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译文得到认可，可慰他在天之灵，但我了解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埋头在烟雾中工作，无论是编字典还是翻译，他都要求精益求精。
记得唐山地震时，虽已半夜，他还在他的小屋编字典，冰箱、电灯的晃动使他警觉，他立即跑去叫我和水山，我睡眼朦胧地说“知道了”却纹丝不动，他着急地说：
“知道了管什么用，快跑出去啊！
”我这才真正清醒。
事后他常拿这件事取笑我。
他想做的工作还很多，他翻译了部分《伊利亚特》，还准备写希腊文学史……但时不假年，成为遗憾。
唐女士协助水先生校对《古希腊语汉语词典》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倾入很多心血兢兢业业工作，并且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外公。
我父亲是轻工业部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毫无理由地被红卫兵赶回老家湖南新化，母亲也随行。
我因为是解放军，很多事不便出面，他非常体谅我的处境，自觉自愿地当了全权代理。
他送我父母亲去火车站，火车临开前，一再嘱咐他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母亲坚定地点点头。
由于父亲的退休证被抄，他们在老家的生活费，暂由我们兄弟姊妹轮流负担。
除了按时汇去应该负担的费用外，每逢年、节，他总是另寄些钱去，当时我在银川干校，事后他才告诉我。
在父母最困难的时候，他替我尽了孝道，我由衷地感激他。
1976年我得了卵巢癌，当时供应很差，他为了给我增加营养，以便能经受放疗、化疗，经常清早去排队买甲鱼，自己杀，自己做，每天给我送到医院去。
几年后我的主治医生还说：
“你的病恢复得这么好，你爱人有一半的功劳。
”
女儿们常说我自私，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她们的爸爸就永远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我的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出差在外，生活上早年还有我母亲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照顾，但带孩子去公园玩，看芭蕾舞演出，给她们讲故事，都是他一人承担，我父母被赶回老家后，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大女儿
水天
下乡插队时，为了提高她的英文水平，他给她一本英文的《人类的故事》要她练习翻译，并替她修改，这对她这个老初二的学生在恢复高考后能考上山西大学英语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水天怀孕的最后两个月住在我们家，由于公共汽车拥挤，每次去医院检查后，他都约好在某个地方接她，陪她一起回家。七十年代末，我们的二女儿
水山
在师范学院学习，每天下学回家，没进门就喊：“爸爸”。邻居们都很奇怪：“别人家的孩子回家都喊妈妈，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和爸爸那么亲？”
建馥幽默地说：
“她哪是喊爸爸，是喊‘饭’哪，喊妈妈没饭吃。
”
这里还要写一段有趣的小插曲。1948年在上海，他父亲带着他去我们家提亲，我母亲曾说：“我这个女儿不会做饭。”
他马上回答：
“没关系，我会做。
”
他当时一定也没想到，结婚后的几十年，他真的一直是我们家的大厨，而且毫无怨言；他的厨艺得到亲友赞扬时，更是高兴。我和他开玩笑说，“后悔吗？谁要你当年吹牛。”水山在油泵厂工作期间，有时回家较晚，曾碰见过不三不四的人尾随攀谈，他知道后就每天晚上到车站去接她。对女儿的感情问题他也很关心，曾多次和水山彻夜长谈。
对孩子的要求，他总是给于鼓励和支持。
水山在工厂时，闲暇时间较多。她想学手风琴，我认为她乐感较差，没有发展前途，如有时间不如跟着收音机学英语，今后总会有用。他却说只要孩子有兴趣，就该支持。他买了手风琴，托人在某文工团请了老师教她。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我们两人思维方法的差异。尽管我也曾埋怨过如果当年她多花些时间学英语，出国时就不会有那么多困难；但是近来我从另一角度思考，我感到他的做法不像我那么实际，却会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空间，心情更愉快。
1984年，水天的儿子峥峥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他曾大动脑筋，最后想出“
张水峥
（争）
”，他很得意地说：
“平时叫孩子都只叫名不叫姓，就是叫‘水峥’，哈哈，峥峥还是我们水家的。
”
1985年水山的女儿星星出生，顺理成章的起名叫“
陈水星
”，家里更加热闹。他们未达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前，我们家请了2个保姆。周末女儿女婿都回来，全家大小十口人，总是他骑车去丰台菜场买菜，一次就要买十斤肉。
1987年，通过他的帮助，两个女儿相继去美国学习，当时两个第三代分别只有3岁和2岁。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孩子都是他的任务，有时自行车前后各坐一人。峥峥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他坐在车上，忽然把闸一捏，三个人都摔了下来，他还哈哈大笑，好在车骑的很慢，没有摔伤。
有时峥峥因调皮而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即使是寒冬大雪，外公也毫无怨言地一直在校门外挨冻等候，还和峥峥开玩笑：
“你们老师哪是罚你啊，简直是在罚我。
”
