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尔·珀尔马特、约翰·坎贝尔、罗伯特·麦考恩
译者：彭相珍
编者注：这篇文章摘自《第三个千年思维》书籍的导论部分。
本书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门已开设10年、备受欢迎的思维课，是一本介绍如何利用科学思维清晰思考、正确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入门指南。
这本书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怎样才能避开困惑、远离心理陷阱，从纷繁驳杂的无稽之谈中筛选出合理有效的信息？我们如何与那些对信息的理解方式或价值观与我们相左的人合作，从而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
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家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分别结合各自所在学科的视角和案例，基于人类的思维习惯和科学研究中的思维陷阱，为读者总结了一套实用的思维工具与框架，帮助个人和组织更好地思考、判断和决策。
在过去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生活在网络化世界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得了难以估量的信息。不管你对什么事物感到好奇，是某种特定疾病的治疗方案，还是如何制造太阳能发电机，又或者是马耳他的政治发展史，只需点击链接，信息就跃然眼前。然而这又好比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可用的信息过多，信息分类或辨析就成为难题。例如，社科数据库ProQuest 自诩「不断增加的收录内容目前已涵盖……跨越了6 个世纪的60 亿页数字化资料」，这还只是传统纸质出版物的信
息！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的「时间回溯机」（Wayback Machine）可追溯到1996 年，它是一个关于网站和其他数字化物品的档案馆，拥有近万亿页的数字内容、数千万册图书和音频及近百万个软件程序。
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存在，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确定到底应该关注什么。在如恒河沙数般可轻易获取的各种高度技术化的、专业化的、自相矛盾的、不完整的、过时的、带有偏差的或刻意被扭曲的信息中，分辨出什么是有启示性和启发性的信息更是难如登天。某药物研究项目的赞助者是不是某家制药公司？那些所谓真实的产品评价是否都是人工智能系统自动生成的？统计数据是否遗漏了特定的人群或对象？那篇文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此外，在解读这些信息时，到底应该相信哪位专业人士的指导意见也变得越来越棘手。毕竟，现在自称专家的人也是鱼龙混杂，或许你最欣赏的专家并不能入我的眼。这些专家彼此意见不一，或者提出的观点别有用心，一旦跳出自己熟悉的狭隘领域和狭“专业”视角，或许他们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了解当下的世界或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我们又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令人放心的、值得信赖的真专家呢？
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想要做出明智的决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或解决某个问题，「理解现实」是必要的前提。然而，在现实难辨且难以确定应该相信哪些专家的意见来搞清楚问题时，我们会倾向于采取其他策略，以拨开纷乱驳杂的信息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于是，我们可能会「跟着感觉走」，自行决定要去「相信」么，并寻找证据来印证我们所“相信”的“现实”；我们可能会以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选择为特定立场「站队」，甚至为捍卫自己的正确性不惜贬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我们选择向那些口吐「顺耳之言」的专家求知解惑，对那些提供或传递令我们感觉费解的信息的人，我们则选择抱团抵制，无论他们是科学家、资深学者、记者、团体领袖、政策制定者还是其他类型的专家。这些策略可能会帮助我们勉强应对日常或职业生活的需求，并提供一种令人欣慰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但它们实际上无法帮助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为此，过分依赖它们很可能会导致极其危险的社会或政治后果。
在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个人和社群如何才能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怎样才能避开困惑、远离心理陷阱 ，从纷繁驳杂的无稽之谈中筛选出合理有效的信息？我们如何与那些对信息的理解或价值观与我们相左的人合作，从而做出决策并解决问题？
近10 年来，我们三个人（物理学家索尔、哲学家约翰和心理学家罗伯特）一直在密切合作开展一个项目，致力于培养学生们思考重大问题及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我们的合作始于2011 年，彼时已经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即决策的过程越来越缺乏深度思考并深受政治意见的左右。例如，2011 年夏天，围绕是否应该提高美国国债上限的辩论搞得好像一场歇斯底里的分裂，仿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务实的甚至可能是可检验的问题—哪种经济方案能最大幅度地提升美国的经济福祉。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多数观点都表现出了对科学思想最基本原则的漠视或无知。受此触动，我们开始思考“先阐明 后传授科学思维原则”的做法，有没有可能让人们的思维变得更清晰、论证变得更理性、合作决策过程变得更富有成效。
