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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在西方的电影节上终于杀入了第三个阶段

虹膜  · 公众号  · 电影  · 2017-02-13 20:59

正文

文 | 闵思嘉

中国电影资料馆巨蟹座硕士


今年的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刘健导演的独立动画电影《好极了》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是华语动画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重大突破,其开创意义好比当年的《红高粱》。


《好极了》(2017)


此外,全景单元还有《空山异客》《槟榔血》《巧巧》,新生代单元有《石头》《笨鸟》,青年论坛单元有《承诺》《囚》等多部影片,中国的青年才俊们,再次借欧洲电影节这个舞台,走向了世界。


《空山异客》(2017)


根据我多年来的观察,欧洲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接纳,真的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方人不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电影,我们也不该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欧洲的电影节。


先回到那个老问题:欧洲电影节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中国电影呢?


我的总结,从《红高粱》开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中国电影,特别容易进入「国际视野」。


《红高粱》(1987)


第一种,我称它为「中世纪的中国」。


这一类非常容易辨别,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比如以张艺谋《红高粱》为代表的大量具有强烈地域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偏远乡村、少数民族、古代。


这些电影除了乡土化的故事以外,还拥有强烈的异域色彩的影像风格,视觉冲击力强大。


《红高粱》(1987)


这样的视听风格和故事类型,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很容易识别,同时也带有鲜明中国意象的民族电影,为中国电影迅速打开了国际传播之路。同时,它们也展现给西方国度一种他们「一厢情愿以为」的东方样貌。


这样的中国是蛮荒和热血的,也是贫瘠和苦难的,更是原始和充满情欲的。


国际电影节是一种评价体系,作为初来乍到的被评价对象,中国电影为西方观者提供了能够挑起他们欲望的,充满神秘力量的新电影。


想想《红高粱》里奔放放肆的迎亲队伍,《秋菊打官司》中愚昧保守的乡村、《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高门深宅,《霸王别姬》里光怪陆离的戏班和伶人,《野山》里的换妻,都很容易转化为某种或压抑或奔放的东方情欲力量。


《野山》(1986)


但事实上,这种在西方看起来蔚为奇观的中世纪景象,在同时期的普通中国电影观众眼中看起来,同样也是新异、遥远的。这种想象与其说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不如说是东方对自己的想象。与其说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不如说是东方对自己的误读。


在这其中,其实也充满了颇多自我迷恋的心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重构过程,这些对外国人和国人来说都是奇观的影片,明显的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传统制度的过度迷恋。


这一类的电影,在《霸王别姬》拿下了戛纳金棕榈后,算是达到了一个高潮。之后又有零星的如《风月》这样的不成功案例,就渐渐走向凋零。

 

《风月》(1996)


和这第一类「中世纪的中国」并行或者说稍晚的,是我称之为的「近代中国」的电影。


进入到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迈向都市化,处在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初期的中国,开始诞生出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对西方来说,这个过程就像是从「中世纪」跨越到了「近代」,于是中国电影也迅速更新换代了。


《本命年》(1990)


90年代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历史时期,国门大开,对我们来说,整个世界仿佛都是「舶来品」。而中国的都市普遍进入「舶来状态」,疯狂复制外国都市,尤其是香港。


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能在北京二环以内的街道上看到这种「舶来学习」的遗留物——那些半新不旧装着染色反光玻璃的建筑,就是对美国式摩天大楼玻璃外墙的拙劣模仿。


电影如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本命年》中出狱的姜文,《小武》里的KTV和电视机,《春光乍泄》中的同性恋人,《盲井》中被骗去煤矿的王宝强,《三峡好人》里分别和妻子、丈夫失去联系的韩三明和赵涛,这些作品相比展示「中世纪的中国」的电影来说,它们都尽力呈现处于城市化初期从停滞转为一路狂奔的那个中国。


《三峡好人》(2006)


但在早已完成摩登都市化的西方人看来,中国的都市总带着一些对国外都市笨拙、粗糙的山寨感,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急切渴望,以及这种不切实际的渴望、拙劣背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都市中,总是发生着与中国迫切希望实现的现代之间毫不相称的故事。


对电影节来说,这些当然都是非常精彩的故事。


《小武》(1997)


要归结于中国的发展实在是迅速,很快第二种关于「近代中国」的电影也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时代了。一批更加新的艺术电影开始出现,并也立刻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认可。


有哪些呢?


