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有限地区选举出的领导都有实权吗？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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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公共物品是如何提供和分配的。普遍认为，民主政治体制有助于公共物品分配的非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并且提高了效率。然而在民主有限地区选举出的领导对公共物品分配的影响这一问题却少有人研究。Mu和Zhang (2014)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论文利用调查数据验证了中国农村地区民主选举出的村长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是否享有实权，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解答。

制度背景

要理解中国村级领导的行为以及资源分配过程，就必须对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有所了解。

在中国农村地区，行政村（Administrative Village, AV）是由国家规定的最基本的行政管辖概念。每个行政村由多个自然村（Natural Village, NV）组成。同一个自然村内部由族群、亲属等关系紧密联结，而同一个行政村内的自然村则千差万别。因此，在同一个行政村内的自然村之间分配公共资源则成了一个棘手的研究问题。虽然“行政
村”是一个非正式的政府机构，但村领导却是享受政府薪水的公务员（注：此处为翻译不得当。原文是leader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practice are agentsof the state who are entitled to salaries... in that sense, they effectively are "Officials"，因此村领导只是拿政府薪水，但并不是公务员），因此他们在中国农村的公共物品提供以及分配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鉴于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的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税收。自2000年（注：笔误。原文是in early 2000s，实为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之后，村级财政收入基本依赖于上级政府拨款和村民的实物捐献。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行政村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县政府拨款。尽管如此，村领导仍然积极参与了公共投资的每一阶段，这体现在他们负责为村内的项目筹集并管理资金，并直接影响公共投资在不同自然村之间的分配。

另一个中国特色的制度则是“双委员会”制度：党委会和村委会共同管理行政村事物，它们的领导分别是党委书记和村长。其中，村党委书记是由上级党政干部直接任命或者由村党委成员选举产生，而村长则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且没有明文规定行政权力在这两位村领导之间的划分。那么，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谁真正对村内事物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公共物品分配的理论模型

本文建立了两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分别研究村长和党支书的公共资源分配行为。假设在被研究的行政村中有N个自然村，其中村长和党支书均来自于自然村1。

在村长模型中，在对各自然村总投资一定的条件下，村长会最大化自己所在的自然村的效用和选票利益。模型结果显示，村长所在自然村会得到与村庄人口不成比例的更多的公共物品，这表明民选出来的村长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享有权力。 而在党支书模型中，党支书会在总投资一定的约束下最大化所有自然村的加权平均效用，因为不用担心村民的选票，因此党支书没有偏向自己所在自然村的必要。模型结果表明，如果党支书给予自己所在村庄1更高的资源分配权重，则该村庄获得与人口数量成比例的更多的公共物品。

数据来源和回归模型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普定县的“公共政策与农村贫困”（Public Policy and Rural Poverty, PPRP）项目所进行的实地调查。该调查于2005年进行，共覆盖了64个行政村及下辖的247个自然村，并且包括了1999-2002和2002-2005两段官方任职期。该调查数据包括了两次任职期内村长和党支书的家庭背景、个人特征及选举情况，以及有关行政村和自然村的人口、面积、异质性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 for heterogeneity）、道路基建情况等信息。

实证部分，本文主要检验了两个观点：第一，在行政村内部，村长的选举与自然村的特征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更大的自然村在村长的选举上具有更强的投票权；第二，是否具有更强政治权力的自然村（即现任村长或党支书所在的自然村）决定了上级政府所拨付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在这里，主要的识别问题在于村长所在的自然村本身在影响公共物品分配上的能力上就有别于其他村庄，而这种影响力可能与现任村长并无关系。为解决这一识别问题，作者加入了自然村固定效应和行政村的时间效应。

本文的主要回归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 是在时段t内，行政村j内的自然村i接收到的人均公共投资对数值，t=1表示1999-2001时间段，而t=2则表示2002-2004时间段。 是表示自然村i的政治权力的虚拟变量，由时期t内是否行政村j的村长产生于自然村i来衡量；近似地， 表示是否时期t内的党支书来源于自然村i。 表示自然村i在时期1内的初始人口， 表示行政村j内的所有自然村人口平均值。 是自然村固定效应， 是行政村的时间效应。

该模型中加入自然村的政治权利与人口的交互项是为了检验是否村领导对公共物品分配的影响力会随着他所在自然村的人口变化而变化。如果来自人口大村的村长会更偏向于自己所在的自然村，那么， >0；而在没有选举约束的情况下，党支书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应当与他所在自然村的人口数无关，因此作者预期 =0。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作者用Probit模型检验了本文的第一个观点，即村长的选举与自然村特征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村长的选举与其所在的自然村的人口、父系异质性、地形的异质性以及是否为行政中心村庄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党支书的产生则与这些自然村特征没有显著关系。回归结果证实了我国村级领导的选举机制，即党支书主要由上级政府委任，且与决定村长选举的自然村特征无关。具体回归结果见下表：

其次，本文用主要回归模型验证了第二个观点，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即村领导如何决定自然村之间的公共物品分配。回归结果见下表。在加入了交互项之后，村长所在自然村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享有显著的优势，而党支书所在的村庄则没有这样的优势。综上，即使是在民主有限的地区，例如中国农村地区，民主选举出来的村长仍然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具有重要的权利。

文献来源

Mu, R., & Zhang, X. (2014). Do elected leaders in a limited democracy have real powe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07 ,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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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

译者注：

很高兴Ren Mu和Xiaobo Zhang的这篇有趣的论文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我们也得到了许多有用的反馈。

首先，推送文章中的两个比较明显的翻译问题已经在文中的备注内做了修正。一是农业税的取消年份是2006年，二是村领导只是享受政府待遇，并非公务员。

其次，原文是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比较有意思且涉及中国问题的论文。虽然JDE是不错的期刊，但这篇论文本身确实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回归模型中有比较严重的反向因果问题（享有更多公共资源的村庄或许更可能产生村领导），另外也存在其他的内生性问题。但个人认为，这篇论文为研究中国农村的资源分配、民主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最后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以后会在推文中更加谨慎，并推送更多高质量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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