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中国社会阶层是流动的，中产阶层焦虑的根源在哪里？

社会阶层是流动还是固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造成流动或固化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张翼老师: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看待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问题：

是心怀恐

第一，阶层分析与流动的度量方法：在进行阶级分析时，社会学家经常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其一是阶级关系法，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其二是社会分层法，即在平稳发展的常态社会中，看待社会成员的层级结构及其流动趋势的方法。网友对阶层固化的理解，更多显示的是对社会分层意义的流动渠道是否闭合的担忧。

经典社会学布劳-邓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是将父亲的教育资本和父亲的职业地位作为自变量，然后去预测子女的教育资本与子女的职业地位的。如果子女的职业地位主要受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的强影响，则社会阶层趋于封闭；如果子女的职业地位主要受自己受教育程度或自己既已取得的职业地位的强影响，则社会趋于开放，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未曾闭合——因为自致性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升迁幅度。

在判断社会流动的方向时，不同的社会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社会分为不同的层级。但在解释社会流动——即在解释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流向另外一个阶层的时候，也会坚持两个重要的维度：其一是代内流动，即一个社会成员自己从初始社会阶层向现在所在的社会阶层的流动；其二是代际流动，即一个社会成员与其父辈相比是否发生了阶层流动。

社会学家还把社会流动主要概况为向上流动、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三类。如果一个社会发展较快，社会创造的上层的社会位置较多，社会显示出开放而非封闭的态势，则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比较多。如果一个社会发展较慢，则社会成员就更多地显示水平流动。 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则上层和中层的位置会减少，那么社会成员向下流动的机率会比较大一些，这时候就会暴露出很多社会风险。

但不管如何考量，家庭对个人的流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出身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一个人成就的不平等。居于优势地位的家庭，会创造很多机遇，使自己的子女或者继承自己的优势社会地位，或者向上流动提升代际考量的社会地位或阶层地位。所以，家庭背景的变量是所有社会学家都必须考察的变量。

第二，将家庭与个人的流动动力与社会创造的再结构性动力相区别。也就是说，在看到家庭为某个社会成员创造的流动动力的同时，还应该考察作为结构性因素的社会创造的动力，这个动力我将其定义为“再结构化动力”，即社会从原有结构状态转变为新结构状态过程形成的结构再造动力或重新形成新结构的动力。即使在控制家庭与个人这两个变量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控制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取得的收入的情况下，还应该考察社会变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无疑，再结构化因素的扩展——主要是正向发展的再结构化动力的强化，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遇。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划时代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农化、工业化、中产化、城镇化等等，就以结构性因素的方式促动了社会成员的向上社会流动，使亿万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然后又在职业意义上转变为产业工人。下层社会的向上发展，又支持中国社会新生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解释为是阶层再造和阶层再结构化过程。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使这个结构再造工程创造了无数发展机遇，也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形成了基础性支持。

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在促动个人社会地位的继承、或在设计个人向上流动的动力时，不再简单因循父业子继或传统的爵位继承等 ，而更多转变为以教育支持分工细化的职场发展。即不管你出身于哪个阶层，如果你不能在现代化教育体系中获得为这个社会所承认的人力资本、或者你未曾取得度量这个人力资本的文凭，则你很难在社会上定位你的初始位置。

你取得了文凭、你获得了你的第一个职业位置、你拿到了与这个职业地位相匹配的收入，你基本就确定了你在某个时段的社会阶层。应该说，教育、职业和收入是三位一体的，但教育具有更为动力学的流动干预意义。现在，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就预示流动的动力学基础也越来越大。教育的扩招，也在创造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再结构化动力因素。

第三，考察社会成员个人的努力程度。同样是一个出生队列的人，有些人更努力，有些人只要守成就可以，而有些人则不努力。不管是人的抱负，还是野心，还是内驱力，都可以褒义地解释为梦想。没有梦想、没有志愿、缺少激励因素的人，就比有梦想、有远大抱负、常常鞭策自己奋发向上的人进步得慢很多。

所以，有些人会将自己难以向上流动的原因解释为结构性因素，即自己出身在低层、家长没有权力、缺少经济发展支持等等。但成功的人在解释自己成功的原因时，除肯定家庭的背景外，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努力程度。 应该说考察和分解一个人的流动的支持力量是很难的，不像算算术那样容易，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社会的结构化与再结构化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力量：结构化趋于形成边界明晰的阶层，并固化原有的阶层类属；再结构化打破原有的阶层边界，形成不同以往的社会流动动力，促发新社会的生长点。你经常遇到的好玩现象是：大学生觅职的时候，如果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则会抱怨社会的结构化，并偏好用结构化理论解释自己的无奈，认为个人被限囿于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难以突破结构的约束，找到上层职位。但如果顺利找到了工作，则会使用建构主义理论解释自己的成功，突出自己的能力。

第四，考察一个社会成员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社会网络，有些人将这个社会网络干脆定义为社会资本，即这个网络与经济资本一样也会为个人的发展与社会流动创造支持力量。

据此，家庭背景、社会的再结构化动力、个人的努力程度及其所在的社会网络等四个因素，就成为社会学家经常从学术角度判断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主要变量。社会流动是动态的过程，社会分层是流动的结果。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流动有一个基本规律——短距离的流动是常态，长距离流动是非常态。早上是种地郎，晚上会坐在天子堂的情况只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在整个社会也是凤毛麟角的。

