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的归学术，大众的归大众

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发布后引起热议。简单说来，该规定的核心内容是：经主流媒体、中央级媒体刊载、转发，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网络成果，经认定后可视为“权威”“核心”学术论文。

这里先要对学术圈之外的朋友们做一个说明。所谓“权威”“核心”期刊，是目前高等院校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发表在“权威”“核心”期刊论文的多与少，直接决定了晋升、职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

一般而言，能够被认定为是“权威”的杂志极少。以法学专业为例，大多数学校仅将《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三本期刊列为“权威”等级，而这些期刊加起来一年也刊登不了几篇文章。僧多粥少的局面常常导致科研工作者们为发文章而头破血流。尽管这一评价机制常常遭到诟病，但客观来说还是维持了学术评价标准的相对稳定。

浙大新规甫一出现，我就在各种群里被圈。吃瓜群众纷纷表示，这货不务正业做了一年多的公号，终于看到业务转正的曙光了，顺便还问了问接不接受投稿。然而，在仔细研读过新规后，我还是要摸着良心说，即便我看起来像是这个规定的潜在受益者（当然我肯定也没资格到浙江大学任教），我也认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合适。

近几年来，学术界在公共话语体系中丧失了诸多尊严，“专家”在各种戏谑中慢慢被污名化。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学术研究自有其门槛。科研工作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系统训练，学术作品的诞生须遵循学科内部的范式和要求。而经过上述程序诞生出来的成果，与网络传播的主要受众——普罗大众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举个例子，《易中天品三国》大家都爱看，但易中天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的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等专业历史著作，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读得进去了。若论网络传播效果，前者自然更好；但后者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大概是前者难以比拟的。

这就要说到问题的本质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是有门槛的，它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思维要严谨、论证要得当、材料要翔实、表达要精细（为了精确，有时候表达甚至会显得晦涩）。因此，纯学术文章大多数看起来都是佶屈聱牙的。也正因为如此，纯学术文章更多面向有相似知识背景的同行，也即更看重“同行评阅”，而非“大众认可”。十万加也好，百万加也罢，以传播广度来衡量文章的学术水平，是对学术评价标准的颠覆。

网络媒体则不然，再有深度的文章，也需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度，否则无法带来“流量”。现在很多人都爱总结新媒体的运营经验，总结来总结去，种种规律无一不跟纯学术作品的要求相悖。如新媒体要求态度、观点，但学术作品要求客观、中立；新媒体要求短、平、快——两千字以上的文章阅读效果就会受影响，但两千字放学术文章里恐怕是刚刚写完引言。

在新媒体语境下，大多数“爆文”的基本传播模式大概是立场优先于观点，观点优先于论证，论证优先于材料，而这正好与学术作品的要求背道而驰。

无数人都在谈论，新媒体时代让人失去了阅读长文章的能力。虽然这一论断还有待实证数据支持，但从体验上来说，大多数人确实都不习惯在手机上阅读真正的“深度长文”。事实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学术类公号也主要是聚焦于评论（如热点事件分析）和资讯（如期刊目录摘要）两个方面。

当然，这不是说学者就该蜷缩在学术象牙塔里，不是说学者的知识普及功能不重要，而是学术期刊与网络传媒两者特点不一样、作用不一样，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学者在新媒体上发表的有价值、有影响的文章，当然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但不应当侵入到学术的领域，改变对于学术作品的认定和评价机制。

《法制日报》刊登的评论已经说得很好了：“说到底，大学是教学、科研机构，不是宣传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