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把我送到美国去”：地主为何资助农民移民？ | 青年维也纳

1847年11月，作为英国移民的主要倡导者，阿奇博尔德·坎宁安（Archibald Cunninghame）致函爱尔兰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地主，商谈爱尔兰的人口过剩和澳大利亚的劳工短缺这对孪生问题。“高明的安排在这里难道无所作为吗？”他向蒙蒂格尔勋爵询问道。毫无疑问，“如果不能为穷人家庭提供全部旅费，那么至少提供一半的旅费，这也比将他们关在济贫院里养活他们3年更有利可图”。在坎宁安看来，殖民地、潜在的移民和纳税人都将从这项计划中获益，“如果这个计划获得明智而审慎的管理”。大饥荒时期，很多大地主处在收入减少（未支付的租金）与成本增加（增长的济贫税）的两难中，为此他们往往部分或全部支付一些佃农和济贫院贫民的移民费用。尽管这些移民计划获得济贫法修正案的部分支持，但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使之不愿意过多干涉，特别是不愿意支付费用。因此，尽管难以搜集到可信的数据，大饥荒时期地主资助下离开爱尔兰的移民数量大概有5万—10万人（或者说在1845—1855 年移民总人数的2%到4.5%之间）。同一时期，济贫院安排22478人离开爱尔兰，绝大多数是在1849年之后，这将在后文予以详细讨论。地主资助下的移民计划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来自爱尔兰西部的赤贫之地，例如均生活在斯莱戈郡的罗伯特·戈尔—布思爵士（Sir Robert Gore-Booth）和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以及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凯里郡）与梅杰·马洪（Major Mahon，罗斯康芒郡）。但查尔斯·万德斯弗德（基尔肯尼郡）、菲茨威廉伯爵（EarlFitzwilliam，威克洛郡）、巴斯侯爵（Marquis of Bath，莫纳亨郡）和其他一些人也有资助移民。在民众的记忆中，这些移民计划中的很多人是因为遭到驱逐而离开的，尽管这是真的，但其他许多人十分渴望离开，并会尽其所能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最划算的安排。

1845—1855年爱尔兰移民的年度人数

正如坎宁安建议的那样，对很多地主和佃农来说，资助移民是行得通的。辉格党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将爱尔兰从生存型经济变为工资收入型经济，加之估价在4英镑以下的农场的税费由地主负担，因此地主迫切希望将贫困的农民和穷人打发走，尽管要付出短期的代价。例如，1850年11月，经营兰斯多恩勋爵地产的威廉·斯图尔特·特伦奇（William Steuart Trench）建议勋爵为当地济贫院或接受救济的所有人提供旅费。总费用在1.3万英镑至1.4万英镑之间，特伦奇论证说，“这一数目低于他们在济贫院一年的开销”。兰斯多恩勋爵欣然同意，截至1855年2月，他们总计花费近1.4万英镑，帮助超过3900人移居海外。如果说1847年济贫法修正案促使地主为移民买单，那么修正案也使很多佃农和穷人接受移民。殷实的佃农 如果租种的土地估价在4英镑及以上，就有义务缴纳济贫税。将他们的财富变为现金，接受资助移民海外，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情理之中的选择。此外，那些土地估价低于4英镑（因此免于缴纳济贫税），但土地面积超过四分之一英亩的人［《乔治条款》（Gregory Clause）使他们没有资格获得院外救济］，将移民视为摆脱济贫院和饥饿的出路。有时，被驱逐的农民认为地主资助移民是对他们在土地承租期间改良土地的补偿。最后，那些日子过得上顿不接下顿或被送至济贫院的穷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再说，在大饥荒早期，来自海外的汇款数量较少，联合济贫会不大可能提供移民援助，地主的资金是为数不多的一种资助形式。总之，地主资助的移民计划经常与驱逐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当时其对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而言是行得通的事实。

