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民族主义和激进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政党孕育而生。随着世界范围内思想左倾，马克思主义成为更先进的思潮，它与民主科学的结合造就了中共及其革命运动。但就基层社会而言，国共两党都经历了组织“嵌入”地方和逐渐为地方所“接受”的过程。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新式学堂在中共地方革命中扮演的“根源性”角色，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表明，中共组织的最早胚胎溯源于各省立师范和省立中学之中。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中共可谓同根同源。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教育政策，这一举措给许多中下层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机会，同时，兴办教育也稳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名望和地位。中下层乡绅所兴办的学校也成为各级学校如省立中学或师范的前身，为20世纪初政党兴起提供了思想传播的场所。一般而言，地区发展程度是与社会流动速度成正比的，地区原有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流动速度也越快。研究显示，浙江在1880年后出生的青年学生离乡后更关注家乡建设，清末发达地区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要高于落后边缘地区，但辛亥革命至1920年代发达地区学生和官员重返地方的人员少于落后地区。实际上，1920年代浙江各地国民党的组党者也大多在各旧府属省立师范或中学毕业后返乡，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体现得尤为明显。
嘉属海盐县党部周仰松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毕业以后回到海盐办学，后任欤城小学校长，1926年北伐军过境时，周仰松即联合兴武小学的顾佑民等组建了海盐县党部，并借势经商，“搞蚕茧卖买起家，成为政客兼资本家”。1928年6月，周仰松又受省党部指派，任桐乡县党务指导委员，后在1929年2月至1931年1月连任桐乡县第一届、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CC系浙西派重要代表人物。
温属泰顺的青年学生求学多赴永嘉，如高宗龙于省立第十师范毕业后回到泰顺，先后担任中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1926年组建泰顺县临时县党部，担任执委兼商人部长，并担任第二届泰顺独立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30年高任泰顺县教育局局长。严属遂安县的临时县党部也是由省立第五师范毕业生王复植等人策划和组建。王复植于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遂安兴文小学，是年12月，他以兴文小学为基础，成立临时县党部，内有6个区党部，19个区分部，王复植任执行委员。1927年2月，正式成立县党部，继续担任委员。在此后改组中，王先后担任直属遂安区党部和遂安县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等职，长期把持遂安县党部。
金属武义县党部则是蒋卓南和何如圭从省立第七师范毕业回乡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分别利用其校长和讲习所所长的身份组建和扩大党部力量。蒋、何二人先后受聘为壶山小学任教员，1919—1925年先后任武义县立师范讲习所所长，蒋卓南还于1922—1927年担任武义毓秀女校校长，由于他们的教育贡献，何还曾于1925年受到省教育厅嘉奖。1927年，蒋卓南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并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师范讲习所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当地发展组织的重要平台。1928年起，蒋、何还历任国民党武义县党员登记处干事、直属武义区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县佃业仲裁委员会常委、教育科长和武义银行行长等，二人直至1947年皆被认为是武义“恶势力的代表人物”。