峥峥曾自豪地说他有幽默感，像外公。在学习方面，建馥根据孩子的接受能力，尽量给他们灌输些中国古代文化，他曾给峥峥讲《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和一些唐诗，给他念《三国演义》（后来峥峥自己读完了全部上下两册）。1992年峥峥去美国时年仅8岁，但他至今仍能背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两年前他自己租了电影《墨攻》，看完后曾发电子邮件给我说，在他看到的评论文章中，有人提到《史记》中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知道它的大意，但不认识‘烹’字。外公就势给他讲了这段话的含义和背景。
8岁后一直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这点兴趣和了解，确实难能可贵，而这都要归功于外公的教诲和熏陶。
星星睡觉前，外公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她讲故事。书里的一些人物以及他自编的“
福尔摩斯
”故事，星星至今记忆犹新。
1994年以后，我们曾多次去美国探亲，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旅游，享天伦之乐。
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峥峥在西雅图微软总部做他喜欢的软件设计，星星在波士顿美国四大会计公司之一的PWC工作，同时读硕士。
2005年为庆祝建馥八十岁生日，水天和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一周。
2007年5月，为庆祝我八十岁生日，水山、峥峥、星星和我们坐游轮去了墨西哥海湾。
两次都玩得非常尽兴。
正当我感觉一切都很满足的时候，意外的事发生了。
早在2002年底，建馥已被确诊患有声带原位癌，并在美国及时地接受了放疗。
诸多医生都认为99%以上这样的病人可以痊愈，但是偏偏他落入了那小于1%的病例中，放疗未根治他的肿瘤，几年后复发了。
为了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和调养，2007年10月下旬水天陪伴我们返京。
在304医院做了全喉切除和光子刀放疗。
手术是成功的，有一个阶段他精神很好，胃口也很好。
我们遵照医嘱，慢慢给他增加食物量，可是他却总想多吃些，还说我们“虐待”他，不给他吃够，我们很为他高兴。
今年一月，水山和星星回来看他，水山请了一个月假每天陪伴老爸。
大年三十，我们和两个护工在医院和他一起吃饺子，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
没想到，2个月后，肿瘤再次复发，而且发展很快。
我意识到他的瘤细胞对放疗极不敏感，预后不佳。
我们一方面寻找可以减少他痛苦的药物，比如化维纤胶囊、软肝片、止疼药等，一方面做好最坏的思想以及物质准备。
为了了他最后的心愿，3月下旬我们把他接回家住了几天，给他洗了澡，他很高兴。
但是回医院后不久就出现了吞咽困难，憋气、水肿等症状也逐渐加重，身体越来越消瘦，手因不能自主活动而影响写字，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和他沟通的困难。
他的神志一直清醒，这更叫人心痛而无奈。
我们请了两个阿姨，每人24小时轮换着照顾他。
我每天上午去医院，除了探望外，和医生联系，了解病情并及时提出我们的想法。
5月份的一天，我进入病房后问他：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他立即动了动嘴，从他的口型和微弱的声音我判断出他说的是“Happy Birthday”。
我万分感动，要不是一个朋友前一天和我说起，连我自己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立即深深地亲吻他的前额，说：
“谢谢！
”这个难能可贵的生日祝福，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还时时惦念我，几次对阿姨说，一定要把我照顾好。
回忆虽有酸、甜、苦、辣，但也是享受。
令我欣慰的是，回忆改变了我的某些观念，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建馥对我们这个家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尽了做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他付出的爱是那么的无私而伟大。
5月30日星星再次返京探望外公，并在网上学习。
6月26日上午我照常去医院时，发现他的呼吸不太正常，就一直留在医院陪伴他，从监控器上看着他的呼吸、氧饱和度和心率不断的改变。
我不愿打扰他的平静，只默默地坐在他身旁，凝视着他的眼睛，抚摸着他的手，不停地用不知是谁递给我的纸巾擦泪，心中默祷：
“一路平安！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
”相信他会听到我的心声。
27日0：
07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遵照他的遗愿，不要遗体告别，不发讣告，不留骨灰，让身心皆回归大自然。
因为星星早已买好29日的回美机票，我们决定28日火葬。
那天上午是个难得的晴天，又有星星代表远在大洋彼岸的天、山两家送行，他定会感到十分欣慰，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他自己安排好的。
水天7月7日到京，一进门就问，老爸在哪儿？
然后抱着骨灰盒喃喃细语：
“爸，我来接你了。
”她在北京陪伴我24天后，8月1日带着骨灰返回美国。
我送他们到机场，默默地祝他们一路顺风
。
水天回京前，已定好船只，将于8月9日由一些亲人坐船把他的骨灰撒入大西洋。
我希望我的这篇“回忆”能永远伴随他，漂向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