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文
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
“赢者通吃”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似乎势不可挡，与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恶化。如果我们以处于财富顶峰的富豪作为参照系，也能大致看到这其中的变化。十八、十九世纪时，中国富豪的财富以万两银子作为基本计算单位;英国商人把百万英镑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1800年前后整个美国社会的货币供应大约是280万美元，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个人财富在那时如果能达百万美元，他毫无疑问能进入当时的首富榜。
如今，中国首富的计算单位不再是“万元户”级，而是数百亿级;在美国，盖茨是首富，财富超6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个社会都有赤贫阶层，他们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层，收入和财富几乎一直为零。
因此，中国也好，美国、英国也好，财富和收入从最高到最低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许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当然，富豪财富计算单位从以前的“万元”级转变到今天的“百亿”级，肯定和各国货币体系从金银本位到信用货币的变化有关，财富数量级的提升有相当一部分是“虚的”，是因为货币被滥发灌水贬值所致。但财富分布、收入分布的恶化也是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难以否定。
那么，收入差距的扩大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贸易者所说的，是因为全球化?还是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推动者所指责的，是因为现代资本家的“道德沦丧”、“过度贪婪”?还是像英国《金融时报》等国际媒体所指责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点燃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在理论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对资本主义的再反思。
在人类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这是第三轮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第一轮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第二轮是经济大萧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么，这一轮反思的结果会如何?是否会终结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取而代之的又会是什么?在我们都关心收入分配话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是认清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些特征是之前没有的。只有认清之后，政策决策才可能对症下药，避免不着边际甚至帮倒忙。
在本文中，我不试图对未来的走向做预测，而是希望通过分析现代经济的特征，尤其是许多现代行业的商业模式以及资本市场提供的财富实现手段，来证明如下结论：
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因为现代资本家比以前“道德沦丧”，不是因为现代企业家更加贪婪，而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
各社会的制度不同，收入差距的程度当然也各异。特别是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定价机制中的角色越大，社会群体间的收入机会就越不等，掌握权力或贴近权力的“特权”群体就越能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例如，政府可以规定只有北京出生的人才能进入金融和电力行业，而湖南人只能种田，这样，北京出生的和湖南出生的人之间，收入机会就会有天壤之别。我过去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权力越大的社会，往往也是收入机会越不平等的社会。在从制度层面找原因之前，我们先看看现代技术带来的收入机会差别。
以腾讯公司为例，虽然这个互联网公司成立于1998年，但13年后的2011年，收入已达280亿元，利润接近120亿元。按照1万名员工计算，腾讯人均创收280万元，人均利润120万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在4万亿元左右，按3亿农民计算，人均创收1.3万元，不到腾讯的二百分之一。这样一来，农民收入远低于腾讯员工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腾讯的创收能力超越农业这么多?是否跟收入分配制度、跟贪婪有关，即腾讯的员工比农民更贪婪呢?其实不然。关键是农业跟腾讯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两者的产出函数不一样。
农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这限制了农民创收空间。如果种一亩地需要花100小时劳动、200元种子和肥料成本，最终产出100公斤粮食，那么，要生产1000公斤粮食，就需要种10亩地，投入1000小时劳动、2000元种子和肥料钱;为了生产1万公斤，就需要种100亩地、花1万小时……
不能因为这亩地种好了，下一亩地就可以少花劳动时间或肥料成本，每亩地所需要的劳动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独立的，这就使农业生产难有规模效应。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即使不睡觉不休息，农民的收入也难以逃脱产出跟投入间线性关系的约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几千年来没有农民靠种田种出亿万富翁的原因。
而腾讯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腾讯的虚拟衣服、虚拟装饰、虚拟家具等，都是如此。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弱，赚钱能力空前的高。
微软的商业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一旦微软把系统软件开发好(这当然需要成本投入)，它卖一万份还是卖十亿份，总体成本差别很小，因为每一份的边际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比起零制造成本的腾讯QQ虚拟衣服、虚拟帽子，微软还是要为每一份软件付出硬盘、刻盘、包装、邮寄成本等。
金融服务业的产出与投入关系跟腾讯的也很类似。
比如，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帮客户张三公司融资1000万美元，为了尽职，可能需要一个10人团队花十天时间;而另一家客户李四公司需要融资10亿美元，为了尽职，高盛可能也会派一个10人团队花十几天时间，成本基本不变，但收益却高100倍。正因为这种规模效应的差别，高盛可能不会做1000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单子，金额太小对他们不合算。这也说明投资银行的收益跟成本之间是非线性关系，甚至两者间是没太多关系的。
基金管理行业也是如此，像对冲基金或者私人股权基金，可能整个公司只有15到20人，这个团队可以管理2亿美元，也可以管理20亿美元。因为一旦他们决定投一个公司的股票，投10万和投1000万美元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时间完全一样，管理2亿和管理20亿的运营成本类似，但利润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的公司赚得很多，年收入几百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远远高于传统农业甚至手工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别的规模效应和金融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金融交易的本质是其价值创造不完全取决于劳动时间，也不完全取决于成本的投入，而是取决于金融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包括他们所受的教育、积累的经验、组织能力、个人情商、个人诚信和人脉关系网络等。
既然金融交易具有上述的规模效应，为什么华尔街公司不能少收费，特别是随着交易金额的递增让单位交易额的收费下降呢?这不是证明他们过于贪婪吗?