金属义乌县党部与鲍济严有重要关系。鲍先后求学于省立第七中学和浙江法政专门学校，1925年鲍济严参与组建国民党，响应北伐。1927年学成回义乌兴办教育，培植人才，并任义乌县警察局长。1928年进义乌中学任教地理，旋奉省派任义乌县党部指导委员及常委。鲍济严后曾一度调职任永嘉县警察局长，因乡绅一再敦请，重回故乡，建立稠西小学。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这足以证明在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在国民党嵌入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据1929年1月浙江省党部对36县市5443名党员的职业统计显示，其中教职员共1833人，占党员总比之33.7％。以上为全省数据，具体到某些县份比例可能更高，如温属平阳县1930年2月的党员人数共计162人，其中教职员则有85人，占总比之51.8％（见表6），而这些教职员即大多数为求学返乡的知识分子。当然，商人党员和农人党员在地方党部的嵌入过程也作用明显。在1929年1月，商界党员共计953人，占浙省党员总数的17.5％；农人党员共983人，占比18％。
然而，新式知识分子将“党”这一新鲜事物带回地方，但要想将党部“嵌入”地方社会，绝非易事。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忽略对地方社会“旧”势力的考察。实际上，在北伐军逐渐逼近各县之时，此前党部一直处于半秘密半公开状态。但北伐军入境给了党部强势夺权的条件。一般来说，临时党部最初意在取代县议会的地方议事权，故都先强占县议会作为办公地址。为此有些旧乡绅倍感世风日下，感叹“县议会从此消失，其会场为党部机关矣”。
表面上看，新青年们似乎断绝了旧乡绅参与新政权建设的大门，但实际上国民党在制度设计上又为他们参与“党治”打开了一扇窗。因为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看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只能存于中央层面，故而更希望党在地方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更“有似传统士绅在皇权政治下的角色”，充当民初议会的功能，既通官民之邮，又不让其直接干预政治。虽然这一观点地方党部的组党者未必认同，但相关研究显示，当时国民党内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和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等人都高度认同，他们认为，党部乃系暂行议会职权，在中央党部类似国民大会，在地方则类似地方议会。一般的老百姓则认为，“党部就是以前的衙门，党员就是官”。
也正因为这一制度设计，党部经费最早也是在旧县议会和参议会两会的临时费和选举费项下拨付。民初县议会的经费一般来自地方公款公产，其控制权掌握在各县议会和参事会的乡绅之手。各县党部取代县议会后，浙江省政府会同省党部曾通令，“各县经费由原有县参两会经费拨充”，“按月核发，不得短少”。“清党”后，省政府和省党部进一步明确县党部经费来源，要求各县成立公款公产委员会（简称“款产会”），隶属县政府，负责接管旧县参两会经费以及各种地方公款，并负责给党部拨发经费。同时，县党部还对地方款产的支配和使用负有监督职权。《管理县公款公产委员会章程》规定，县款产会设委员5—7人，由县长遴选诚实公正、具有财产上之信用者担任，并设党部监察员两席，区款产会设监察员一席，参与公款公产的管理。实际上，很多县党部委员身兼款产会委员，甚至常委。如此，党部对地方款产尤其是旧县参两会经费有了监督、使用乃至支配之权，新旧两派势力便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旧乡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党部的筹建和运作中去。应该说，款产会仅仅是新旧两代之间进行代际合作一种渠道而已，还可以看到许多县教育会、建设委员会和佃业局的委员也身兼党部执委甚至常委之职。
因此，“新”与“旧”在政治鼎革之际的区隔也许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旧派”人士在应对政治变局中所表现出来的“趋新”和复杂，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些地区的乡绅凭借兴办教育和团练等积累了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本，他们也成为党部拉拢的重要对象。如温属平阳县，即由刘绍宽、陈锡琛、姜啸樵、王理孚和黄光等组成的旧乡绅集团主导了辛亥前后的县政。他们对于党部这一新鲜事物，虽并不支持，但亦不反对。与刘绍宽关系非常密切的门生范任直接领导了平阳县党部的筹建，而黄光之子则在特委会时期成为新党部笼络的重要对象。改组委员会时期，省党部派徐箴和陈天鸿回平阳改组党部，他们也得到了刘绍宽的支持和默许。因此，党部亦投桃报李，联合刘绍宽主持款产会同席议事，讨论地方发展。我们还在金属武义县发现，清末旧乡绅徐丙炎一直参与国民党组织的建设，并担任常委。徐氏出生于1866年，乃武义县名儒，县城北上街人，清末民初先后担任县自治会长、县参议和县代理知事，在教育领域先后任武义壶山学堂监督、校长，并于1920年代任省立第七师范国文教员和武义劝学所所长。1926年，徐丙炎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1929—1935年，徐丙炎一直担任国民党省直属武义县区党部常务委员和县教育款产会主任委员。