以下这些都在某些层面、某些角度具有代表性:《山河故人》《长江图》《白日焰火》,包括今年的动画电影《好极了》。它们既走出了民俗化的中世纪桎梏,也逃离了表现苦难的困境,它们指向的,是一种身已在都市,但又反思都市存在的阶段,和欧洲艺术电影之间的「代差」进一步缩小。


《山河故人》(2015)


这些新一代受到欧洲电影节青睐的作品,正在以一种「回看」的姿态,试图去重新书写一个中国的样貌;试图在过去的魔幻、民俗和苦难中剥离出一个不那么浓墨重彩、也不那么奇观的中国;试图在现代化完成之后,去重新找到西方文化中的东方。 


而这个东西方电影交流的过程,不仅需要电影人自身的努力,同样离不开更多的幕后工作者默默奉献,架设起业内交流的桥梁。




比如下面要和大家介绍的刚刚结束的第一届亚洲璀璨之星(Asian Brilliant Stars)盛典——



亚洲璀璨之星的颁奖典礼由亚洲电影电视推广促进会联合北京电影学院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演员委员会在第67届柏林电影节期间,于Kaisersaal(帝国大厅)隆重举办,这座宏伟的建筑拥有500余年的历史,曾有诸多名人到访,比如拿破仑、歌德、席勒、李斯特等等,如今又见证了这一影坛盛事。首届亚洲璀璨之星评委会针对电影行业的幕后人员,最终评选出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与最佳制片人三个奖项。


徐浩峰、刘震云、叶宁获奖


最佳编剧奖获得者刘震云是时下最受亚洲影视圈青睐的著名作家之一,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原著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讲述了底层老百姓的生存境遇,故事延宕百年,令人回味悠长。


最佳制片奖得主叶宁现任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代表作品有《北京爱情故事》《鬼吹灯之寻龙诀》《唐人街探案》等,担纲出品的影片《罗曼蒂克消亡史》艺术与商业结合,实验性剪辑方式给影片注入了浓厚的艺术气息,获得业内和影迷的高度赞誉,是亚洲电影在镜头语言方面的全新尝试。


最佳导演徐浩峰既是导演、编剧,也是武侠小说家,不同的身份变换带给他不同的视角。此次获奖作品《师父》讲述一段民国时期现实武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导演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述方式构筑起电影中前所未有的武侠世界。



首届亚洲璀璨之星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谢飞担任,其电影作品《本命年》曾于1990年获得第4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另一部电影作品《香魂女》与李安导演的《喜宴》同时获得第4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谢飞导演的加盟令亚洲璀璨之星奖项更具公信力。


在颁奖盛典上,同样作为柏林国际电影节战略合作伙伴的欧洲璀璨之星2017年入选的10位新星也在现场与三位亚洲璀璨之星获奖者共同分享了收获的喜悦,并进行深入交流。亚洲璀璨之星盛典不仅打造了一个展示亚洲优秀电影工作者卓越成就的国际舞台,更搭建了促进欧洲电影与亚洲电影沟通交流的桥梁与平台。


首届亚洲璀璨之星获奖者、2017年第20届欧洲璀璨之星获奖者与亚洲电影电视推广促进会秘书长沈东军在颁奖现场


此外,在柏林时间2月15日上午,亚洲璀璨之星还将举办以「中外合资影片如何共同挑选演员」为主题的论坛,邀请了著名选角导演欧阳宝屏、制片人叶宁,以及陈洁,与欧洲电影资深人士进行深度探讨。如此不仅提升亚洲电影人的知名度和话语权,同时也提供欧洲电影人深入了解亚洲电影市场发展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