其实，这涉及到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问题，只要金融行业对新手是开放的，只要监管没有苛刻到新手没机会进入华尔街，那么，如果现有公司能够继续高收费，就说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其他人无法获得的市场优势。只要这种市场优势是竞争中建立的、不是靠行政垄断或法律垄断获得的，只要其他人有机会自由进入华尔街，这种高收费高收入就不存在贪婪或剥削。能够收费高，说明交易的对方得到的收益也高，否则对方不会参与交易。
金融交易除了具备类似腾讯的规模效应外，还因为其对信任的超级依赖，使得这个行业更趋向于“赢者通吃”。
金融交易从本质上都是跨期价值交换，把今天的价值跟未来的价值进行置换，或者把未来两个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交换，所以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跨期价值交换契约。而这种跨期交换契约是否信得过、是否值钱，完全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可信度，取决于金融中介的可信度。
对于这种超级依赖交易各方可信度的交易来说，已经经过多年风吹雨打的百年老店们就显得格外“值钱”。在金融消费者看来，一个华尔街公司存在的年份越久，其可信度就越高，就越靠谱。金融市场对信用、信誉的极度依赖决定了已经历史悠久的华尔街公司总是占据优势，后来者总是面对极高的门槛，更显得“赢者通吃”。
华尔街收入高，只能说是现代金融市场的特征所致，而不能因为收入高就断言华尔街更贪婪。
有人可能会说，在政府管制不过分的情况下这些行业的就业对谁都开放，但毕竟高科技公司、华尔街的公司都要求很高的教育背景和人力资本，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能进入，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就只能从事传统的低收入行业，他们的收入也增长缓慢。所以，为了防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就该对其收入设上限或者多征税。为什么政策思路非要通过打击能者来使其向弱者靠拢，而不是通过专业教育提升竞争失败者的人力资本，同时由政府给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呢?
如果强行对华尔街的收入设限，那只会打击其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社会与经济所需要的金融供给就会受挫，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现代经济不仅对类似腾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依赖度越来越高，对华尔街金融经济的依赖度也在日益上升，华尔街对现代经济是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产出是投入的线性函数不只是农业的特征，许多传统行业也如此。
新闻媒体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般的新闻稿子需要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后基本没有再使用的价值，又得写下一篇文章，这样每篇文章就像农民的一亩地，文章之间虽然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没有协同效应，但协同效应很有限，每天的新闻稿子还是要日复一日地写。很少能因为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后天少写，除非报纸杂志的广告收入能不断增长，否则传统纸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间接近线性关系。这或许是在互联网媒体兴起之后纸媒正被不断挤出的原因之一。
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产规模优势迫使其供应商降低价格，这些都能降低产出跟投入间的直接关系、帮助提高制造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最终逃不开每件产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实。
以汽车制造为例，虽然制造商可以压低发动机、车身、刹车、轮胎等部件的进货价格，但毕竟每生产一辆汽车都必须用上这些部件，每生产一辆汽车的边际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说，虽然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每辆汽车的边际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后，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增长就受到新的约束。
波音公司在世界飞机制造业独一无二，它雇用了16万名员工，其公司市值才540亿美元，加上120亿美元负债，相当于16万人经营660亿美元资产。相比之下，Bridgewater As-sociates是对冲基金行业佼佼者之一，有1200名员工，但管理的资产为1250亿美元，是波音公司市值的两倍。而Blackrock是综合性基金管理公司，员工9000人，管理3.5万亿美元的资产。在新型高科技行业中，谷歌有2.5万名员工，市值2000多亿美元。
正因为制造业跟腾讯、华尔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点，使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跟新型行业相提并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新型产业、金融行业跟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并非像大众媒体和政客们说的那样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或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现代产业具有全新的特征。
只要这些行业对各社会群体是开放的、机会是平等的，就不能因为张三有本事进去而你没相应人力资本进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预、多对他们征税。
姚明在退出职业篮球赛之前，平均每打一场球的收入是25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近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对于习惯于劳动价值论的人来说，打一场篮球赛赚25万美元，怎么也难以从劳动时间和强度来解释。
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意义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即使相对于同时期美国和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数，70年前篮球球星的每场球赛收入也不会是当时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或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的劳动价值论计算，一项经济活动的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乘以单位劳动时间的平均社会成本，那么，姚明一场球赛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国姚明级别的人每小时劳动成本为1000美元，一场球赛按两小时算，也就是2000美元。
当然，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办方没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美国与中国观众打的，这些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视频观看实况，也可以在比赛之后通过互联网下载观看。
这种因为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价值。
所以，姚明每场球赛的收入这么高，倒不是他比过去的球星多做了什么，而是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帮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资本增值，让他的劳动所能带来的价值大幅提升。
换言之，现代技术和全球化使“赢者通吃”更上一层楼。
过去，各城市、各地区都有当地的篮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虽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赛，但是由于交通运输障碍、电视与视频的不存在，绝大多数球迷的梦想不可能成真，因为世界明星不方便经常到各地去参赛。所以，以前大家只能在当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赛，不会太过瘾，但比起没有比赛可看还是好了很多。当然，这样一来，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铁饭碗，不用担心世界球星抢走他们的本地球赛机会。