地主资助的移民计划实际上有两类。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类是大规模驱逐，并将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流放。考虑到政府不愿拨款资助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成了英国的君主，这不免有些讽刺意味。“王室地产”上有5个大规模驱逐的案例，1847—1852年共有1100人移居海外，其中最有名的是1847—1848年巴利基尔克兰（Ballykilcline）的人口迁移。1834 年，随着此前的土地租约期满失效，地产上的约100个家庭开始拒付租金，并暴力袭击了前来征收租金的管家。这次著名的“叛乱”最终在1847年5月结束，当时一位受薪治安法官在骑兵、步兵和警察的护卫下现身，强制执行驱逐通告。面对佃农请求允许他们继续留下来的请愿书，王国政府的回应是为那些和平交出租种土地之人无偿提供移民旅费和给养。1847年9月至1848年4月，360 多名佃农启程前往纽约。托马斯·C.诺克斯（Thomas C. Knox）负责协调巴利基尔克兰的佃农离开一事，免役租办事处（Quit Rent Office）的书记员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佃农面临的严峻选择。只要佃农“自愿交出租种的土地，拆掉他们的房屋，使他们居无定所，从而免于济贫税评估”，约翰·伯克（John Burke）解释道，“就为他们提供移民纽约的开销”。然而，对于那些拒绝接受之人，“即刻签发强制令，剥夺他们租种的土地，拆除他们的房屋”。其他将佃农驱逐到海外的“王室地产”有戈尔韦郡的布格希尔（Boughill）和欧文洛特（Irvilloughter）、凯里郡的卡斯尔梅恩（Castlemaine）、国王郡的基尔康考斯（Kilconcouse）、科克郡的威廉镇（Kingwilliamstown）。正如一位官员所深信不疑的，除非地产上的剩余人口全部离开，“否则这些地方不会有永久性的改善”。

大饥荒时期科克郡的一场葬礼

第二类更为普遍，即地主为个人和家庭提供零散的资助，而且他们的离开与地主的计划相吻合。地主计划将他们的土地合并为数量较少、大块的、合理的、经济上可行的租地。地主提供的这些资助通常是在或隐或显地驱逐威胁下进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熟知的“佃户权”或“阿尔斯特惯例（Ulster Custom）”，由此承租人有权获得经济补偿，因为在承租期间他们对土地进行了改良，并承诺为新承租人提供“善意”和没有争议的占有权。也许是这一主张——离开的佃农有权获得一定经济补偿——部分地影响了地主资助移民的想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佃农无疑是这样想的。尽管如此，帮助自己佃农移民的地主通常从发起一个地方性人口普查开始，以调查清楚生活在他们地产上的人的数量和财富。调查的目的是识别穷人和体弱者并使之移民，同时鼓励强壮者留下来。1847年4月，斯特罗克斯敦（Strokestown）地产代理人罗斯·马洪（Ross Mahon）建议第一批要离开的应该是“那些可能成为济贫院或院外救济负担的最穷困潦倒的人”。他认为这可以“减轻勤劳的佃农的负担”。大约同时，帕默斯顿勋爵的地产代理人筛选出“占有500英亩爱尔兰土地的150个家庭、900口人”，这是适合移民的群体。约瑟夫·金凯德（Joseph Kincaid）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这900 名候选人中选出400名，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迫切想要离开”。

