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居民财富的激增，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日趋活跃。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累计投资金额创下1701.1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同比增长44.1%，而相对于世纪初，这一数字则增长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国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成为了全球一道新的风景线。
一方面，中国资本“走出去”和国际资本“请进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助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成为了联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投资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值得担忧的现象。一些企业具有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倾向，有的投资在真实性、合规性方面较为欠缺，有的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甚至对国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关于中国海外投资成功的比例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的认为失败几率高达40%以上，尽管这些统计口径不一定完善或准确，但多多少少反映出客观上存在的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缺乏经验，毕竟大部分企业没有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参与过竞争，对海外投资的环境也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缺乏明确的战略，简单地认为海外投资是尚未开发的“蓝海市场”，遍地都是机会，或者把“走出去”仅仅当做“走出去”，而没有与“请回来”相结合。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存在着转移资产和过多考虑非商业因素等原因，亟需我们加强监管。去年以来，国家强化了对外汇流出和海外投资的监督和管理。此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降低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步伐，引领资金“脱虚向实”，协调金融与经济的平衡发展；发改委也表示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这些改革措施均是为了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量的财富积累带来了消费或需求端的升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但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供给端的水平仍然非常落后，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远远跟不上。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仍然相去甚远，2015年，中国的每单位产出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和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这个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了时代最重要的主题，旨在加快提高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条实现的路径，一是自我创新，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二是实行“拿来主义”，这要求我们有效制定海外投资战略。
因此，加强国际投资合作和有效实行“拿来主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将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使命和主旋律。通过借助资本的力量，切实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先进技术“请回来”，对接中国市场与全球先进技术和成熟商业模式，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海外并购的热点领域从资源能源转向高科技、制造业和消费类，也折射了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为主的深刻转变。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历八载，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处于复苏缓慢和债务高企的困境中，地缘政治博弈与文明冲突为世界笼上了新的巨大的不确定阴影，反自由贸易与逆全球化的噪音也不绝于耳。如何打破壁垒，在日益纷乱的世界寻求共赢，促进增长，成为摆在各国面前尤为严峻的挑战。
依托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巨大潜力，坚持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正在开启和引领全球化的新征程，并为全球增长与和平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应该说，中国的13亿消费者市场，是今天全球单一最大和最重要的消费者群体，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石，是不确定的世界中最为确定的重要力量。
因此，我们应该将海外投资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落实“一带一路”框架，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带动周边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使得中国的崛起能够惠及世界；同时，又借助资本的力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中，既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发达国家。我们应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分别制定相应的战略，而两者的核心都是发挥我国与这些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并进行交换，推动合作，实现共赢。在发展中国家方向，应注重发挥其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一些传统行业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可藉此推动切实可行的合作。而沿着发达国家的方向，中国资本可投资于一些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带回来与13亿中国的消费者市场结合。一个成功的海外投资项目应至少包含四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与中国市场有协同效应；二是能够在海外投资和中国市场之间进行投后的整合，整合或者在制造端，或者在营销端，或者兼而有之；三是推动投资标的最终能用好中国资本市场平台，最终实现A股、H股或A+H上市；四是惠及被投国家，甚至挽救很多发达国家的传统企业和产业，实现共赢。
有了正确和清晰的战略后，跨境交易仍然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在交易过程或投后整合等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有可能出现风险或问题。例如，不了解被投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环境、在收购活动中领导层不能对交易过程保持领导力、薄弱的收购团队、不善借助外部专家经验、不能使得被投国家获益并引发抵触和反弹，等等。
走出去智库（CGGT）联合创始人、国际律师吕立山（Robert Lewis）先生拥有30年国际法律经验，长期从事跨境交易一线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通过总结自己长期的实战观察，以及调研全球并购专家们的最佳实践，吕立山律师为中国企业高管们系统梳理了海外投资中易出现的问题并提供了一套“实战攻略”。他在本书中指出了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普遍存在的30个常见错误，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试图给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提供帮助。本书并非一本艰涩难懂的法律教科书，而是通过大量真实案例来呈现中国海外投资常见问题以及并提出如何改进。近期，吕立山先生在中投公司内部做了一场关于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经验教训的讲座，听众受益良多。希望他的经验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一线工作者，也希望中国实业界和金融界能共同携手，不断改进海外投资，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确定的方向，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