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高考，公平与效率如何成“死结”

又到高考时。1977年，因文革中断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也自此开启了40年的高考风云。自始，关于高考改革的争论就占据重要位置，今天仍在摸索中。

40年，高考改革又将何去何从？

激进还是稳健

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看来，经过多年的渐进改革，当前高考面临两个重要任务，一是在笔试中增加能力考试的比重，二是在考试中降低笔试的比重，需要强化综合评价，增加多元选拔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才能给优秀人才更多展现的机会。所以，“统一的试卷，统一的标准”成为局限。

“高考改革到底应该是激进还是稳健，多年来也一直在争论。当然，比较稳健的声音占了主导。” 谢小庆称自己“一直是激进改革的倡导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受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委托和资助，对美国高考SAT和研究生考试GRE翻译、改编和试测，呼吁在高考中引入类似SAT、GRE的能力考试。

主张统一考试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是稳健改革的倡导者。在刘海峰看来，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破除唯分数论，并不容易，形成中央确立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模式，离不开相当多的配套措施。

刘海峰并不认同“唯分数论”，但是，过于激进的高考改革，能否在当前中国社会土壤中良好运行，要打问号。“中国仍是人情社会，讲究面子和人情，加之诚信体系并不完善，如果高招弹性过大，人情、金钱、权力大肆介入，造假现象无法制止，随之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从1993年到2007年的十多年，被刘海峰视为两种改革思路的激烈交锋期，很多人提出要彻底改革高考，甚至废除高考。

2007年，恢复高考30年，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在全国两会提交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将“一考定终生”细化为包括学业考试、潜力考试、非学历因素、社会评价在内的多种选拔手段。“废除高考”、“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等口号，极具冲击力。

刘海峰与谢小庆均是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刘海峰希望公众能“理性认识高考改革”。谢小庆则希望高考改革再直接点、猛烈些。

2006年，谢小庆在《考试研究》撰文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改革方案”。即，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作为高中成绩的校准参照，统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

2010年，包括时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时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时任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内的11位教授联名上书校长周其凤，呼吁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而不问学生的素质如何？专业理想如何？对于本校的热爱与否？这样的录取必然给以后的培养带来太多困难。”而后，人民日报组织了文东茅与刘海峰的观点交锋，题目就是“高考改革,如何迈出‘稳健的一步’”。

稳健与激进改革的争议，不是源于教育目标或者价值层面的分歧。如果将高考改革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即追求怎样的教育目标，第二个层次是政策，即如何安排能力考试，要不要降低统一考试分数比重，等等，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技术，比如，分数比重怎么计算等。谢小庆认为双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次以及与之相关的第三个层次。

公平还是效率

激进还是稳健，代表了不同的改革方式，而改革方式的选择内在包含的又是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考量。

公平与效率是高考改革无法回避的关切，考试招生到底是以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在谢小庆看来，那些反对激进高考改革的人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恰恰是所谓“维护公平”。

“改革并不是因为高考不公平，而是由于应试教育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成长。”谢小庆多次提到，高考是今天世界上最公平的大学招生方式之一，所以，高考改革应该更加注重效率。

刘海峰曾撰文解释，所谓高考公平是指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效率是指综合各方面因素，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效率派”认为中国已到了一个不必刻意追求公平，而应注重效率的时候，高考制度应彻底改革。“公平派”则认为公平选才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的灵魂和根本，“多元录取”、“综合评价”要注意保证操作过程的公平和公正，避免金钱和权力对招生工作的干扰。

所以，在刘海峰看来，“公平派”与“效率派”是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在谈论高考改革，其实质是不同高考利益主体对高考改革的现实呼声与诉求。

“大学招生制度改革就是一个被‘绕道走’了40年的难题。为了给创新型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今天再也不能‘绕道走’，需要下决心推进招生制度的改革。”谢小庆说。

2014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刘海峰认为这是一次兼顾公平与科学的高考改革，其中，又“将公平放在首位”，“把促进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刘海峰在文章中还透露，在《实施意见》的制定过程中，公平与科学两者孰为优先也曾历经反复，其最后定位于“公平为首”。这是因为31个省份教育基础各不相同，同时，高考分省定额制和分省命题，各省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统筹兼顾与平衡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改革利益，满足新时期人们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强烈诉求，以‘公平优先兼顾科学’成为现阶段高考改革的应有之义。”

在公平方面，《实施意见》提出的改革任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部属高校要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名额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明显增加，形成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等等。

刘海峰还提醒防范自主招生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虽然开的口子不大，自主招生数量控制在本科总招生计划的百分之五，但是，实践中一下子冒出不少论文或专利等加分项，教育部门也在严查，防止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自主招生要防范公平问题。”

谢小庆希望高考改革能够坚持“攻坚”。“实际上，我们对改革要付出的代价，是有考虑的，必须尽量减少。然而，也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选择。”

谢小庆并不太认同当前高考改革的“公平为首”。“说到底，是教育改革的主导者不愿意承担责任，害怕改革带来的风险。”

改革的选择

近年来，无论是衡水中学入浙引发的非议，还是2016年江苏等地高考减招引发的家长抗议，都说明当前高考制度已经如绷紧的弹簧，任何一点力的变动，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弹。

公平与效率也好，稳健与激进也好，最后都要归结于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前提是找准病灶。

40年来高考录取率一直上涨，2016年录取率已经超过80%。刘海峰表示，像一些发达地区省份，高考录取率甚至超过90%，大学很快就会进入普及化阶段，所以，大学的竞争也将集中在优质高校资源。

2017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就建议，应重新确定“985”和“211”大学的招生政策，尽可能克服本地化招生倾向。再比如，教育部直属大学在有些省市高达20多所，而另外13个省市则一所都没有，国家应该着力协调以区域公平。从长远来看，朱永新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改变按照计划和行政命令来分配高等教育校招生指标。

刘海峰与谢小庆均认为没有国外的现成制度可以照搬，中国应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制度。

在刘海峰看来，虽然高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符合中国国情，美国等考试选拔方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很多激进派的改革方案并没有体现高考改革的全局观。

谢小庆则表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中，高中成绩、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共同成为招生决策的依据，而在中国，很难照搬类似做法。中国缺乏高中教师和大学招生教师正当行使发言权的信用环境。因此，需要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招生自主权，也需要借助统一考试来约束其发言权。

在某个场合，当着谢小庆和刘海峰的面，一位同行说，“在高考改革上，谢小庆教授好像发动机，刘海峰教授好像刹车。”谢小庆对此的解读是，没有发动机的车，根本无法前进；没有制动器的车，谁也不敢开，“我完全理解刘海峰对大力度高考改革可能伤及公平的忧虑。”

“高考改革经过那么多年的讨论，今天，学者的作用已经不大了，该说的，该讨论的，基本都比较清楚了。”谢小庆说，谋者陈之利弊，断者权之利弊，现在需要的是能够主导改革的人做出选择。■

【财新私房课】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近期刚刚结束一场与清华招办主任的对谈，针对近几年各高校招生情况和社会职业偏好，陈老师将在财新私房课中与考生和家长分享高考志愿学校选择与专业填报技巧。

课程详情：

点击课程《高考志愿填报攻略：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或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