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寒冷的冬天等待不远处的春天【前言】
在本文中我以自己不成熟的思考讲述了自己对目前一些问题的认知，言辞存在激烈的地方，有可能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甚至有可能是引起价值观层面的冲突，还请海涵。
一、“贸易战”引发的股市下跌？而这个将是纠缠我们 10 年以上的历史事件，也许明年上半年是贸易战缓和的时候。
很多人用“贸易战”来解释今年的下跌，认为是一场黑天鹅。但是这个是真心是为了解释下跌而找的理由。美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贸易战，当时日本 1974 年发生了股市的下跌，之后是连续 15 年的牛市，这个是在当时贸易战的背景下发生。而 1985 年到 1989 年的那一场日本世纪双重泡沫是国内政府政策不适当的结果，居民财富从 1975 年到 1985 年的不断积累、金融自由化和海外资金涌入带来的异常双重泡沫，而不能总用现在这些历史进程似是而非的来对比我们的经济。我们距离日本 1989 年的那一场世纪大泡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即使没有贸易战，今年的 A 股也是要下跌的，所以不要为自己的亏钱找借口，是懒惰和无知的表现，用一个巨大的帽子扣在投资上，无非是想阐明自己亏损是来自不可控因素，而不是自己判断错误。
在我的宏观体系框架中，我已经阐述了“贸易战”并不是一时半时可以结束并且不是从事二级市场工作者可以分析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 虽然我也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供直观数据验证的周期，但是这个称呼我还会不断的使用，因为这个周期是真的有意思的周期 ）。而通过分析贸易战指导投资是一个不可靠的过程，贸易战的节奏和过程是很难分析清楚，最终的结果是需要长时间的角逐，是两个超级大国博弈下的结果，而不是我们炒股的人坐在电脑前面，敲敲键盘、打打回车就能分析出来的问题，也许即使是两国的最高层都无法来预料下一步会是怎么样。我们也许唯一能知道的情况就是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面有两场贸易战，一场是美国打败了英国，但是在贸易战的过程中催生出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另外一场贸易战是当时的美国向日本、德国发起，之后日本由于错误的政策行为导致双世纪泡沫拖垮了自己，而德国按部就班的发展保证了自己的经济稳步推进。一直到现在还是能在世界分工的第二个阶层。
也许贸易战的风头到明年 1 季度就要缓和，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美国资产价格的破裂。美国股市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个是美国通过股市的涨跌来调节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创造居民财富，达到居民消费刺激经济的方式。（ 有且只有一个美国，详细内容参考
《世界的萧条和中国繁荣-宏观体系框架（二）》
）。所以美国人最核心的资产是在华尔街，一旦华尔街所代表的美国股市出现较大的跌幅，那么也将是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开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特朗普当时在推特上所说“如果股市在一天之内下跌 1000 点，就可以把当时的总统放到大炮里直接发射出去”，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会面临着选择哪种炮型，是榴弹炮还是加农炮。
美国资产价格的破裂很有可能会在明年 1 季度显现他的威力，届时美国政府会为了应付国内的资产价格破裂而陷入一团糟糕的环境，目前他们还能在贸易战中保持强势的后盾是因为他们的资产价格高企和国内经济虚火旺盛的高点。如果一旦这两个后盾都出现逆转，那么也许美国高层的大部分精力是要放在如何解决国内的问题上。2 年后的全球滞胀也许会给与他们更多的苦恼和痛苦。
如果担心由于贸易战的原因，使得美国人完全不进口中国的产品，或者说导致美国人联合全球都不买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个模式的发生最终的结果一定会以全球战争的形式结束。上一轮出现这样的事情还是在 1910 年美国和英国发生贸易战的时候，最终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1929 的世界大萧条、1934 年的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即使再疯狂也很难走出这一步，这是全球经济的大问题，是全球化、全球共生模式的改变，而不是一个“中美贸易战”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去阐述。
二、因为经济不好，或者预期明年经济不好而导致的股票市场大幅度的下跌？
这个逻辑貌似又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股票的资产价格是由宏观经济所决定，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只是一个影响因子，所以不能把这个给与太多的权重。在市场上太多的人喜欢用宏观经济中某些经济的变化来判断市场的走势，甚至寄希望于一个完整的框架来阐述月度级别甚至周度级别的价格变化，我偏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不亚于缘木求鱼，至少根据这种方式还没有听说有哪位投资者成为大师，那么也能说明这种思维框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这个思维的模型的雏形来自 DDM 模型，虽然 DDM 模型的公式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公司，但是这个模型的背后忽略的股票作为金融产品——票的属性，需要经过一定改造才可以适合市场，我经过一定改造和变化，利用大类资产配置的视角，将霍华德马克斯的“单摆理论”延伸到 A 股中，并利用“三个标准”来判断市场解决了 DDM 不适用的情况，从目前回溯过去十几年的历史和预判的效果来说还能说得过去。