据此可知，对一些地主及其代理人来说，驱逐与协助贫弱的佃农和劳工移民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大饥荒时期见证了全国被驱逐人口的急剧增长，因为地主借机消除了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佃农。1846—1854 年，爱尔兰至少有14万户家庭（约60万人）被正式驱逐，其中一些地方遭受的打击比其他地方更大。例如，从1847年底到1852年12月，克莱尔郡（Clare）基尔拉什（Kilrush）有约18000人被永久驱逐而背井离乡。大多数被驱逐的家庭要自食其力，只有少数马上离开的人获得了移民资助。一个人数最多的，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驱逐—移民计划，发生在1847年梅杰·马洪在斯特罗克斯敦的地产上。马洪与利物浦的一家轮船公司合谋，安排1490名被驱逐的佃农移民加拿大。马洪的管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护 送他们到达登船港口，以确保所有人登船离开。尽管马洪的这些移民有额外的食物供给，但很多人体弱多病，且并未做好远航的准备。在航行中，大批人死于斑疹伤寒。1847年5月离开斯特罗克斯敦时的1490人，近半数死于海上或格罗斯岛的隔离点。其他被驱逐的移民宣称他们上当受骗。1847年，一位名叫休·赖利（Hugh Reilly）的石匠从弗马纳郡（Fermanagh）向魁北克移民，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的地主罗伯特·柯林斯（Robert Collins）博士承诺，作为交出租种土地的补偿，将为他提供旅费、衣物和食物。但实际上，他和家人从德里郡出发时“没有获得床上用品和衣物”。在他呈交给魁北克治安法官的证词中，赖利发誓：“要不是虚假的承诺和中断救济的威胁，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住所。”

准备移民的人在船票经纪人办事处购买船票

很多人因无家可归而接受移民，但也有一些人拒绝接受免费移民，即使驱逐已迫在眉睫。1851 年，威廉·斯图尔特·特伦奇负责管理巴斯侯爵在莫纳亨郡的地产，他告知佃农，要么缴租，要么面临被驱逐或供他们免费移民。很多佃农接受了他提供的旅费。“然而还有几位佃农引人注目”，特伦奇后来回忆道，“他们拒绝移民，也不缴租”。实际上，一位叫特雷纳（Traynor）的佃农告诉特伦奇：“他已经租种这块土地有6年之久，从来没有缴过地租，故而是值得为此战斗的。而且他‘有能力’永远不缴租，坚决不向法律屈服！”同样，在科克郡和戈尔韦郡，济贫人员在报告中写道，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佃农“坚韧地固守他们残败不堪的小房子，好像宁愿在废墟中死去，也不愿意放弃他们所谓的最后一丝生机”。尽管兰斯多恩勋爵1851年为他在凯里郡济贫院的3000多位穷人支付了旅费，但“约五六十人”仍然选择留在那里。在《利默里克记者报》（Limerick Reporter）看来，1852年位于利默里克和凯里郡的加斯科因（Gascoigne）地产上的佃农被驱逐和移民，是令人懊恼的。“我们听说除了为他们提供前往魁北克的免费船票外，这些移民每人都会获得20先令”，报纸抱怨道，“75人总计约有75英镑，他们利用这些钱在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开始独立谋生”。因此，在驱逐与资助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

同样正确的是，那些选择接受地主资助的移民并不一定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实际上，基尔肯尼郡卡斯尔科默（Castlecomer）现存的万德斯弗德的地产档案表明，很多离开的佃农利用他们有限的社会和经济资本，想尽办法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最好的安排。1830年，查尔斯·哈沃德·万德斯弗德继承了一块2万英亩的地产，他随即掌管了这块地产的财务，其中包括减少租种小块土地的转租承租人，并从1840年起实行资助移民的政策。在接下来的16年中，他（和他的儿子约翰一道）花费15432英镑 14先令5便士，资助5769人移民。考虑到是在饥荒时期，这些统计数字揭示出一些有趣的情形。例如，1840—1845年，万德斯弗德总共花费5301英镑6先令11便士，资助2692人移民海外。大饥荒发生后，1846—1855年，他又支付10131英镑7先令10便士，资助3077人移民海外。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大饥荒发生后，每年的移民数量呈递减趋势。例如，1840—1845年，万德斯弗德每年平均资助449 人移民。大饥荒时期，移民平均数降至308人。然而，去除最高值（1847年有1957人离开）和最低值（1855年仅有29人离开），剩余的饥荒年份里平均每年仅有136人移民，明显低于大饥荒之前5年内的年均数449人。每年离开的人数都在下降，很显然这部分地归因于下列事实，即1847年有如此多的人已经离开，但也可能与成本有关。上述统计数据表明，万德斯弗德在饥荒年代里花费在每位移民身上的钱（超过3英镑）要比1840—1845年（低于 2英镑）更多。

