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个人史兼“日知录” | 早读

早就说过 · 公众号 · 杂志 · 2019-11-09 12:43

正文

《〈读书〉十年》

扬之水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正式去三联上班。

到底去哪一个部门，还没有定呢。

……我也笑笑，情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去《读书》。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往社科院，先找郭一涛，然后同往院人事处，取得商调函。

午后往永外办调离手续，取得档案。

将档案送到院、所。

黄昏微雨。

《〈读书〉十年》是名物学者扬之水（又名赵丽雅、赵永晖）1986年至1996年这十年的日记选编。这十年，正好也是扬之水任职《读书》编辑的十年。旧版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开始陆续出版。倏忽又是八年过去，新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增加《友朋书札》一册。重读是编，仍然是八年前的滋味：百感交集，迭有所见。

当我又一次重读《〈读书〉十年》时，想的不再是“我从这套书里看到了什么”，而是“这套书会带给不同世代什么感受”。

时至今日，1986年出生的孩子，现在是社会中流砥柱，1996年出生的，也已经大学毕业。不过我相信，任何世代的读者，只要对近三四十年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有所体认与记忆，就能从《〈读书〉十年》中读出不同的况味。将来的后生，能够从书中获得的益处，只会更多，因为《〈读书〉十年》正如我当年为旧版撰写的书评，是 “十年日记，百科全书” 。

学者的个人成长史

扬之水近些年在读书界可算声名赫赫，其著作举其大者，即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奢华之色》（三卷本）《棔柿楼集》（十卷本）《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三卷本）《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等，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而这样一位饱学硕儒，是如何养成的？且不去说“初中毕业”“卡车司机”这类江湖传闻，以免制造又一个逆袭神话。单说她能在1986年进入《读书》编辑部当编辑，可以见得当时人才稀缺之一斑，文化界又正好还在百废方兴的当儿——时代在剥夺了扬之水这一代人青春向上的机缘后，又给出了一条亡羊补牢的幽径。自然，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不是之前在《读书》发表过文字，初中生赵永晖也无法进入沈昌文领导下的《读书》编辑部，成为后来名传一时的“《读书》五朵金花”之一。

《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

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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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时的主编沈昌文在《序》里说：“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 ‘师从众师’ ，所以十分得益。”用扬之水自己的话说：“对编辑部诸同仁来说，编《读书》，不是糊口的职业，而是 一份爱好，一份生命的寄托。 ”不妨说， 是《读书》十年中的无数作者，共同培养了扬之水这样一位学者。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可以算是“初访辛丰年”。辛丰年先生当时居南通，较之京沪两地作者，见面自属不易。扬之水于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借去沪之便，专程赴南通访辛丰年。早晨六点半敲响房门，两人进入“一见如故”模式，“彼此谈过身世经历之后，就谈历史，谈音乐，谈书法，各类话题穿插跳跃，无所不谈，几无间断”。到扬之水下午四点二十分登船返沪，“整整谈了十个小时（其间很少停顿），真是口舌干燥，嗓子都有些沙哑了”。这等奇观，初见双方如果没有此前联络交流产生足够的信任与认同，哪里有可能达到？

辛丰年

《读书》需要接触的作者极多，几尽学界一时之选，扬之水自然也非人人“平等交往”，但她像海绵一样，总是能从“众师”那里获益。例如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读书沙龙第一次活动”，讨论的题目是“现代性危机：各种可能的解”，参加者达十二人之多，包括汪丁丁、何怀宏、徐友渔、刘军宁等。扬之水自言“对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 “但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大家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了解每个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及在争论中的姿态，倒是挺有意思的” 。

正是通过这十年《读书》编辑的转益多师，扬之水终于下定了投师孙机、从事名物之学的决心。《〈读书〉十年》日记今分为四册，一一展读，可见作者的学术兴趣， 从漫无所依到“定于一 ”，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 如以今之学院训练比附，则相当于硕士至博士前期的确定学术方向 ，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扬之水记下一段：

读孙著，并与先生一席谈之后，痛感“四十九年非”，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只是前面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是不多了，更生时光促迫之感。

从日记看来，正是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与内心的紧迫感，成为促使扬之水离开《读书》转往社科院的主因。从此中国学术界增一好学者，而文化界失一好编辑，得失难言，局外人只能为扬之水本人贺。

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史

周作人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曾作《日记与尺牍》，开篇便道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周作人这番话，移来评《〈读书〉十年》，再确当不过。《〈读书〉十年》旧版为三册，新版将日记析为四册，并添一册《友朋书札》，凑成完璧，无论是对于扬之水的个人史，于《读书》的成长史，更重要的是，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史与物质生活史，也是一批绝妙的脚注。

正如周作人所言，每个人的日记与尺牍，都鲜明地表出个性。扬之水日记的个性，首先在于记录所注目与过滤者，与旁人不同。近代人物日记多有出版者，但像《〈读书〉十年》这样， 于交游、物价、食肆、菜色，无所不记者，尚属绝无仅有。 《读书》主编沈昌文爱吃，亦有 “ 首先抓住作者的胃 ” 之隽语，故《读书》编辑部虽小，与作者、同行各种聚会，几乎两三日必有一至数起。偏生撞到扬之水不仅重古之名物，今之食事亦一并详记，《〈读书〉十年》，随手揭开，无处不见食于何处，与何人食，是何菜品，饭价几何。于是读者才知道九十年代的必胜客，五人可以吃到八百多元；赵萝蕤热爱肯德基，数年生日均由扬之水买炸鸡往家里庆生；而彼时各地之面价，或五六毛，或两三元，都能反映当日各地之经济发展状态（有云每平方米适宜房价，当为一千碗牛肉面总数）……如此细数琐计，不胜枚举，倘有心人，将这些记录一一整理，对应相关社会史料，大可为八九十年代物质文化史，开一生面。

1987 年第一家KFC在北京前门开业

至于友朋笔札，当然首先基于《读书》的编著往来，但扬之水既是如此妙人，来函诸公自然也放开心怀，学术、出版之外，谈天气，谈饮食，谈音乐……当真是“见字如晤”，各具面目。其中雅趣，可以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一则日记为例：

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于是将此数语抄与何兆武、周黎庵、周一良、朱维铮诸先生，就便约稿。

风雅之极，堪谓当代《世说》之属。难怪黄裳看过部分日记内容后曾致信作者称：“因叹尊藏日记皆逸人韵事，可辑为一册，可惊俗目，又知足下为编辑时，辛勤周至，无怪为作者所胜赞，如此编者今无之矣。”日记与尺牍，于此恰可互补，可惜未见扬之水致诸公手札，否则往来鸿雁，更能明晓何谓“如此编者今无之矣”。

《读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不必在此讨论。《〈读书〉十年》中记了叶秀山的一番谈话，说 “《读书》是‘后学术’，能写书，能写论文，能把自己的专业玩熟了，才能给《读书》写稿”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五日）。说《读书》是沟通连接这一时期知识界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另类，先锋与保守之间的媒介，并不为过。有意思的是，《〈读书〉十年》基本不记“会议内容”，反而将大量笔墨集中于学人交游，轶事趣闻，饮食日常，与《读书》杂志本体的关系，或近于一种“祛魅”的关系，廿余年后读之，倒真有一种难得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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