我们还有人用美林时钟的配置理论来寻找配置的方向和内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些教科书死板，变得并不是那么有效。美林时钟是 2004 年提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上一波全球进行资本化开支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特征（ 由于新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全球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更换潮 ），而美林时钟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和时间是 2006 年到 2012 年，这一段中国资本形成的高峰期。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投资工具，如果能有一套完美的投资工具和公式化的内容来指导投资，那么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失业了。
而大家在讨论各种周期下（ 滞胀 ）应该配置什么样的资产的背后，是一种简单的重复类比，是上一次滞胀周期，经济周期下应该配置什么东西。我偏向认为这种是笼统、有些骗人的错误思维。
宏观经济虽然是类比，以人心和人性不变为主要的背景，但是各个周期也有很多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来自周期属性的不同。例如在康波周期下的朱格拉周期，就会存在着不同，在康波周期的回升期和繁荣期的朱格拉周期高度是有可能比较高，会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周期属性，而康波周期的萧条期下的朱格拉周期有可能就会变得平缓，只会更换一些必要必须更换的零部件。那么这个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周期的四个情况，就会出现相应不同的属性和一定的不同。如何在不同的周期属性下进行配置，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单纯的从宏观去到资产价格演变、变化的过程是存在缘木求鱼的过程，我们知道的一些宏观经济大咖在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一些比较大的错误，例如从 2400 开始喊空螺纹空到螺纹钢价格 4400 元/吨，例如从 2017 年中开始喊做空黑系金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有的就是今年某些宏观经济大佬在 6 月末疾呼要通过做空黑色来对冲经济的下滑，到了 8 月份又开始讲滞胀应该做多商品，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可以上几次天台。也许他们家里真的有矿。（ 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是这么干，并且犯了这么多错误过来的，无非后面在回调的过程中挽回了自己做错的损失，有过痛彻心扉的经历，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牢骚 ）。
我再一次的声明我看宏观体系的框架并不是为了解决资产价格变动的问题，而是在解决一些更大的问题和更大的方向，关于一些商品资产价格变化的过程一定要结合行业的特征和属性，任何一个资产的价格变化都是要回到供需格局的变化上，是要回到他基本的属性层面。单纯的依据宏观指导投资是“形而下学”的错误。
在宏观总量庞杂数据中（ 我的宏观数据模板有 187 个数据，还不全面 ）依靠某些数据的微小变化来说明资产价格如何的波动，我觉得多少有些问题。因为一个数据变化有可能有多种解释，正着说、反着说，有各种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采用哪种理由来去推导价格的变化就会变成一种玄学。
利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周期（ 复苏、繁荣、衰退、萧条 ）来做为预判资产价格变化也存在着同步性指标的问题。
如何划分经济周期呢？尤其是在扁平化的过程中，结果有些人的划分是依靠产品价格 PPI、CPI，需求的一些变化来界定，这个在判断的过程中就成为一个同步指标甚至是滞后性指标，并不是预判性指标。
单纯以宏观经济的变化线性的指引投资，我偏向认为是有些的单薄，可追溯性和可靠性也许并不是很强。以这个作为投资的指引也许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三、担心全球政治极端化路线！
首先我在框架的认知要素中有一点是“可求证性”，是一定要有可求证性，听到的信息和分析出来的结果要具有可求证性的。关于全球极端化路线这个问题，大家都是猜，都是在蒙。可靠性能有多少呢？？？通过细枝末节的一些事情来推测和推演。
全球目前确实是在政治左倾化，美国的特朗普是左倾化的典型代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在我的宏观思路的第一篇
《全球的萧条&中国的繁荣 | 个人宏观投资思路》
中提到
“政治是经济的产物，政府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左倾化政治，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了，是这些区域不能再创造居民财富。当大部分居民财富受损，收入增速停滞不前，政治方面一定会出现左倾化路线；而当大部分居民财富增加，收入增速提高，那么政治和政策路径是会走向右倾化，极致的就是北欧变态级别的建造五星级监狱。
达里奥在他的书中不断反复的提及，“政治是经济的产物，政策是在当时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在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 》让我更加意识到政治事件和经济的相关性，这个应该是先有不可调和的经济危机才会有左倾主义的上台，例如 1925 年后的德国和日本走向的军国主义。
欧美体系进入左倾主义路线的核心是国内居民收入常年没有增加，而且目前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处于比较艰难的情况，例如在知乎上有一篇文章《美国的东西都那么便宜，那美国人的钱去哪了》，利用数字和每个月的消费详细的阐述了一个 5 万美金/年家庭收入和 15 万美金/年家庭收入的收支情况，（ 目前美国居民家庭年收入中位数 5.9 万美元（ 注意是家庭年收入，是两个人 ），低于 5 万美金的家庭占比为 44%，具有很好的代表意义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三座大山”（ 住房、医疗、教育 ）是如何的起到作用，美国整体居民的日子过得并不特别好，大部分的居民没有什么储蓄。他们渴望生活的好转，所以才有了特朗普的上台，也有了目前的情况，我会在后面的关于美国一定要走向资产价格破裂后的债务一文中进一步阐述。