大饥荒时期，很多地主家也没有余量了

尽管如此，早在1847年的夏天，万德斯弗德就自吹自擂道，这块土地在此之前“人满为患，人们住在很不舒服的小屋中”，现在“这里因为移民而改善，那些留在这里的人从中受益”。尽管很多人显然是迫于被驱逐的威胁而选择离开，但万德斯弗德将他为佃农提供的资助描述为是慷慨大方的，他解释说“支付了旅费，而且为每个人发放一定数额的钱用以购买航行所需的食物等”，同时允许他们“变卖房子里的物品”留作己用。万德斯弗德通过他的业务经理基尔代尔·多布斯（Kildare Dobbs），与美国和殖民地移民办事处（American and Colonial Emigration Office）的詹姆斯·米利（James Miley）及罗德里克·米利（Roderick Miley）取得联系，安排移民的行程。美国和殖民地移民办事处位于都柏林伊甸码头（Eden Quay）22号。米利兄弟从万德斯弗德这样的人那里招揽生意，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海运通告、规则和消息。例如，1845年8月，詹姆斯·米利发给多布斯一份即将启程前往加拿大的船只名单。“如果里面有合适的班次，请你告诉我”，他写道，因为这是“春季之前航向魁北克的最后机会”。同样，1850 年，罗德里克·米利通知万德斯弗德，“图尔”号（T. Toole）将在两周内起航。船票价格“很低”，米利写道，“我建议你有所行动……因为下个春季船费将上涨20先令”。很难想象万德斯弗德会为佃农购买前往澳大利亚的高价船票，但有些佃农确实可能通过米利兄弟的办事处而自愿移民。在写给多布斯的一封信中，詹姆斯·米利正在找人。“我希望你试着找几个人乘坐‘内布拉斯加’号（Nebraska），因为我们的进展特别缓慢”，米利在1854年10月这样请求道。“你那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两个前往澳大利亚的人？”船票经纪人在推动移民获得资助中发挥作用。

当万德斯弗德计划资助许多佃农移民的消息在1847年初不胫而走时，希望加入这一计划的佃农所写的成百上千封请愿书如潮水般涌向他的办事处。这些请愿书是手写在碎纸片上的，现藏于爱尔兰国家图书馆。这些恳求展现了打算移民的佃农寻求他们自己和家人最大筹码的方式。很多人在经济拮据的窘境中，想方设法地谋求利益。莫尼恩罗的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 of Moneenroe）如此描述自己的境况，“一个穷困潦倒之人”，家里有11口人，“没有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希望你可以允许我移民美国，因为我的房屋破败不堪以致不宜居住”。凯利述说自己的房子在他离开前已无法居住后，又提醒他的离开可以减轻万德斯弗德的济贫负担。托马斯·克洛斯（Thomas Cloase）同样是“一个穷人，有一大家子人处于极度贫困中”。他恳求万德斯弗德“发发善心，把我和家人（总共有10人）打发到美国，我的房子将要倾塌了”。万德斯弗德明确表态，那些面临驱逐之人都可以移民海外。他最近收到丹尼斯·鲍（Denis Bowe）退还租地的消息，丹尼斯·鲍希望万德斯弗德资助他和家人移民美国。巴利科梅的毕蒂·邓莱里（Biddy Dunleary of Ballycomey）是个寡妇，她意识到地主想要收回租地，让她离开，以推进这个计划。她和5个孩子与其他人一同生活在一间小屋里，刚刚获悉“在小屋另一端的一家人即将移民美国”。邓莱里渴望离开，她坚持表示她和孩子想要“与那家人一起到那里（美国），以免成为使邻人烦恼或麻烦的源头”。在请愿书的背面，万德斯弗德草草写下他的答复：“资助她们。”即使是那些无所凭借之人也可以利用请愿来为自己谋取好处。

