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传统婚礼的“伴娘”与如今的伴娘是一回事吗？传统“闹伴娘”习俗是怎样产生的？它还有机会复兴吗？
文｜汤瑶 赵新宇
闺蜜结婚，请你去当伴娘怎么办？
伴娘礼服虽美，在中国很多地方却意味着极高的危险系数。在这些有所谓“闹伴娘”风俗的地方，伴娘轻则遭到言语骚扰和被迫参加内容猥亵的游戏；重则可能被脱去全身衣物，受到进一步的性侵害。
▍小时候很多人都玩过输了画乌龟的游戏，也叫“画老龟”，中国某地会在伴娘全身画老龟，据说是当地“传统婚俗”
不是每个自愿接受伴娘任务的女性都“自愿”承受这样的人格侮辱，闹伴娘闹到最后，常有不堪凌辱的伴娘选择报警，喜事变成了刑事案件。对于即将承担的法律后果，参与闹伴娘的男宾却往往觉得很委屈，他们辩称这是当地的“传统婚俗”，自己最多算玩得比较过分罢了。
他们的辩解有道理吗？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闹伴娘”的传统婚俗，但它闹的“伴娘”与今天的伴娘却不是同一回事，而是一种很难重现的特殊职业。
若将“伴娘”视为在婚礼中引导新人礼仪的女性角色，那中国古代伴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在婚礼当天，陪伴出嫁新娘的是一位“姆”和数位“媵”。“姆”是新娘的老师，负责教授新人一些基本的礼仪。
“媵”则一般由新娘的侄女或妹妹充任，她们跟随新娘到夫家，协助操持婚礼。但接下来，她们却要在婚礼结束之后——也嫁给新郎。此即先秦的“媵妾制”婚俗，“伴娘”一开始陪伴新娘，就得陪上一辈子。
▍先秦贵族礼仪指南《仪礼》，其中的第二章《士昏礼》，对于当时贵族的婚礼礼仪程序，有着十分详细的规定
进入秦汉以后，这种亲属陪嫁的“媵妾婚”逐渐消亡，女方家的奴婢接下了与之相似的角色，俗称陪嫁丫头，一直延续至近代。与“媵”相关的“伴娘”角色，则逐渐剥离出来，自宋代开始，多由职业女性充任。
▍红楼梦中亦仆亦妾的平儿，王熙凤的“陪嫁丫头”，贾琏的“通房大丫头”
两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富贵人家的女佣大多已不再是人身依附的奴婢，而代之以契约雇佣关系，俗称“女使”。这助长了女性职业的大发展。
据《旸谷漫录》记载，当时东京汴梁城里的中下层居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长大之后，根据姿色不同，教授相应技能，以供士大夫雇用。
“伴娘”也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女性职业人的一种，熟知婚姻嫁娶中的一整套礼仪习俗，备富家取用，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
《梦梁录》中描写的南宋临安婚俗，甚至直接雇用官私妓女。妓女们手捧各色迎亲道具，在女方门前互念诗词，讨要利钱，以取吉利。这些“接引”，“讨彩头”的功能，都为后世的伴娘所继承。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众多“女使”形象，多擅长歌舞乐器
进入明清，伴娘职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地都发展出不同的特色，名称也多种多样，有喜娘、大妗姐、伴房娘、送亲太太、送女客、送嫁娘、倩娘母、陪嫁姆、指导妈、侍妗等种种称谓。
除了熟练操持婚礼仪式，这时期的伴娘还常被赋予另一重要任务：在必要时传授新婚夫妇基本的性知识，并在行房时安抚其情绪，以免新人因缺乏性教育而陷入初夜失败的尴尬，教授场所则通常是门外或者隔壁。依托这种微妙身份，伴娘也成了明清色情小说中的常客。
被宾客“闹”的“伴娘”也是由这种职业伴娘衍生而来。据《清稗类钞·婚姻类》记载，各地曾出现过一种职能和要求都特殊的伴娘，如苏州的部分喜娘，即由年少美艳者担任，“大抵妆束入时，善自修饰，天足细腰，殊可人意”。湖南衡州请伴娘则除了貌美，还要具备才艺，“以容貌清丽歌曲工雅者充之”，耗费颇巨。
然而，主家花费重金聘请这种年轻貌美的伴娘，难道仅仅是为了哄宾客一乐吗？
对于聘请专业被“闹”伴娘的意义，《清稗类钞》记载得很清楚：“伴娘果美丽者，闹房之人视线所集，不于新嫁娘而于伴娘矣。”而且，这种意义是“各省皆然”。
▍《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其《婚姻类》篇对清代各地婚俗记载颇详
所谓“闹房”，即“闹洞房”，是一个至少有两千年历史的婚礼保留节目。东汉仲长统在《昌言》中即批判其为恶俗，说闹房之人手持木棍，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污言秽语戏耍新人，实在有失体统。与后世相比，这种早期的闹法多少还算是“文闹”。