所以欧美体系走向左倾路线是个必然，也是我宏观思路文章的题目——《世界的萧条，中国的繁荣》。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好的繁荣期，只要不是“闭关锁国”，那么中国的崛起锐不可当。在这个经济基础下，所有的政治、政策都是由于去杠杆时期的小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中国的长期问题是我们的龙头企业是否能站在世界的拳台上，参与和韩国、日本的产能角逐，是否能赚取更好的外汇回来，利用工程师红利的成本优势赚取更多的利润。我后面会再说，我认为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速将进入一个 10 年周期的上涨中。
我们的经济基础没有动摇，那么我们的路线就不会动摇。我们还有繁荣和中性的 10 年以上时间。
四、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私营企业生活困难？——过分强调了短期因素，忽略了长期因素。
现在大家过分的强调了“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的困难”，搞得仿佛大家都以为中国的企业将没有任何活力。
我要阐述三个问题：
1、民企也不是全都好，国企也并不是全都不好；
2、
目前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真的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问题，是去杠杆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3、企业的新陈代谢有利于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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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也不是全都好，国企也并不是全都不好；
在大家的心目中存在着国企都是低效的代名词，民企都是高效、创新的代名词。但是这个认知真的是有一些偏颇。
我们要对比的时候，都是拿腾讯、阿里、华为去对比一些低效的国企。这个对比我认为存在很大的偏颇，是用生存者偏差下最好的企业去对比另外一个没有怎么淘汰下来的企业的平均甚至中下水平，这个对比类似拿全省最好班级里面的优等生跟全省平均水平比较，得出结论全省的学生都不好。格力电器也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这么对比？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是有一定问题，带来同工不同酬、高管积极性不高、人浮于事的问题，有利有弊，当 1980 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到城市没有就业单位，是国有企业吸纳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也造成了国有企业人员臃肿的一些特征，直到 1997 年朱镕基总理在台上完成了国有企业下岗，才算解决了第一步。不要忘记在 2002 年到 2008 年那一段时间，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比民营经济差，只是大家的感受不一样。现在提到人员臃肿的问题，实际在很多民营企业也是一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特例，当然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人事关系任免，有着一定的“只进不出”的特性。
有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的效率也不怎么的高，他们并不代表着高效，甚至还存在十分低下的问题，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企业领导人在过去30年，经济腾飞的时候善于运用杠杆，通过各种杠杆培育出企业的几百亿、上千亿的资产规模，但是现实中并没有能够创造良好的利润的现金流，甚至需要不断依靠贷款偿还利息。他们在所作的决策的时候，没有一定流程，凭借老板一时的头脑发热，进行三拍模式——“拍脑袋”，几十亿资金就可以进去，然后最终又成为一个烂摊子。这样的企业我们不能称之高效企业，因为没有自己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大浪潮的前面凭借着胆子大获得了第一桶金，然后不断增加杠杆维持自己一个光辉的形象，但是真实却是已经陷入了债务中的“庞氏骗局”。这样的企业所占的民企比例也许并不在少数，毕竟大家能看到的真正好的企业仅仅只是头部的那几个公司。而国企的一些问题在很多民企也是存在，甚至还更为过，国有企业还有一定制衡，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内部是“一言堂”，是老板一个人的天下，要比国企更为的专治和混乱。对于人才实际两个阵营的企业都是一样，我在民企、国企都有过从业经历，也见过几个两个阵营的企业内部如何的管理人才，不管是在国企还是在民企，对于一些人才的打压都是存在，甚至一些民企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领导害怕自己失去利用价值，被高效人才取而代之，这是人心的问题，而不是阵营划分的问题，能尊重人才，给与成长空间的企业一般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我偏向在看待国企问题和民企问题的时候不要黑白分明的一刀切去看待，还是要有所区分，区分的标准是企业是否具有足够强的竞争优势，是比别人更好创造盈利。国有企业在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分，这是在制造噱头和矛盾，甚至有些失败者为自己寻找借口的感觉。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日本当年的“六大财团”和韩国的“五大财团”在属性上基本上也算是国企，在当年的国际市场上也是风靡一时，在他们鼎盛时期国民是以这些企业为荣，这个背后的因素是否可以值得我们去深思。从体制的角度，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一直延续着“战时体制”，这种战时体制造就了日本企业 1974 年到 1985 年的 10 年辉煌，而这种体制下的当时的财团也是国有企业的象征和代表，他们也是创造日本“辉煌十年”的代表，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在舆论媒体上反复强调、夸大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呢？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中国平安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却是中国最好的企业的代表。