1846年，公共工程办公厅外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佃农在获知万德斯弗德同意资助他们的移民申请后，随即向他的妻子万德斯弗德夫人请求资金支持，以购买航行所需的衣物和食物。通过报纸、公告以及来自朋友和海外家人的书信，他们显然意识到航行需要体面的穿着。“夫人”，1847年3月，约翰·柯里（John Curry）写道，“我和家人要去美国，我有3个女儿，她们和我一样，都衣不蔽体，我恳请夫人同意为她们订购一些衣服，因为她们前往异国他乡确实有这一需要”。卢恩的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 of Loon）在请求更多的资助时暗示，没有这些资助，他的移民计划就要半途而废。“啊！请不要让我在这块不幸的土地上受煎熬”，他写信给万德斯弗德夫人说，“恳请您屈尊帮我订购衣服，如果您不考虑我的请求的话，我就无法前往美国。我家有9口人，我实在没办法让他们都有衣服穿”。1847年4月，布瑞安·麦克唐纳（Bryan McDonald）准备移民，遂请求万德斯弗德夫人提供“一些白天和晚上的蔽体之物，因为他们现在赤身裸体，不方便外出”。一位叫布伦南的寡妇显然是从别处听说在海上航行时所分配的食物是不够的，因此在写给万德斯弗德的请愿书中，她先是感谢他同意让她和孩子前往美国，随后请求他准予“在通常的数额外增加2英镑，因为她和家人衣衫褴褛，在购买了必需品后，在海上只能依靠船上的限量供给过活，她们不敢冒险这么做”。在类似的请愿书中，这些准备离开的人提醒他们的资助者，船费仅仅是移民费用的一部分。

为让佃农自筹部分费用，遵循“佃户权”的惯例使承租人获得改良土地的补偿，万德斯弗德允许打算移民的佃农将他们的权益转卖给其他佃农。当土地的价值不足以支付移民的花费时，佃农就向万德斯弗德申请补足差额，因为他们知道离开有助于他实施合理经营地产的计划。丹尼尔·布瑞安（Daniel Bryan）对承租他的土地的卢克·内斯比特（Luke Nesbitt）满腹牢骚，因为他“无法帮助我，而其他人也都不想要（这块地）”。于是布瑞安将租地交还给万德斯弗德，仅要求“为他的房屋支付4英镑”。他说：“房屋是您慷慨应允我建造的，当时耗费 6英镑15先令，另为大麦支付1英镑，因为这花费了我的种子钱和劳动。”布瑞安承诺，一旦支付这些费用，“我就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万德斯弗德对这样的安排并不热心。一位叫西摩（Seymour）的寡妇提醒万德斯弗德他已经批准她前往美国的申请，“您把我租种的6英亩土地交给达比·希基（Darby Hickey），我为这块地支付了4英镑11先令5便士，还为控制土壤酸度在上面撒了80桶石灰”。西摩希望万德斯弗德能够给她补偿，因为她有8个孩子需要抚养，且早已穷困潦倒，但他在答复中明确要求“接手这块土地的佃农必须接受你对土地的改良”。热切渴望移民而且所住房屋造价较高的佃农，因为对其房屋的需求很少，所以往往直接与地主交涉。例如，丹尼尔·弗林纳（Daniel Flinne）有“一座装修精良的房子位于卡斯尔科默的基尔肯尼街”，但找不到买得起的人。如果万德斯弗德大发慈悲，给他30英镑，并为他前往魁北克提供食物的话，就能获得这座房子。为使交易看起来有利可图，弗林纳指出，有“一个具备偿付能力的佃农，是卡斯尔科默的当地人，愿意为这个房子每年向你缴纳10英镑”。