此外，地方党部往往有意无意间与宗族或地方派系联系在一起，有些大宗族依靠敏锐的嗅觉抓住党部这一新兴权力工具，攫取更多的权益，当然这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媒介，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等地，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寿昌县位于浙西山区，清末民初寿昌社会被蒋、翁、叶三大家族操纵，其中以蒋家势力最大。蒋钟翰、蒋钟干兄弟凭借清末科举功名，得官方青睐，“把持教育界，包揽词讼”；南门翁家则是全县大地主之一，约有2800余亩田地，店铺钱庄遍布寿昌、杭州、绍兴和兰溪等地，且翁家世代同堂，人多势众，仅大学毕业生就有四五人，盛极一时；相比之下，叶家则在政界颇为得势，叶诰书曾在辛亥鼎革时任严州军政府负责人兼摄建德民政长。北伐军过境后，翁家（翁士杰）率先组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并发动群众对蒋家进行了控诉斗争。但“清党”后，叶诰书的孙子叶特生则依奉省令担任寿昌县清党委员，改组县党部，排斥翁家，1927年10月，翁士杰又被任命为寿昌县特派员，整理党务。但到1928年7月，寿昌国民党又在党务指导委员会下被蒋家所支持的势力掌控，翁士杰则被当作“土豪劣绅”被捕入狱。
不难看出，历史积怨虽然使地方纷争不断，却也为党部嵌入地方提供了温床。东阳县托塘张姓和城关卢姓为当地大族，皆崛起于宋室南渡以后。托塘位于县南郊，卢宅则位于县城，二者“积有世仇”。1923年，托塘张荣铭等发起组织“齐社”，1926年12月，张受省派回东阳组党，张即以“齐社”为基地发展组织。临时县党部成立后，张荣铭成为常务委员。一时间齐社几乎把持了县政，县长廖维纲便利用张、卢两姓矛盾，挑动卢宅卢姓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反对托塘张姓，张荣铭在纷争中去职。1927年2月，省党部委派卢宅的卢炳晟成为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卢氏控制东阳党务一直持续到1930年4月。
位于浙西衢属常山县也有类似情形。民国初年，围绕着县议会议席以及省议员选拔，常山就形成法派和君东派二派，两派相互攻击，以攫取各部门权力。1926年12月，北伐军入境，县议会解散。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缪斌介绍徐时恺和汪卓侬等5人加入国民党，并组建国民党县党部，由徐时恺任常委。汪卓侬因任私立正谊小学董事会首，为争取利益，以正谊小学为聚谈场所，组织小团体，自名“正谊派”；而徐时恺及其同派成员系定阳小学校长或教师，故名“定阳派”。两派势均力敌，分庭抗礼，原法派与君东派皆以个人关系，“分别接近新兴的定阳派或正谊派”，这就成为党部嵌入常山的重要背景。1927—1931年，正谊派和定阳派轮替办党。“清党”后，常山县党部仍由定阳派主持，徐维新任常委。1927年10月，正谊派在蒋介石下野后获得党部控制权，曾日三任常委。1928年7月，省指委会派定阳派郑作仁、何甘泉和徐时钟三人回常办党，定阳派重行夺权，且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旧去新来，没有变的仍然是地方派系斗争，党部嵌入地方正如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影响着地方社会。
温属瑞安县的地方派系更为久远，当地从晚清开始就因学界权力等纠纷造成所谓“陈党”（以陈黼宸为首）和“项党”（以项湘藻为首）两个主要士绅派系，民初陈党打败项党，陈党又分为大陈和小陈两派，大陈以陈亦典、鲍漱泉为首领，小陈以陈穆庵、伍宙飞和陈叔度为首领。1927—1928年间，小陈派联合江南（飞云江以南）士绅李一飞等接收党部，并藉此“喊出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大陈派。
一般来说，杭嘉湖宁绍的党部嵌入相对简单，也相对平和，同时，这些地区因受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影响，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不过，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商会力量发展更盛，群众入党的积极性明显不如金衢严处台温，故党部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性也远不如后者。
综上所述，1927年前后的国民党在浙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与地方旧乡绅合力之下建立起来。新青年依靠其在城市求学中带回的组织线索组党，并在旧议会的庇护下嵌入地方。这一嵌入过程或凭借宗族传递，或藉由地方派系，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嵌入地方。这对党部来说是积极面相。然而，新旧之间毕竟难以长期共存，其必然伴随着地方县政激荡而裂变，从而导致党政绅之间多重冲突，进而使地方社会愈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