这里所说的短距离的流动，即可以解释为所在位置的短距离流动，也可以解释为社会层级的短距离流动。比如说北京的流动人口，河北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因为河北环绕北京四周，可以就近短距离流动到北京，节约流动成本。再比如，农民从非农化开始，总是较多地转变为农民工，然后才会到城市定居，将家人带入城市，转变为市民，在代际意义上继续向上流动，或许在自己子女一辈才能转变为中产阶层，但在最初，绝大多数农民只能近距离流动为农民工。也可以以爬阶梯为例说明：你从第一个台阶爬到第二个台阶，不用多长时间，也不用费很多力气。你从第一个台阶爬到第一百个台阶，你就得用很多时间，也会耗费很多力气。 但你要爬到黄山之顶，你不仅要用很长时间，耗费无数体力，还得看黄山之顶是不是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容纳你的到来——上面的人不愿下来，下面的人一定要上去 ，于是就需要制度规约，设计退休的时间，给年轻人腾出位置。如果上面的人不愿下来，而下面的人又积累了强大的冲击力，那这些人的升迁就会将上面的某些人挤出黄山之顶，或许会发生掉崖事件，这就很危险。

因为社会上层的位置很少，上面的人不愿意下来，所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长距离的流动才会发生。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过程中，来自于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才可能较快地被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成为国家高级干部。但干部年轻化与知识化本身是制度促发的再结构化动力因素，这个因素一旦减弱，或者上层岗位已经实现了年轻化与知识化，就很难再发生长距离的流动了。所以，长期来看，短距离的流动是常态，长距离的流动是非常态。

社会流动的另外一个基本规律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或者在工业社会初级阶段向工业社会高级阶段过渡过程中，或者在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过程中，流动速度会比较快，社会能够创造出大规模的向上流动的工作岗位，解决流动渠道问题——这是为社会创造的再结构化动力所决定的。就比如某个阶梯被做宽了很多，站在这个位置的人相应也会多很多。

这时的向上的流动经常会表现为从低层向上的跨阶层的流动，即从农民阶层转变为工人阶层，或者从工人阶层转变为中产阶层。所以，人们易于观察到这些向上流动，并易于得出社会流动渠道开放的结论。

但到了后工业社会时期，在一个国家进入了中产化社会之后，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就难以创造，阶层之间的边界也会模糊，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率减少了，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产业变动机会也减少了。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数量就趋于降低，不再如原来那样大规模增加，也不像城镇化的初期，城市要多少人，农村就能来多少人，这些人进城后就会很快转变自己的职业地位。但伴随后工业化特征的强化，社会流动的特征就转变为阶层内部从低到高的流动特征，而非跨阶层流动特征。比如说，现在工厂里的流动劳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农民工，他们一天地都没种过，初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就做了工人，所以他们的初始阶层地位就是工人，现在的阶层位置也是工人。但在工人阶层内部，一个人也会发生流动，即从初级工向高级工转变。在教师队伍中，一个老师也可以从助教向教授转变——发生阶层内部的流动。

所以说这是个复杂的情况。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很难发生阶层之间的跨阶层向上流动。 试想，在一个社会的主要阶层是中产阶层时，社会的流动就只能是中产阶层内部的流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工业化完成的过程，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再结构化动力因素逐渐减弱的过程。产业服务业化的过程，也是制造业工人阶层缩小的过程，更是中产阶层形成的过程。现在，中国发生的跨阶层流动，主要是中产化流动。

这就是说，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在处于快速的后工业化阶段，这就需要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工作岗位，拉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增长。所以当前国家采取的重大战略，是对以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材的加工、制造业的挤出，是对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等的鼓励发展。工业的升级版，可以使工人阶层在自己的阶层内部实现向上流动。高端服务业的扩展，可以使中产阶层实现在中产这个层级的阶层内部的向上流动——这就是说，同一阶层内部也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变化趋势，这个过程现在还是开放的，不可能是封闭的。我们国家在后工业社会因素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会观察到更多类似现象。

后工业化的过程，还可能是阶层之间的优越感模糊的过程。比如底层中产的收入，就不一定被技术工人挣得多，工人也并不一定比农民挣得多。到农村问一问，就会发现农民已经不像原来那样羡慕工人。念过大学的女生，经常会嫁给个体户。这种现象在十年前几乎是没有的。只要农民阶层开始不愿将自己的身份转变为农民工阶层、或者不愿将自己的身份登记为市民，则每一个阶层的人口数量与人口比重会趋于稳定，阶层之间的边界会趋于模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评价阶层固化与否时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跨阶层流动的标准，一个是阶层内部从低到高的流动标准，这两个标准在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衍生出不同的变数。

现在小结一下：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它所创造的再结构化动力比较强，创造的改变人们职业地位与阶层位置的机会就特别多——主要是农民阶层转变为个人阶层。在后工业化过程中，一个社会新生的阶层位置，主要是中产位置，所以会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白领人群——主要是低层阶层的人口转变为中产阶层。等到后工业化社会实现以后，整个阶层流动机会就更趋于缩小，由于人们的选择、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那些我们从职业上认为是社会下层的人的收入可能会反超中产阶层。

在后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区，你可以看到垃圾工人、伐木工人、铁路工人、制造业工人，尤其是一线工人的收入，都要高于底层白领的收入。我在德国的时候，家里马桶不通，房东就告诉我说在德国只要是水暖工上门一次，诊断一下马桶的问题就要50欧元，疏通后再结算最终的服务费用。所以在欧洲、美国，家里有保姆的人非常少。要进行家庭装修，你就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因为你根本雇不起装修工人。只有上层收入很高的那些人才会家里有保姆，比如雇菲佣做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