正直、诚恳，莫学东林党，这是做投资的一个基本素养。在明代晚期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天下，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也不对，那么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除了在标榜自己的“仁义道德”，给自己粘上一些漂亮的羽毛，对理解真实世界起不到什么作用。大部分做投资的人都在享受着指点江山时候的满足感，没有正直、诚恳的面对常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在很多人的眼中和嘴中我们的经济已经连续崩溃 20 年，从 1994 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有无数的言论说中国经济如何的崩溃。也许说这些的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崩溃的定义和概念，所谓的崩溃一定是由于债务链条的崩塌导致企业大量的破产和群体失业人群的快速增加、经济不能创造居民财富。还有部分学者抓住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发挥口才好的标准，站在道德的制高抨击社会一些不合理现象。言论自由是对的，但是作为听众和研究者，要分清楚那些是“正直、诚恳”的策略，哪些是哗众取宠的言论。政策制定者不喜欢经济学家的一个原因是“只有批评，没有可行性建议”，什么事情都用一句“需要改革”来最终解决，那么要什么样的改革？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子？也许读过顾诚老先生的《南明史》会对所谓的“东林党人”有个全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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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真的不涉及到任何政治问题，是去杠杆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目前所表现出来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贷款和资源是在去杠杆情况下的一个必然情况，因为在去杠杆的情况下带来的是信用风险提升，体系内往往都会获得较好的资源。这是达里奥的《穿越债务危机》中所阐述的经典情况，在任何一次的债务危机（ 去杠杆 ）的过程中（ 桥水观测的 50 个国家和事件的样本 ），大体都会出现“贷款方人人自危，除非有政府担保，否则他们会脱离现金流不足的机构”，“体系内机构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也就是说所谓“国进民退”这是必然，是去杠杆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围绕着谁受益谁受苦，时间长和时间短的取舍，政策制定者在做抉择时候是异常艰难，因此即使他们很好的应对债务危机，也很少受到表扬”。
必然会有一个群体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受到伤害，这些受到损伤的企业也许站出来会以另外一个名义来给自己捞取利益把。我记得在 2003 年、2004 年的时候一些人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去打压民营企业家，这个到现在我们都是傻傻的分不清什么当时是不是叫“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在 1997 年时候很多国有企业是现金流都断裂的，走向了破产重组，卖给了一些私人企业家。但是当经济发生变化，私人企业家把企业规模做起来的时候，能说是国有资产流失吗？黄奇帆市长曾经跟某些人讲过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的定性标准到现在也是傻傻的分不清楚吧。
当时的某香港专家依靠这个话题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和流量，而后又获取了更多的利益，当然了这个是话外题。
当我仔细阅读了达里奥的《穿越债务危机》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在感慨，我们政策制定者在过去的时间里每一步都做对了（ 大量的研究金融周期的文章，只有达里奥把这个问题和如何应对讲的清晰有框架条理 ）。
如果回想起来我们过去 20 年的经济发展史，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的批评声音，但是回过头我们大的时点和策略都做对了，这是一个奇迹！！！！
但是这些政策在当时都是面临着各种批评和指责，即使在 1997 年到 2000 年之间的政策也是后续多年后大家才从内心真心的为其鼓掌。
“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经理很难，但他并不像成为一个成功的政策制定者那么难”。“这需要聪明、尖顶、敢作敢为和政治头脑——即智慧与勇敢并存——有时即使具备这些品质，仍然受到被各种限制阻碍获得成功”。
所以作为投资者我偏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对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指手画脚，和政策制定者相比较，我们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思维层级堪比爬虫，我们只需要“了解经济及其如何运行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好”。
这里还是再多说一句——莫学东林党。做二级市场投资的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和不清楚，至少对于债务去杠杆，如果没有达里奥的研究，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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