19世纪的都柏林街道。这样比较繁华的场景只能在爱尔兰东部大城市看到，广大西部都是贫穷乡村

最后，在一个历史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一些离开的佃农以他们的家族史作为社会资本，来争取移民海外的免费船票。特别是那些自己（或家人）有在煤矿工作经历的人，显然会更有威望。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的家人早就获得了移民美国的船费，但他希望“自己 35年的赤贫生活”可以说服他的主人提供“一些海上用品”。玛丽·华莱士（Mary Wallace）在请求前往美国与她在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Pottsville）煤矿的丈夫和兄弟姐妹相聚时，提醒万德斯弗德“我的父亲蒂姆（Tim）以前是一名矿工，经常在主人的煤矿工作，直到去世”。同样，玛格丽特·库根（Margaret Coogan）希望万德斯弗德“最好把我送到美国，因为先父是您家的矿工，而且从来没有给您添过麻烦”。与此同时，其他佃农在寻求帮助时也会提及他们的祖辈。万德斯弗德家族发源于英格兰的约克郡，到17世纪30年代末在基尔肯尼郡卡斯尔科默定居，当时在爱尔兰王国政府担任多职的克里斯托弗·万德斯弗德（Christopher Wandesforde）不顾当地原始居民布伦南家族的反对，买入了这一地产。奥哈姆基的米歇尔·布伦南（Michael Brenan of Aughamucky）是被剥夺了地产所有权的布伦南家族的后人，他在请愿书中提及这段历史。布伦南恳求道，“我要告诉您，我的祖祖辈辈，从我的祖父到我的父亲再到我，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但“现在我的家族难以为继，我们总共7人，我希望和他们一道移民美国，如果您能大发慈悲给我置办船票的话”。数个世纪的土地保有权以一张到海外的免费船票而终结。

这些请愿书表明地主的资助对许多在大饥荒时期谋求离开爱尔兰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地的社会网络可以提供筹措启程所需资金的渠道。佃农知晓哪种移民方式适合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并对此予以充分利用。诚然佃农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很少，但他们擅长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一切。胁迫无疑在这些移民计划的前前后后潜在地发挥影响，因此历史学家小詹姆斯·唐纳利（James Donnelly, Jr.）对下面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赤贫的佃农无力支付地租，也不能供养家人，因此在移民问题上可以‘自由’选择”。万德斯弗德的佃农比利·坎特韦尔（Billy Cantwell）对此作了清晰阐述，他断言“只有无法维生……才迫使我在老年时放弃那一小块土地，萌生移民的想法”。与此同时，一些人显然将北美看作是开启新生活的机会。因此，在被驱逐的佃农是否“自愿”移民这个老掉牙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答案。对有些人糟糕的处境和一些地主对他们残酷剥削的关注，不应遮蔽许多人的创造力和勇气。

向移民北美的亲友告别

参加地主资助的移民计划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由不同地主零散发起的移民计划，差异度很大。魁北克的首席移民官在1846年底的年度报告中提及温德姆上校（Colonel Wyndham）和弗朗西斯·斯佩特（Francis Spaight）安排的移民群体“一般都有充足的食物”，并在他们到达时提供“登陆资金”，而其他地主（未具名）安排的移民群体“在这里登陆时贫困潦倒”，收到的“只有一张免费船票和少量给养”。地主资助的移民通常前往北美，在他们航程结束或钱财耗尽后没有家庭支持网络提供及时的帮助。他们总是在船票价格最低时远航，有时是在深秋甚或冬季跨海航行，而这是一年中海上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地主最想让穷人和老人离开，而他们往往缺少物力和体力以撑过整个航程。不过同时他们也有一些优势。对那些缺少财力的人而言，地主提供的现金是很难拒绝的。尽管他们未能从海内外的家庭网络中获得帮助，但往往是成群结队地（从单个家庭到几百人不等）登船出发，这相当于移植了一个保护与援助网络。很多请愿者提到他们想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而地方政府有时也求助于他们的海外联系。正如阿奇博尔德·坎宁安所做的那样，致信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请求他们登上移民船“皮尔夫人”号（Lady Peel）迎接移民，并尽力为后者寻找工作。这批人受蒙蒂格尔勋爵的资助而来。总而言之，地主资助的移民代表了另一种移民模式，即共同体纽带可以使一些爱尔兰人获得移民海外的船费。这些人显然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又是精明的谈判者，在艰难的环境中充分利用了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

[爱尔兰] 奇安·T.麦克马洪著， 初庆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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