北朝及隋唐时期，流行在女婿回拜岳丈时，女方全家出动持械痛殴女婿，以之为乐。如果恰逢饮酒过量，往往会失手将人打伤，严重时甚至闹出人命。这种略显暴力的“武闹”，当是融合了部分“胡俗”的产物。
与北朝相反，南朝婚俗则更喜欢折腾新娘：在第二天拜见公婆时，客人会站在一边询问新娘子昨夜洞房中事，如果不应答就会遭到鞭打，甚至被倒挂起来。
此后历朝历代的闹房，性色彩一以贯之，乃至出现了男宾群起调戏新娘的现象。当时的情景，从《笑林广记》中一则叫《舌头甜》的笑话中，可以略窥其貌：
新婚夜，送亲席散。次日，厨司捡点桌面，不见一顶糖人，各处查问。新人忽大笑不止，喜娘在傍问：“笑甚么？”女答曰：“怪不得昨夜一个人舌头是甜津津的。”
▍《笑林广记》内容相当接地气，其中很大一部分笑话取材于饮食男女，因此世面上很少见到该书的完整版本
对这场很黄很暴力的狂欢，心怀畏惧的不光是新郎新娘，很多公婆同样不希望自家新人遭受如此蹂躏，尤其是那些讲究男女之大防的诗书世家。于是，又美又通曲艺的特殊伴娘，便承担起转移宾客视线的重任：客人不但可以对其任意调戏，甚至还可以与之发生性关系。根据男方的经济状况，聘请时间少至三五天，多达一两个月不等。由于酬金丰厚，伴娘因此声名狼藉，也在所不惜。
作为帮新娘从婚礼全身而退的有效战术，“闹伴娘”的习俗到民国时期仍然流行。1928 年出版的《苏州风俗》一书，在《婚丧礼俗》篇中写道“···闹者既失新郎，而对于新娘又无可闹，于是不得不闹伴娘。故坤宅伴娘，必择美貌年轻者”。
▍顾颉刚主编，风俗系列之一的《苏州风俗》，因重视田野调查的特点，开一代地方志新风
要消灭这一传统，还得等到 1949 年，那场天翻地覆的革命。
中共建政后，传统伴娘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操持婚礼、教授房事者属于伺候剥削阶级的职业，应该被革命消灭；而专供“闹伴娘”者大多实际就是妓女，更该被收容改造，教其翻身。因为无伴娘可“闹”，“闹伴娘”这一习俗也就走到了尽头。
▍福州喜娘是极少数延续到现在的传统“伴娘”，但经过了很大的改良
然而，革命消灭了“闹伴娘”，却没有消灭闹洞房的习俗。号称要解放妇女的新政权当然不喜欢以调戏女人取乐的旧习气，但革命是围绕阶级斗争开展的，而闹洞房恰恰为贫下中农喜闻乐见又不分长幼尊卑，革命者出于阶级立场，只能循循善诱，不可强力废止。
在 1978 年前的整个革命时期，“结婚三天不分大小”的老规矩都在农村继续留存。在作家浩然发表于 1958 年的小说《新媳妇》里，闹洞房闹得厉害了，可以“把新媳妇的衣服剥下来，或是往鼻子里撒辣子面”，而且“闹的越厉害，主人越高兴”，新媳妇不被闹还会被嘲笑没人缘。
▍以“写农民，为农民写”为创作宗旨的作家浩然，其作品颇具冀东乡土气息
1976 年 3 月，作家耿笑燕的同名小说描述虽不如前辈直白，也仍然提到了这条老规矩。在那个文艺作品随便就能被扣上“抹黑劳动人民”的帽子而查禁的年代，这些描写可以畅通发行，足以说明人民政府对闹洞房的宽容。
虽然在这类革命文学里，身为共产党员的新娘总能春风化雨地成功教育群众，但一旦革命的热浪过去，她们事实上的弱者形态便迅速暴露出来。80 年代初期，小说中恢复了新娘害怕闹洞房时遭到侵犯的描写。
1985 年，新闻也开始报道闹洞房闹出的恶性事件：石家庄 20 多个民兵参加婚礼，闯进新房动手动脚，“新娘被闹得放声大哭，新郎一家苦苦求饶，这伙人却无动于衷，直到闹够为止”，被《中国民兵》杂志刊载消息批评。
但只要事情没闹大，政府对这些习俗也没什么反感，阳原、井陉两地地方志都大方地收录了偷听新房动静翌日取笑的“听房”民俗。
90 年代后期，“伴娘”又再次出现在中国婚礼上，但这时的她们与任何意义上的传统伴娘都没有继承关系，而是在婚礼中与伴郎一起，充当新人仪式性随从的西式伴娘。担任者一般是新娘的亲朋好友或者同学闺蜜，通常为未婚。
▍西式伴娘本是民国洋派人士婚礼中的标配，不过 49 年之后，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道，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几十年
当这些伴娘仅仅与新娘相熟便接受邀请，误打误撞进入“三天无大小”老规矩封存完好的地界。中式熟人社会的狰狞一面就在她身上显露无遗，因为与双方亲友都没有足够交情，她成了这场“不分老少”的闹剧中最缺乏保护的一员，只要场面失去控制，最受伤害的必然是她这个初来乍到、又在新娘之外最为显眼的陌生人。“闹伴娘”最为出格，甚至闹出刑事案件的情形，也多在这种场合发生。
可喜的是，得益于市场经济，近年来情况有了改变，“闹伴娘”官司将有机会杜绝。据媒体报道：全国多地都出现了专门针对“闹伴娘”婚俗的职业伴娘，从业人员有些是性格开放、接受尺度比较大的女性，有些则干脆是性工作者。
▍某地电视台报道中的“职业伴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