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主办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项目（简称“浦山优秀论文”）。该项目以浦山教授夫人陈秀煐女士捐赠的10万元人民币为启动资金，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发起。
“浦山优秀论文”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目前，2024年浦山优秀论文项目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
参选论文申报截止时间：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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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山优秀论文每两年申报一次。本次申报作品限定在过去五年内（重点是过去两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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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山优秀论文每次选出三个类别共五篇优秀论文，优秀论文类别分配机动。分别为：浦山学术研究优秀论文1-2篇，浦山政策研究优秀论文1-2篇，浦山青年优秀论文1篇。每篇优秀论文资助经费为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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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对象：
中国大陆公民及港澳台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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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办法：
在自我推荐、专家推荐、或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确定最初候选范围。学术专家组/政策专家组进行规范审核和第一轮投票，初选10篇文章。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票数最多的研究成果为优秀文章。
学术委员会主席：
余永定
学术委员：
白重恩、陈斌开、丁志杰、黄海洲、黄益平、鞠建东、林曙、刘元春、隆国强、陆毅、盛斌、魏尚进、姚洋、姚枝仲
（1）兼顾重要学术和实践价值的选题；
（2）在相关学术研究问题上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3）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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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范围：
过去五年内在国际经济问题、对外开放问题、国际经验比较借鉴研究当中有重大价值并对决策参考发挥影响的研究。研究成果形式不限，可以是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媒体文章等多种形式。作者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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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构成：
政策专家组由20位左右国内外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及知名财经类杂志的中青年科研骨干组成，负责论文初选。政策专家组名单由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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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原则：
（1）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选题；
（2）事实清楚、逻辑一致、对相关政策议题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可以是发现了新的重要事实，找到了新的规律，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或者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3）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为支持与鼓励青年学者成长进步，在浦山学术研究优秀论文、浦山政策研究优秀论文的审核过程中，专为作者年龄为45周岁以下优秀成果设立浦山青年优秀论文。
申报浦山优秀论文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2024年9月30日前通过浦山基金会官网登录“在线投稿”页面：http://paper.pushan.org.cn/
，或者扫描文末二维码，在线填写投稿信息并上传作品。
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
申报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统将会自动发送参会回执，请注意查收通讯作者邮箱。
联系电话：021-33023250-8031 范老师
E-mail：[email protected]
浦老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在40年代，浦寿山（即后来的浦山）博士是与克莱茵、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
。50年代中期，浦老重返经济理论研究。但是，他已经永远告别了西方经济理论前沿，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研究。浦老在1972年所撰写的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发展新趋势的论文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进展。
浦山教授
在70年代末，浦老和世界经济学界的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后来他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浦老“述而不作”，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也大都使用笔名。80年代以后，尽管浦老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但他依然不太愿意动笔。因而，除了浦老的老友和少数一些同他十分接近的晚辈外，学界的大多数人对浦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始终不甚了了。
浦老生前告诉我，熊彼特当年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在25岁（也许是23岁，我记不清了）之前不能创新，25岁之后就不可能创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大概是早就辉煌过的浦老在重返经济理论界之后懒于动笔的原因之一吧。
浦山教授在上世纪40年代就学于密西根大学，专业是经济学与数学。其后在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攻读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早在1945年就是共产党员的浦山教授回国参加“抗美援朝”。在中美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浦山上校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山教授的好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莱因教授曾回忆道：“我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读到，朝鲜停战谈判中出现了这样一位参加者，他英语纯熟，在严肃的英语文学上训练有素，经济学知识非常广博。我马上想，这个人不是浦寿山又能是谁呢？”
在朝鲜停战谈判仍在进行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派飞机把浦山教授接回北京，向他征求某重大问题的意见。后来浦山教授成为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跟随周总理参与了共和国早期的大量外交活动。
当一位受过最完善的中西教育、充满报国理想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突然降临。同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精英一道，浦山的名字在那些熟悉他、对他报有极高期待的朋友中间消失了（克莱因教授曾多次同我说，浦山是他们一群人中最年轻、最优秀的一位）。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得到知道浦山这个名字的机会。在80年代的国际会议上，我常常诧异于在国内并不知名的浦山教授在国际上竟是如此知名。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和华人经济学家都曾对我说，如果浦山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一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浦山的严于律己是全院闻名的。
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的浦山到美国教书。回国后，他数万美元的收入悉数交了党费。在历次出国中，所有收入也一律上交。1985年我同浦山同志一道访问日本。一回国，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日本的收入（稿酬）全部上交没有。我告诉他，根据国务院文件，我可以保留一部分收入。他不肯相信，直到我把文件拿来念给他听，他这才作罢。90年初，他再次到美国讲学，又再次把相当部分收入上交。
一直到80年代末，浦山夫妇一直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3居室单元。直到去世之前，浦老夫妇居住条件的唯一改善是由与别人合住改成自家独住，由住在第五层搬到了第三层。外交学院内的老楼没有电梯，而浦老由于腿病再也爬不动五层楼了。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想拜访浦老。浦老婉拒的方法很简单：“你爬得了五层楼吗？”
浦山在1970代末复出之后，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身份的谈判。当国际金融界正在等待这位杰出的学者、外交家出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董的时候，浦山却悄然回到了学界。当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在关税与贸易组织合法地位的谈判时，浦山应邀成为外贸部“复关”谈判的顾问。198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时，浦山被邀请成为了他的外事顾问。在80年代我经常陪同浦老参加外事活动。浦老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幽默感和纯熟的英语，无不给见过他的外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浦老和外国对手的辩论中，浦老从来没有处过下风。
你可能不能接受浦老的观点，但你找不到浦老的逻辑漏洞。即便是那些政治观点与浦老大相
径
庭的外国学者和官员对浦老也尊敬有加。有一次，在同一位外宾谈话的间歇中，浦老暂时离开会场。会客室里只留下我和那位客人。这位重要国际组织的总干事望着浦老渐渐离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对我说，“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我们非常不同、浦老从来都是敬谢不敏的华人学者对浦老的评价是：这是一位真正的gentleman。每次同浦老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集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领导而感到自豪。这也是当年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人员的普遍感觉。
在初期，我并不清楚浦老的哈佛背景，我们谈论的大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类的问题。后来一次在讨论我的一篇论文时，浦老狡黠地一笑，突然问我，“你假定收入在工资、利润完全分配干净，其理论前提是什么？”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他对那些他所称之为“垃圾”的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外行。
80年代中期的一天，所里讨论股票市场问题。发言者云山雾罩，听者一头雾水。听众中的浦山所长可能实在不耐烦了，于是开始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关于股票市场的启蒙教育。我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第一次听到“margin”的概念。“曲高和寡”，在形式化的经济理论的掌握上，我们同
浦老
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差距太大，我们甚至不能判断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多次要求浦老让我拜读他的博士论文，但每次都遭到拒绝。他总是说，那些是rubbish，不值一读。浦老去世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半个多世纪前撰写的博士论文
《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读完论文，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克莱因等经济学大师对年轻时代的浦山如此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