度结构的社会可以相对有效地利用农业科技，但工业技术的传播则要求整个社会——跨部门小股东、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广泛参与。因此，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有着关键作用。工业时代为那些拥有私人产权制度的国家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与这种观点相一致，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证明那些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更好地利用这一机会实现了工业化（工业革命）。

西方国家兴起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5）一文中继续深入解释了大西洋贸易是如何促使现代欧洲兴起的，这使得该文迅速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1500年到1850年间，参与到大西洋贸易尤其是参与殖民主义和远程大洋贸易的欧洲宗主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西部）欧洲的兴起。特别是大西洋港口城市，明显比包括地中海沿岸城市在内的其他西欧城市增长得更迅速。1500年到1850年间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临近大西洋的西欧国家和港口城市的兴起。

大西洋贸易和相应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发展，还通过诱致制度变革间接影响了欧洲发展。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新商人阶层的实力通过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西洋贸易增长得到加强，这使得他们能够要求、获得并维持能保障自身产权的制度变革。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那些现有制度能够监管君主权力特别是限定君主跨洋贸易活动控制权的宗主国才发生了最显著的制度变迁，并且获得了最可观的经济收益。制衡制度能够限定君主对海外贸易活动的控制权，这样就保证了宗主国的新商人阶层能够从大西洋贸易中收获巨利。因此，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认为，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末期制度和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经济机遇相互影响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四、政治经济学

阿杰姆奥卢在政治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开启了对政府政策动态形成过程以及无效率政策持续性等政治制度的研究，着重强调了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

在《无效率再分配》（Acemoglu & Robinson, 2001）一文中，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指出,许多理论解释了政府为什么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然而几乎没有合适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政府这种再分配往往会以社会无效率的形式出现。他们在文中提出了一种无效率再分配理论，并且指出这种无效率再分配的形式是保障以下几种情况中政治权力的工具：（1）政治制度不能令人信服的执行未来政策；（2）集团的政治影响依赖于它的规模。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指出，在一个缺乏对未来政策做出约束能力的政治体系中，集团权力的动态性是重要的。因为集团将采取的行动不仅是为了增进他们今天的福利，而且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从而在未来能够根据自身利益来影响政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而如果不考虑未来的情况，当前这一行动未必是最优的。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指出，集团的政治影响依赖于它的规模——这在民主体制中是一个自然假设，无效率再分配理论可能是对这一情况的最适宜解释。这是因为对边际部门而言，无效率再分配政策比有效率再分配政策使得留在集团内或加入集团更具有吸引力。

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农业、贸易和劳动力市场中无效率再分配政策的选择，因为他们提出的解释与农业、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带来的政治经济再分配的多种事实一致。他们的模型也隐含着对较少具有特定性的部门而言，生产要素更可能会发生无效率再分配的结论。阿杰姆奥卢和合作者的理论主要关注无效率再分配，也就是为什么要补贴那些行为将受到扭曲的集团的问题。不过他们也指出，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释有效调节问题。例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效率再分配保证了农场主的政治权力，但它可能会吸引比现有农场主保证权力所需要的更多部门进入农业，而这将分流农场主的财富。因此，在对生产或田地采取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补贴对限制额外进入是有帮助的。

著作选目：

（作者：王盛，原标题：《2005年度克拉克奖得主埃斯莫格卢获奖学术贡献评介》,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7期，对原文有所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