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18年5月30日病逝。
高放教授，是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家、国际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副主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研究所所长，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第一副会长。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
摘要：
治学不为媚时语，“众”寻真知启后人。学者的职责在于以良心、良知发良言，提良策，旨在唤起民众、唤起青年、唤起党团员、唤起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共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群策群力，会引起领导重视，会促使领导采取新的举措。实践证明，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后果是严重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加快政改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我国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从20世纪初起步，北京大学等高校设立政治系。我在1947-1948年就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可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全国解放后政治学学科取消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政法学院没有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是培养财经政法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的综合大学，有外交系、法律系，而没有政治系。十月革命前俄国也有政治系，十月革命后为什么取消了？我在1980年中国政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了一句尖锐的话：“苏联为什么长期不研究政治学？因为政治被1919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垄断了，政治局委员精通政治，不要学者研究、学生学习。”
1980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30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应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应该集中研究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弊病很大，为何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需要学者多出主意。遗憾的是我国有的政治学研究机构、有的政治学学者不重视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把重点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实际上我国政治体制弊端严重，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病主要来自苏联，又加上我国四千多年君主专制体制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邓小平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我认为是“过度集中”，改了一个字。
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应该要有集中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而不是集中制，也不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
3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就是不民主的集中。还有人认为苏联政治体制是高度集中，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苏联政治体制是过度集中。“过度”和“高度”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在特殊情况下，如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战争条件下等等，政治权力应适度集中，甚至高度集中，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权力过度集中就是弊病。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从1924年列宁逝世后全面执政，到1953年逝世，实际上形成了十种政治体制，
我用10句话50个字来概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控制选举制、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
这十种体制对其他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有的国家还加码，改革难度很大。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同波兰党政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我国政治学学者应该多为政治体制改革建议献言。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既迈出大步、小步，又有停步和滞后
回顾历史，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前十年迈出两大步，但是又两次停步不前，甚至后退；近20年来又在三个方面（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各迈出较多小步，取得了不小成绩。
第一次迈出大步是起始于1978年11月-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大步发展了党内民主，打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专断，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
我国是以政治体制改革领头来带动经济体制改革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讲话，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强调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是大抓狠抓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可惜这年年底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使领导人顾虑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导致政局不稳、激烈动荡，开始放慢步伐。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大后退。我这样看法是由于我看到过十二大修改党章的草案。其中提出领导人要有年龄、任期限制，党代会在相隔五年之中先增开一次会议，再过渡到年会制和常任制，设立能监督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等规定，结果都未获通过。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最后只是笼统地规定“任何领导职务都不是终身的”，至今党章还是这么写。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今仍然是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这一点看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进步。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本是1969年党的九大极左路线的产物。
第二次迈出大步是起始于1986年6月邓小平的讲话，到1987年10月十三大后付诸实践。但是到1989年政治风波后戛然止步，又开始后退。邓小平为何在1986年6月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呢？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向商品经济发展，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增多，党政机关权力过度集中，妨碍经济体制改革正常、健康发展。
所以邓小平当时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是党政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