可是，今天的电视和互联网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本地球手比赛越来越没人看了，更没人愿意花高价买门票了。从小打篮球、打排球的人要么进入国家级、世界级，得到类似姚明的高收入，要么就很快改行。在姚明们和普通职业球手之间，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他们的收入差距比几十年前拉大了许多倍。
而唱片、录音带、影碟的出现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买唱片只买全国明星、世界明星的，看电影也只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互联网下载的便捷之后，演艺界在全球范围内“赢者通吃”的局面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级明星和非明星之间的机会鸿沟、收入鸿沟被大大拓宽了。
这种现象不局限于体育界、演艺界，甚至学术界也如此。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群体里，也是“赢者通吃”局面日益加剧。
记得原来从北京到长沙，哪怕是特快火车也要将近一天时间，这意味着以前在湖南的经济和商业会议上，主讲嘉宾很少是来自北京的全国知名经济学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专家。因为从北京到湖南、再从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两天火车，加上开会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时间，漫长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经济学家也很难一年跑遍全国各地进行会议演讲。
今天，飞机大大缩短了全国各地间的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我碰到几位全国知名经济学家同仁，他们日理万机，一天出席多场会议演讲(包括笔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周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讲，下午在东京演讲，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别有两个会议演讲，周一上午在天津会议演讲，完后奔机场，于下午两点钟赶到上海的会议演讲，晚上又要从上海飞深圳，周二上午在那里发言，之后又是哈尔滨，等等。
按照这样的行程，单个知名经济专家在三天里可以去六个省市，出席至少六个会议发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时间才能去一个省市。可见，现代航空交通使专家学者的生产率提升了至少五倍，他们能跑遍的省市数量和参加的会议数量翻了许多倍。
这样一来，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也是“赢者通吃”，挤掉本来有不少演讲机会的各地专家，让少数全国有名的专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专家的收入机会相对减少。
由此看到，专家学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水涨船高，各种会议的数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国知名专家一天跑三个省市，他们也无法囊括所有会议演讲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高速增长后，全国性赢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但其他专家的机会也会比以前好很多，只是相对于最顶尖的专家，收入的距离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术、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拓展了人生阅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马行空”、“日理万机”不再是抽象的夸张隐喻，而是我们每天的真实生活。
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许多其他后果，其中“赢者通吃”被不断延伸，先是地区内的“赢者通吃”，后是省市范围内的“赢者通吃”，再后是全国范围内的“赢者通吃”，现在是全球范围内的“赢者通吃”，与这一不断延伸的过程相伴的是赢者与非赢者间的收入距离变得越来越大。
这是贪婪、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还是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的必然副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否则我们就会对当今社会、经济做出误判。
在传统的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社会，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机会。
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那时没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集团公司，任何规模化的家电日用品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实现。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和驴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
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容纳多家杂货店。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
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对于任何良序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会是他们自然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或者种田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
像十九世纪中国首富胡雪岩，的确超级富有，但红顶商人不代表社会中千千万万夫妻店阶层，他们是靠官商勾结，做军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连的生意而成，或者干脆就是官商，通过贪污贿赂积累巨额财富。在官商之外的广泛社会，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没那么离谱。在我们的记忆中，传统社会温情脉脉，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万万夫妻杂货店、夫妻餐饮店，这些夫妻店是中产阶级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双赢。
规模化零售也给社会带来挑战，它们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从生产厂商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它们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能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它们进货没有砍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作“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难以扩大。
餐饮行业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等连锁餐饮公司，因其规模优势，能把各类食物原料进货价压到最低，而夫妻餐饮店却不能。这势必造成传统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连锁餐饮公司取而代之。还记得《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吗?不管是武大郎开的酒店还是饭馆，都会分别被连锁酒店和连锁餐饮取代，武大郎开店实实在在地成了历史。
在许多“勉勉强强”小规模创业机会不复存在后，张三李四们当然可以挖掘其它创业机会，也可选择成为国美、华联、沃尔玛、俏江南、如家连锁酒店的职员：只要这些连锁公司的收入在增长，张三李四们的工资也能增长，只是他们不再拥有经营性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不同。
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这些年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由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让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