最终，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一门由团队授课的跨学科“大创意”课程，旨在向学生传授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用来理解世界的各种思想、工具和方法。我们设计这门课程的另一个目的是，向学生展示这些方法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多么有用，不管是独立工作，还是与人协作，它们都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合理的决策，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这门课程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广受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效仿和改编，这令我们倍感欣慰。当然，我们的学生也从中受益良多，他们似乎找到了重新思考世界的方法，并学会以新的方式做出个人层面的决策和解决社会问题，焕发出了创新的活力。学生们能够更好地探索想要解答的问题，评估信息和专业知识，并以团队和社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释放的热情令我们备受鼓舞，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分享这些思维工具，即让这种新的思维与合作方式惠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课堂之外全年龄段的学生和全体民众。
令我们日益担忧的是，整个社会仿佛逐渐迷失方向，这不仅使民众遭受了生活的磨难，也让社会本身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这一切的祸端是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工具来理解当前可获得的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庞大而驳杂，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在我们搞不清楚问题的真相，或者这些问题需要依靠公众参与或政治来给出解决方案时，又或者各方根本无法就事实达成共识时，现实问题的解决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人类已经聪慧到十拿九稳地搞清楚火箭科学并成功登月，却仍不能找到明辨充满不确定性甚至相互冲突的诸多观点的方法，以确保能在必要时做出简单且合理的决定。
人类是如何成功登月的？作为一个能够思考的物种，人类是如何通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显著消除贫困、延长个体寿命的？又是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人都能够获得魔法般的通信能力，以及看似无限的信息）
？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到当前水平的所有东西，为什么不能用来迅速地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如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极端贫困？为什么那些在过去行之有效的思维工具不能再为我们所用？
其中一个原因是，科学本身往往就是高度技术化的、不透明的、前后不一致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些信息常常令人不知所措、迷惑困顿甚至愤怒不已。近年来，科学的公信力日渐式微。科学领域的成就往往令人们产生乌托邦式的期望，但它们都无法实现；一些科学成就也会伴随衍生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或环境领域的副作用。此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科学已经沦为政治讨论中两极分化的标志。简而言之，科学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与负面效应的联系日益紧密，并且常沦为政治党派相争的话柄，这些原因导致很多人丧失了对科学家及“科学”本身的信心。、
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人类提出的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哪怕它不能直接提供“答案”，至少也提供了“解题”的思路。千百年来，科学帮助人们解决难题、处理问题并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是一种植根于人类诞生之初的探究文化，在评估错综复杂的世界中相互冲突的信息和区分已知和未知方面，它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一路走来，科学家从成功和失误、突破性进展和惨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应对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工具。
科学领域提供的研究工具，其中一些是实物工具，比如测量工具与仪器，从六分仪到超级对撞机，再到量子计算机，等等，还有一些是思维工具，包括思维习惯、评估准则、思考方法、程序、标准、理念、原则、立场等。这些思维工具发挥着思维“黑客”的作用，使科学家能够在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里更高效地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功机会，从而产生更可靠的结果。这些思维工具建立了可靠的参数，帮助我们评估信息，区分“所知”与“所信”，并鼓励我们找出自身思维的盲点，纠正自身的偏差，跳出自我的思维局限，并在问题看似无解时激励我们坚持不懈。它们还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协作的重要价值及必要性的智慧，尤其是与“道不同者”的合作。尽管科学探索依然需要大量的试验与试错，但我们不必从头开始并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不再犯以前犯下的诸多愚蠢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