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到底是平凡的一年，还是历史的转折？
黄仁宇在这一年见微知著，到底发现了什么玄机？
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
为什么说，从万历十五年到2017年，走向了历史的轮回？
中国会重蹈明王朝的覆辙吗？
《人民的名义》热播，让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又大火了一把。这本书其实在历史爱好者圈子里早已传颂多年，甚至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
黄仁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称这本书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总而言之，明朝的衰亡是由于
“体制问题酿恶果”
，明朝的帝王将相们再怎么贤明睿智也都是无济于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大厦一步步走向倾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指出了导致明朝衰败的两大根源：
▷
一是经济体制全面失效
明朝以
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为立国基础，在这个经济体制下，整个明朝帝国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勉强温饱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农业经济虽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但这个集团内部缺乏组织性，因交通、通讯等的落后难以实现互通有无，加上
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
，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脱节，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管理。
▷
二是政治体制陷入僵局
明朝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来治理国家。其弊端是：
一是因循守旧，
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教条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一切施政纲领以“成宪”为准绳，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不允许去做，如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废长立幼”的想法和张居正改革。
二是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容易造成法制不全滋生腐败，行政低能政府机构运作不畅。
铸就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私利”的“双重性格”。
这两条分析得有道理吗？
咋一看应该说很有道理，明朝在这两方面确实积弊深重。但是，如果仔细探究的话，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或者是犹如隔靴搔痒，或者偏离要害，并没有切中实质。如果病根都没找对，再以此为依据开出药方，那能达到什么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了。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两条重新梳理一番。
对于第一条来说，明朝从建国时就是这套经济制度，如何解释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到了万历朝就一下子不行了呢？而且，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
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
同样的逻辑，今天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困难，中国和美国体制完全不同，要是把问题归在中国的体制或者美国的体制上，似乎都没有找准病根吧？
全球经济危机
黄仁宇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所谓的“
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
”
，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确实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问题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在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
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
和崇祯皇帝同一时期的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够的组织性，能把税正常收上来，怎么会打起英国内战？两个世纪之后的法国，你也可以说因为缺乏“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如果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打个比方，你不能说秦始皇被赵高架空导致秦帝国的崩溃，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天天发推特吧？罗马帝国的崩溃，在于罗马境内没有通火车。今天的历史系学生如果这么写论文，肯定别指望毕业了。
匪夷所思的是，黄仁宇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博士，居然就是这么评价明帝国的。他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
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
，
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
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
十六世纪的人，不能预见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明朝官员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黄仁宇的胃口？这样的话还讨论啥历史，直接去起点写穿越小说好了。
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强加的现代视角，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
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偌大一个帝国，财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呢？
明帝国
如果了解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不仅明帝国财政崩溃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财政，就算还没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有两个唯一：一是唯一一个由贫苦农民登上皇帝宝座建立的大统一王朝；二是唯一一个起源于南方的大统一王朝。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这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
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中心南移。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迁成为历史趋势，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驱动因素：
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变得空前强大，甚至出现了一度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逼得人口和经济南移；
二是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海路由于物流成本优势成为主流，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不仅成本上没有优势，而且因为战乱原因受阻，
因此当时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完全的海洋贸易。
明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经济发达的城市都分布在便于对接海上贸易带的沿海以及沿江区域，长三角以及福建广东沿海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为其主要特征。
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的考量，但是本地财富是入不敷出的，大量物资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明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与当代中国颇为神似。
明帝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货币和税收改革——废除其他货币，将白银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税收用货币取代实物，这就是张居正于1581年在全国实施的“一条鞭法”。
这里面有个背景很多人不清楚，中国境内没有什么银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到了明朝居然白银多到可以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为什么？
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西班牙人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白银贸易路径
西班牙人依靠印第安奴隶开采并提炼白银，为了提高提炼白银的效率，发明了汞齐化精炼法。这种方式虽然极大提升了白银产出率，但是需要大量使用到对人体毒性极大的水银。
奴隶的命又不值钱，被当成消耗品大量使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换来白花花的银子。
西班牙人是能挖出多少就输出多少白银，相当于在毫无节制地滥发钞票。潮水般疯狂涌入的白银，严重摧毁了明帝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相当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并导致明朝遇到了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
长期持续的输入型通胀。
鼎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仅在明朝存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由于相同的原因，英国在整个十六世纪，物价上涨了约八倍左右。
今天我们觉得通胀不是太稀奇，但是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可能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内都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个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实物地租，那么他的收入将缩水到原先的1/8。如此规模的通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的白银输出能力也是随着时间增长。在前期，适度的通胀以及西班牙土豪的采购订单刺激英国、荷兰（当时还未独立）以及中国的工商业主极力投资扩大再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跃进，工商资产阶级崛起，所以英国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
但是到了后期，白银的无节制输入造成的通胀，使得与西班牙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各国都苦不堪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爆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两百年才最终停歇。在为了信仰相互残杀的表象之下，
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本质：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成长起来的工商资产阶级要争取话语权，必然与原先的贵族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通胀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到了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的地步。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除了明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整个欧洲都是一片战火，生灵涂炭。其中发生在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消灭了德意志60%以上的人口。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有一组数字可供对比：二战中中国伤亡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6%，苏联则是13.4%。
当时的英国与明朝遇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通货膨胀使得实物地租和农民收入在不断贬值，再加上天灾人祸（小冰河期灾害频繁），自耕农纷纷破产，农民放弃土地逃荒的情景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上演，主要依靠农业税的政府收入锐减。
自耕农就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大量消亡，意味着社会稳定性大幅削弱。
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明朝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的士大夫阶层一样，通过工商业发家致富，却不肯交税给国家，极力抗拒税制改革。
明朝崇祯皇帝要忙着赈灾和抗击外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要对付与英国敌对的西班牙和法国，都急需用钱，但是这些社会精英都是一句话：
你敢加税，我就敢造反！
跟崇祯皇帝处境类似的查理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