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的一天，上海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准备从香港前往云南旅行考察，来到一家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
售票的外籍职员正跟一位小姐姐聊天，没空搭理他，愣是让这位著名银行家傻等了半天，无功而返。
回去的路上，他愤怒感慨，思潮起伏，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
是年8月，上海银行旅行部成立，后更名为中国旅行社，成为我国第一家旅行社，也是中国现代旅游市场化的开端。
这段故事后来总被包装成一个爱国主义典故。但实际上，除了爱国心，身为金融家的陈光甫之所以要创办旅行社，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正在兴起的旅游市场及其痛点。
当时，旅行虽不是大众行为，但有蓬勃兴起之势。
一方面，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喜欢旅行，上海在民国时期有很多外国人居住或做生意，北京则围绕使馆区出现了大量“洋市民”，1901年仅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卫队人数就有2000人。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的上流社会，包括官员、生意人、社会名流等，也喜欢旅行。官方的各类会议、活动也很多，经常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出行或出游。
但当时国内旅行社业务被外商机构垄断，主要有英国的Thomas Cook（时称通济隆公司）和美国的运通公司，在上海、北京都设有相关代办机构。
但从陈行长的遭遇，不难看出这些机构的服务态度如何。这些外商旅行社数量少，而且主要为外国人服务，难以满足国人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和热忱做好旅游接待。
有一次，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发起环游全球的活动，其中一站在上海。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人很多，但到了上海后，没有地接的导游，没有周密的安排，只能由一些操着洋泾浜口音的人硬着头皮陪这些游客四处转悠。
陈光甫要做旅行社，就是要以更专业、也更接地气的“中介”身份，把市场上不断蓄积的、零散的旅行需求整合起来，为自己赚取利润，也为服务对象降低时间、精力、金钱等各类成本。
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中国旅行社也显示出“创造需求”的天才。
比如，1926年暮春，就组织了首个赴日本赏樱团。还经常组织各类主题游，比如海宁观潮、惠山游湖、超山探梅、富江揽胜。
租车、当地向导，这些看起来很新潮的服务，中国旅行社早在1929年杭州举行首届西湖博览会期间就用过了。
中国旅行社很早就有了“旅游+”的思路，比如“旅游+交通”，每年春天都与铁路局协商开设旅游专列；“旅游+签证”，为留学生代办出国手续，办理护照、订舱位、代换外币、码头迎接，一条龙服务。
中国旅行社甚至开创了最早的“旅行者俱乐部”。1935年，它推出了一种会员制的经常性旅游团体——中旅社旅游团。会员可以享受特别的优惠，还经常一起外出旅游、社交聚会、联络感情。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会员人数就从初创时的150人增加到900人。这不禁让人想起70多年后国内旅游界传说般神秘高端的“黑卡会”。
如果不是中国旅行社，人们不会发现当时的中国竟有这么多人喜欢旅游。中国旅行社很快成功了，1928年正式获得旅行业执照后，公司迅速发展，1931年至1937年间在全国各地开设了45家分公司，并逐渐扭亏为盈，1936年实现盈利60万元。
在盈利的同时，它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时人称它为国内之模范，“可能与欧美比美矣”，甚至许多外国游客参加过中旅社的团后，都不愿再去外商旅行社。
作为中介的旅行社当然赚到了钱，但由于它提供了规范、便利、物美价廉的服务，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的发展，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这也是“中介”的价值所在：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整合需求，开拓市场；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中介的使命是满足需求，对需求最为敏感，因而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存在。
也可以说，正因为天生具有“中介”特性，旅游业才能如此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地发展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