只是这种分化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而来，而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了进货成本和改善了运营效率。这样，他们比传统夫妻店更能给消费者优惠的价格、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商品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挤掉了众多夫妻店，扩大了社会财富差距，但这是“创造性破坏”，而且其背后并没有剥削，也不一定是贪婪使然。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扩大也跟资本市场有关，而由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差距表象对社会不是坏事，而是积极的事。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又对比一下。在缺乏资本市场的社会里，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有钱”、“财富”更多指“过去的收入”。毕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累积到最后，个人财富、家庭财富最多如前面所说，以“万两银子”计算，不会以“亿两银子”计算。
也就是说，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里，不仅普遍显得没钱，而且即使一个创业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马化腾，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创业的果实。
在过去的世界里，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因此，没有股市的社会里，再有钱的人家也不会离谱地有钱，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场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
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30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实现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
以马化腾为例，从2004年到2011年，腾讯的利润分别为4.4亿、4.8亿、10.6亿、15.6亿、27.8亿、52.2亿、81亿和120亿。马化腾持有腾讯14%的股权，假如2004年至今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说还没办法对腾讯未来做定价。那么，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只能通过过去的收入体现，亦即大约等于过去这些年腾讯的利润总和乘以14%，也就是43.8亿元。
这里，我们当然是假定即使腾讯没上市，其利润也如2004年上市后的一样，这一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但我们不妨以这个为基础计算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尽管这明显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腾讯还没上市，马化腾最多只有43.8亿，这虽然也是巨大的财富，但远远低于他今天近600亿港币的个人财富，这近600亿港币的财富来源于股票市场对腾讯未来的定价。
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一个没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在恶化，这是现实，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致背景。
恶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赢者通吃”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延伸，这样，有能力的群体成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财富;而规模化商业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将许多传统夫妻店挤出，让众多资产阶级加入工薪大军。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往两个极端分化。
但这些因素跟贪婪、剥削没关系，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去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因为抑制革新的动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励都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
各国政府可以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有体面生活的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是上策。除此之外，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是应对现代经济现实的良策。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的价值高于任何时代。
前面谈到的是全球经济现实，就中国而言，收入差距的恶化显然还有其它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三座大山造成了权力关系对收入机会分配的决定作用：
第一，国有资产的垄断地位，包括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的地位、国家对银行以及其它金融资源的垄断、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政府集中拥有这些资源后权力关系的价值就高，权力支持谁发展谁就能发大财，否则寸步难行;
第二，各行各业都充满行政审批，行政管制无微不至，从餐饮、零售到制造业、互联网、电信、能源、金融、银行、基金等，得不到审批就无法开业或扩张;
第三，征税权不受制约，名义上征税是为了转移支付、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财政透明监督的背景下，征税不仅没实现应有的转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给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资金。这些形象工程不仅让资金错配，社会就业被抑制，还让拥有权力关系的群体得到更多超大项目。
在任何国家，政府权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体的收入机会。但是，当政府不垄断金融资源、企业以私有为主、征税权受到制约、行政管制不是无孔不入时，权力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价值，掌握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不见得能轻易成为亿万富翁，行贿的动力不大，权力就不会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
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方面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另一方面各类资源、国民收入和审批权又都掌握在政府权力手中，那么，真的是政府想让谁成为富翁，他就能成为富翁。
在中国，“赢者通吃”也是越来越显著的现象，只是决定“赢者”的第一要素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现代技术、全球化或者规模化商业模式。即使有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现代技术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如果没有权力关系，你未必能成为富翁。
有意思的是，国有银行、国有资产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权力价值的经济基础，现代商业模式使权力关系的经济价值上升几个数量级，而资本市场给权力关系变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当下就能变现。因此，在规模化商业模式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帮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结构。
在我们思考、讨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回到所谓“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到底该侧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须看到现代经济的特征，认清新型行业在创造价值时跟传统产业的差异，否则在政策层面难以对症下药。
尤其是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
当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时，在“政府与市场”中选择给政府更多权力，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转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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