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小说如何够抵御时间？
程耳：自由、幽默、荒诞、冷静又深情
程耳：
尊敬的李银河老师，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王小波先生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可以跟大家谈论王小波先生的小说艺术。
因为我得到这个安排之后还是有惴惴不安，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评论家，我更多的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和谈论我对于王小波先生的一些感受。为了准备这次的谈话，我最近三四天以来都是在阅读王小波先生的小说，我总体上的感受是，我觉得王小波先生的小说抵御了时间，让我觉得很振动，也很惊喜。他的那种渗透到思想、语言和叙事里的自由，他的冷静和深情，以及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最后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他依然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我总体上对王小波先生小说的最新的一个观感。
关于抵御时间这件事，我有下面几点补充。我已经学会小波先生特有的句式。
所谓抵御时间这件事，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久弥新，因为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这几天重新看《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包括重新看《似水流年》这几篇小说，我觉得它非常新，不像是一个好几十年以前的作品。当然，有的朋友会觉得，可能二十多年也不是那么久，你怎么能说二十多年就能够给他一个抵御时间这样的评判？确实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二十多年确实不算很长的时间。
但就我们特殊的情况而言，现代的中文写作，尤其是小说的写作，实际上可能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刚刚开始，所以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代小说而言，实在谈不上多么厚实的土壤，我们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王小波先生的小说能够抵御时间，能够在现在仍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具体说来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成功地抵御时间？无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个人去总结的那几点，就是他的思想、语言以及叙事上的自由，他的冷静、他的深情、他超越他的时代的价值，最后有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共同去实现了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小波先生的几篇小说，它是融为一体的，很难分开来谈，因为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王小波先生小说里的价值观也好，审美倾向也好，叙事方式也好，这些都是由以上这些原因造成的，你很难把它一个个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尽可能的去试一试。
首先当然是他作为作者，他的思想和他的价值观。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小波先生的这本小说，其实同样的题材也好，同样的时代也好，对于同样重叠时代的描述，这样的小说很多，但是他的《黄金时代》也好，他的《似水流年》也好，他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好，他跟同样是表达那个时代的每一篇小说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他超越了他的时代的价值。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一点？后来我发现，他没有去把他的着重点放在任何我们已知的那些对于那个时代特别表面化，或者是在今天看来特别陈腐的东西，他的小说里面都没有。
其实二十多年不算太长，但是我二十年以前也有非常钟爱的小说，也有非常钟爱的电影，我最近也常常想拿出来重新看，但是感觉真的不是太不好。小波先生新的视角的起点在于，他在他的人物和环境之间，他在他的人物和时代之间，他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更宏观的价值，举个例子来说，用小波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譬如他在《黄金时代》里面写到，"既然摧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下山接受这种摧残。"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王陈二犯"，他似乎站在更加宏观、更加俯视的角度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发生的所有事件。
关于这一点我还想补充的是，譬如说其实任何创作从最根本、最本质或者最源头来说，无非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小波身处他的时代，他去写《黄金时代》这样的故事，举个例子来说，他很少写王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几乎没有写过。当然有一个原因是王二对自己比较自信，他基本赤身裸体，基本都是光着的，这是当时开玩笑，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我相信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小波意识到服装一定是一个年代最表层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即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是一样的。他后来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当然写到了叫海鹰的女孩她穿的军装，但是他写她穿的这身军装，只是为了说这个军装把她的身体染上了颜色，他最终还是回到身体本身。所以我觉得从最根本上来讲，小波先生的小说，他去除了这些表面化的、风一刮就能吹走的最表层的时代精神，他直面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刺穿皮囊只达肌肤，这是他的小说从根源上作为好的小说创作的首要基础。
第二，我想谈他的语言和他的叙事。我在他的一篇序言或者是一篇其他的很短的文字里，我看他提到一点，他说最好的中国文学的文字都是来自于翻译家。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一点，其实我在去年有一次跟许知远聊天的时候也谈到这个话题，我当时也提到，
其实中国最好的文字都是那些翻译家写出来的，像傅雷这些人。
