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近以色列对真主党的一系列行动，步步紧逼，重创了伊朗的“抵抗轴心”——这是伊朗用来对抗以色列和西方在中东利益的一系列代理武装力量网络。除了针对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长达一年多的瓦解也极大削弱了伊朗在受到威胁时反制的能力。接二连三的失败可能会迫使伊朗依赖其另一种主要威慑工具：核武器计划。
有伊朗官员暗示，以色列的咄咄逼人或许会促使伊朗发展核武器。有人甚至推测，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可能会撤回他此前发布的禁止发展核武器的宗教法令（法特瓦）。目前，伊朗已经在增加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并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手中也积累了大量接近武器级的材料。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哈梅内伊可能会认为，面对国内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和来自以色列的潜在攻击，核武器是保护政权的唯一途径。
美国和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压制不允许伊朗制造核弹。尤其是以色列，似乎掌握着关于伊朗核计划进展的详细情报。如果伊朗跨越某个关键门槛，以色列很可能会袭击其核设施——这在2011年时几乎成了现实。然而，这样的行动能否成功并不确定。以色列内部人士私下承认，通过空袭大幅推迟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可能已经错过：伊朗的相关设施埋藏得太深，核技术也已过于分散。有人认为，轰炸这些设施或许会点燃地区冲突，而核计划最多只会被延缓几个月。
首要问题是：伊朗将寻求什么样的核武库？拥有核武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制造核武器需要三项关键要素：裂变材料（如浓缩铀）、能够引发核爆炸的弹头，以及将弹头送达目标的运输系统，如导弹或炸弹。伊朗可能不会同时具备所有这些要素。它可能先制造出武器级材料，但尚未拥有可用的弹头，或者拥有弹头但缺乏合适的运输系统。
伊朗还可能采取与以色列类似的策略，制造出完整的核武器但不公开宣布。这样一来，它既能享受核武器带来的威慑效果，又能避免所有的外交代价。伊朗采取多大程度的公开姿态将是关键所在。它可以完全秘密地推进核武计划，假设外国情报机构会察觉其动向，从而建立起一定的威慑力。也可以通过驱逐国际核查员、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并撤销相关法特瓦来明确表明其意图。甚至，它还可以选择进行一次核试验，以此证明自己拥有可操作的核装置，向世界展示其核能力，但这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无论伊朗是公开还是秘密跨越核门槛，接下来它都需要决定生产多少核弹及如何部署。它可以像1960年代的以色列那样，仅制造少量核装置，寄希望于同情的大国在受到威胁时出手相助，以避免核战争。伊朗的问题在于，它缺乏明确的支持者：即便是俄罗斯是否愿意为保卫伊朗政权而介入也无法确定。另一种选择是效仿印度，建立一个规模适中的核武库，能够在遭受敌方首次打击后依然保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报复。
十年前，许多专家和官员认为，印度模式是伊朗最可能采取的路线。这种模式对伊朗领导层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让领导人保持对核武器的绝对控制，而无需将使用权限下放给前线指挥官。然而，近年来，伊朗的战略考量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伊朗与以色列的军事差距不断扩大，而国内不稳定因素增加。同时，伊朗的军事行动也变得更加大胆，比如今年1月对巴基斯坦的导弹袭击，以及4月对以色列的打击。如果哈梅内伊去世后伊朗决定发展核武器，军方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大，这或许将进一步加剧伊朗的军事冒险主义。
更加激进的伊朗将领或许会青睐第三种选择：巴基斯坦模式，即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核武库——数百枚而非几十枚核弹，以便在冲突初期就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应对常规军事威胁。这将需要制造小型核武器，并将其广泛分散，以确保在危机中能够迅速使用，同时将使用权限下放给前线指挥官。
这一核武态势选择也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核能力将如何影响伊朗的行为？1981年，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在其文章《核武器扩散：多多益善》中提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往往会更加谨慎，因为核武器提供了安全感。几年后，沃尔兹进一步指出：“事实证明，任何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无一例外都表现得谨慎和克制。”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对核伊朗的前景也持冷静态度。他表示：“拥有少量的核弹并不是特别危险。”
然而，许多人对这些观点感到不安。另一位政治学家斯科特·萨根提出了两点反驳意见。其一是，核材料可能被盗窃或出售给恐怖组织，这可能由政权内部的叛变者所为，或在政权默许下进行。其二是，核武器可能成为一种“核盾牌”，让伊朗在不担心遭受报复的情况下采取更激进的军事行动。萨根指出，巴基斯坦就是一个例子：该国军方在1999年允许准军事组织和伪装的部队侵入印度控制的领土，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在前一年获得核武器后，其高层官员变得更加自信。同样，朝鲜在2006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后，于2010年击沉了一艘韩国舰船。
这些动态在伊朗将如何演变？与巴基斯坦类似，伊朗长期以来通过资助、武装和支持代理武装力量来弥补其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尤其是对抗以色列。尽管伊朗政权不大可能直接与代理武装分享核技术，但一些代理组织或许会试图通过同情的伊朗安全部队成员窃取核材料。伊朗政权很可能会认为，核武器带来的“免疫力”将使其能够加大对这些代理武装的支持，并鼓励它们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这一问题并不简单。核武器能够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免于攻击。1982年，尽管英国拥有核武器，阿根廷依然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伊朗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两国均拥有核武器）的导弹袭击也表明，核武器的“盾牌”并非牢不可破。此外，巴基斯坦倾向于在其本国境内庇护伊斯兰代理人——即便如此，印度在2019年仍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发动了空袭。而伊朗则更倾向于在其边境外培植代理组织。因此，除非伊朗能够为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提供“核保护伞”——这几乎不太可能，尤其是因为这将需要一个庞大的核武库和复杂的指挥控制系统，能够在多轮打击后依然存活——否则这些代理组织仍然会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
这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一个成功制造并部署核武器的伊朗？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考虑攻击东方的新兴核武库，但最终放弃了这一冒险计划。如今，以色列显然已深度渗透伊朗的核计划，并与美国合作，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定位并打击核弹头的存放地点。然而，这样的行动本身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动荡，导致对美军基地的报复，并进一步引发地区冲突。
实际上，国际社会的反应可能会相对温和。“虽然伊朗的核试验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谴责，并短期内导致对德黑兰的新制裁，”核威胁倡议组织的埃里克·布鲁尔指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或几年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热情可能会减弱。”伊朗目前已经受到诸多制裁，俄罗斯等国也将帮助其抵御可能出现的新增制裁。如果伊朗的核武库无法彻底被摧毁，敌对国家将转而寻求威慑措施，正如美国自2006年朝鲜获得核武器以来在亚洲采取的策略那样。
美国很可能会扩大对沙特阿拉伯、其他阿拉伯盟友及以色列的核保护伞，尽管这些国家目前并没有正式的核保护条款。这一举措将带来诸多问题，比如美国是否会像在欧洲那样向中东部署战术核武器？但两个关键目标十分明确：一是让伊朗意识到，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企图都将导致其政权的覆灭；二是劝阻美国的盟友追求自己的核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