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文件，接受日本投降
今天是9月3日，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九三胜利纪念日”的由来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
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形成决议，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图：《中央日报》1945年9月3日欢庆抗战胜利
之所以选择9月3日而非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有两个重要原因：
（1）日本在8月15日宣布的是停战而非投降，《停战诏书》通篇也无“投降”二字，且只字未提侵华战争。
（2）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当时的国际惯例。比如，1945年5月7日，德国向盟军投降并签署降书，5月8日遂成为“欧洲胜利纪念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向苏联投降并签署降书，5月9日遂成为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9年之后，“九三胜利纪念日”曾短暂被“八一五胜利纪念日”取代。
这年的12月，政务院通过了一份《节日放假办法》，确定了三个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办法》规定，上述三个纪念日“均不必放假”。①
图：《新华日报》
1945年9月3日
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日改回9月3日，是在1951年。这年8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一份全国通知，内称：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②
此后，9月3日成了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抗战胜利10周年，《人民日报》于9月3日刊登了以老舍为代表的多篇文化界名人的纪念文章；抗战胜利20周年，《人民日报》于9月3日刊登了林彪的署名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抗战胜利30周年，《人民日报》于9月3日发表了纪念社论……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9月3日曾特别放假一天。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民众向参与胜利游行的美军翘起大拇指
勿忘父兄们的坚忍不拔
据1947年《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公布的数据，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军人伤亡达3650405人、平民伤亡达9134569人，合计12784974人。
支撑这种牺牲的，是全体军民“坚忍不拔”的意志。
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是先进的工业国。以钢为例，1937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会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战争期间，日本生产了357万支步枪，中国的产量则不足40万支，且很难得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
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很难想象要如何将全面抗战坚持八年之久。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但无力支持军事工业，连维持军民的日常饮食，也已相当困难。
全面抗战期间，自农民、工人、公务员乃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
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
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他发现，
这些村子里的“中农”，从秋收之后到农忙之前，绝大多数时候只吃两顿，吃的是黑豆糊糊和酸菜
，只有有限的几个重要节日，才能“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偶尔能有“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农忙期间，为了维持体力，会改成三顿，把苦菜混着黑豆糊糊里一起吃，还吃些当季的南瓜、豆角和山芋。
“贫农”则一律吃更稀的黑豆糊糊，遇到青黄不接就要挨饿；
“富裕中农”也不过是吃更稠一些的黑豆糊糊，隔三四天能吃一顿“捞饭”，过年可以吃馍，平常偶尔还能用油炒个菜。
④
所谓“捞饭”，指的是一种先煮后蒸做出来的米饭。张闻天说，当地的老百姓“均认为（捞饭）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
显然，这是一种普遍的贫穷。
日占区的农民同样如此。据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也没有油吃，
“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
。⑤
图：1941年，重庆民众在修缮被日军空袭后的家园，这些壮丁普遍瘦骨嶙峋
全面抗战对本就脆弱的中国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沿海富庶之地沦陷，大量壮丁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加大农村的税赋，后者严重削弱了农业的总产出。
支出锐增、产出锐减的结果，反映在士兵待遇上，则是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普通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不忍听闻的地步。
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中国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财政迅速破产——1939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
所以，到了1940年，中国军队不得不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不得不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
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
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
，予闻之不甚震骇！”⑥
1941年6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自重庆坐船去泸州，亲眼目睹了同船中国士兵窘迫至极的生活：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
多显病态瘦弱
之外，
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
，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兵士
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
，下午门外有二兵
以水冲辣椒末饮之
，至天夕又
各食万金油少许
，用水送下。
”
⑦
据梅氏记载，当时船上所供三餐，“皆为米饭，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辣味则每菜必有”。船上的饭菜说不上好，但乘船的士兵普遍负担不起，他们不得不自煮米饭，拿水冲辣椒末、水冲万金油下饭。
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了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
营养不良者高达57%。
到了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的副食费标准已降至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
也就是说，一名士兵一天的副食费，约相当于半根萝卜。
⑧
一个令人心酸的对比是：
不论品质，单论重量——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的战地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天约6磅；
日本陆军的标准约为4磅；
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仅为约1.6磅。
而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所得。
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垫付）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的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⑨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参加胜利游行的士兵
饮食仅是士兵待遇最基本的部分。若将服装、医疗等其他项目饱含在内，差距将更为巨大——据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统计，全面抗战期间，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约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