小波先生的文字非常优美，而且他的文字最大的，当然把文字写的美的人很多，但是小波先生最大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更大的好处在于，他的语言的质朴同时又最有力量。他会反反复复从不同的词，大家可以数一数《黄金时代》的第一个自然段落里"破鞋"这个词出现多少遍，确实出现非常多，"破鞋"这个词在他的第一段落里面占到非常大的部分。
当然当你习惯他这个语言方式之后，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创作都是有他非常缜密的逻辑和他自己非常强烈的表达，他想突出的事情，他有很多这样的语汇，包括我刚才反复说的那个句子，他的那些补充。这一方面使他文字的自由，他对文字驾驭非常自由的能力，因为有时候文字确实需要把它读出来，当你重复某一些字句的时候，他的文字本身的韵律也好，文字本身的优雅的美感也好，都会从中显露出来。
关于叙事，我觉得小波先生的叙事也是少有的自由，他无论是在长的时间概念里，还是在短的时间概念里，他都做到非常自由的写作。他刚刚还在写1968年的天空是红色的，但是下一行就写到1977年去了。而且他跟他的语言一样，他在叙事中也反复不断的强调某一句话，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他看到1968年的天空是红色的，这句话是《革命时期的爱情》出现七八次的句子。
跟语言一样，当你习惯他的这种叙事方式之后，你会从中获得那种阅读的快感。而且这种自由的叙事，他反复的把时间回到一个点、回到一个点，往前去到一个点，他这种自由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叙述中的他在一个生活的横界面进行对比，我作为读者，我能在他的一个句子里看到过去的他、现在的他和将来的他，我觉得这是信息量非常大的一种书写方式，而这种叙述方式给我非常强烈的现代性。这就是我说他的小说读起来像一篇新的小说的感受和原因之一。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他的冷静和他的深情。这种文字的冷静至少是我们最近十几、二十年，或者更早一点八几年的那一批作家，才开始意识到，在审美上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文字本身应该是冷静的。因为我们确实有过很多激昂的年代，与此相应有很多非常激烈的、非常煽情的文字的表达，但是越往后，就我个人来说，我确实越来越喜欢这种非常冷静的处理，尤其是当这种冷静的文字搭配上小波先生的深情。因为我个人偶尔也写字，我对自己的概括是冷漠和温情，但是我这次看完小波先生的小说之后，我觉得小波先生是冷静的深情，他几乎不偏不倚的描述着王二以及王二经历的每一个女人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但是他对每一个人的深情，虽然他的表达方式可能只是说红线没有干成，后来想跟红线怎么样也没有干成，跟海鹰干成，跟姓颜色的女孩，很遗憾，最终没有干成。虽然他用最简单、最粗暴，然而其实是更准确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王二跟所有女人关系的背后，我感受到一种非常情深义重的深情。其实没干成和干成了，是一个非常科学和非常准确的划分方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也是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创作、哪一种艺术更高的境界就是，他的幽默和荒诞。我刚才说因为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还在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我看他的小说特别直观、特别深刻的感受。
我常常会看着看着就笑了，偶尔会哈哈大笑，这种幽默才是渗透到一种文明或者是一个创作者身上最不可取代、也是最难实现的一种高度。无论你去描写国外也好，描写快乐也好，他始终是非常幽默、非常嘲讽的一种心态，这种荒谬感。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王二站在树上，看到有一个人被很长的长枪捅进身体，树底下转圈的时候，他说"瞧着吧，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了。"我对这句话记忆很深刻，有这句话作为背景我们似乎很容易讨论一些东西，包括王小波先生对于他的创作，他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在树上，他稍微高一点，也不能太高，太高就到云端了，他高一点，他在一棵树上，朝下看着这个时代也好，看着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也好。"瞧着吧"这三个字首先是他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的幽默，然后是"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这是冷静的、客观的、仅仅只是描述当下而不做任何评判，事实上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判定，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能够腾空而起，他腾空而起站在这棵树上，或者站在那个树顶，继续看着我们。
大概从创作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对于今天来说，在小波先生去世二十周年这样一个纪念活动，而又有新经典文化出了这样一套书，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以个人的经验来说，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花一点时间看看王小波先生在二十多年以前写下的这些文字，确实非常好的小说，非常好的对于时代的提炼与总结。谢谢大家。
李银河：我要说起来的话，因为程耳是专业，又写小说又是导演，拍的电影非常出位，据说争议挺大的？
程耳：对，跟王二一样，王二很少穿衣服，我们的电影穿衣服时间不多（大家笑）。
李银河：王小波，与意识形态直接不对话
他写人性本身
李银河：
我是一个搞社会学的，文学根本不是我的专业，另外我的身份是他的生活伴侣，所以我没有资格讲他的小说，我觉得我没到那个档次，我只能够把我的一点点作为文学的业余爱好者的这种感想稍微说一点。
我想说两个事情，一是小波的东西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有一点特别不一样的，中国文学这个东西一直是政治上很敏感的地方，从解放以来，从批判《鲁迅传》，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到文化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品全都成了毒草，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都是毒草。
在中国，文学这个东西从来都是一个政治批判的对象，或者是政治解放的一种号角，比如鲁迅一直被批判，说他是投枪、是匕首，都是在政治上。而且表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文学这个东西从来都不那么单纯，它不是纯文学。我记得文化革命里头，为了一个电影，写大庆的电影，政治局要开会这个电影能不能发行。我最近那个电影叫《苦恋》，是伤痕文学，文化革命刚结束的时候，结果又是闹到政治局，就说要批判，从中宣部到文化部，邓小平发话要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