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相信在你的身边，也或许遇到过“性向流动”的人——起先，他/她是一种看似静态的性取向，随后则发生了变化。人们通常会习惯性的将这种人称为双性恋者（“啊，你是双！”）。不过，按照文中的观点，“一直持续地对男性、女性都感兴趣的双性恋并不属于流动性取向。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那些只在一段时间里喜欢男性或者女性的，才叫流动双性恋”，所以，主要的区分在于动态流动性。
文/ANKUR PALIWAL
译/Xaviera
校对/郭斯塔
原文/nautil.us/issue/41/selection/beyond-sexual-orientation
性向流动性，对于传统和可选择的性观念都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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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戴蒙德（Lisa Diamond）对她的第七个采访对象仍然记忆犹新。她当时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那些被同性吸引的女性如何认识自己的性身份，并在学校招募了这位“007号”作为研究对象。1995年的一个傍晚，戴蒙德在校园里的一间会议室里，向007号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007是如何在形形色色的性身份中定义自己的？这位女性回答不知道。她告诉戴蒙德，她一直都是个异性恋，直到上周她突然发现爱上了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女人。她们发生过几次性关系，有几次她还觉得特别满足。戴蒙德的工作里，一部分是将研究对象基于他们的自我认知进行分类，但007对此并不确定，所以戴蒙德将她归为“未标记”类别。
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后，戴蒙德暂下了一个结论：在后续的谈话中，007将成为一个双性恋的角色。然而007并没有。随后的互动让戴蒙德渐渐意识到，她最初的假设需要改变了。除了大多数人考虑到的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这些静态取向以外，有些人的取向是流动的、变化的，并不属于静态取向中的某一类。事实上在戴蒙德的小组中，更多的人是流动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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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其他88名对象的研究中，戴蒙德让每一名女性在饼图中用百分比表示自己对同性和异性的性吸引指数分别是多少。而在1997年的跟进研究中，她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饼图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大约32%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性认知标签。
在去洛杉矶拜访父母的飞机上，戴蒙德一边看访谈誊录一边记着笔记，突然间她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叫了出来。她意识到，她之前一直期待和强迫别人接受的是传统的“出柜”故事：起初歪曲的性别认知和随后对真实自我的揭露。但是“那并不是人们真正想说的”，戴蒙德回忆道。
重读一遍访谈誊录后，戴蒙德认识到，她的很多研究对象并没有错误地认知她们之前的性取向。相反，她们是从一个真实而稳定的取向（标签）转变成另一个。
随着戴蒙德每隔两年对研究对象进行的跟进研究，她的假设得到了新的论据。戴蒙德说，“她们性向怎么变化的都有”。2005年，距她的研究已经过去了10年，饼图仍然在变化着，大约67%的女性改变了至少一次性取向。很多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的人取消了自己这一标签。还有些一开始不想给自己贴标签的人现在接受了双性恋这个标签。有些没有标签的女性成为了女同性恋或者异性恋。
这些变化通常是由一段恋爱引起的。007号经历了两年的同性恋情后，最终将自己的性取向定义为异性恋。这些变化的女性里，有的说她们只喜欢过一个同性的对象（“只有她一个人”），除此以外都只对异性感兴趣；有的在自己40多岁的时候和自己最好的同性朋友恋爱了，并且发生了性关系；而有的女同性恋开始了异性恋爱。
所以，这些女性到底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戴蒙德说，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性取向。标签有时候反而是对她们复杂经历的一种否认。”戴蒙德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流动性取向（sexually fluid）。
性向流动不同于同性恋或者异性恋，那些只是单一的取向。“有了流动性，人们便摆脱了取向的桎梏，”戴蒙德说。有的人一生对所喜好的人都有一个稳定的模式，这些模式由他们的取向所组成。但是对于性向流动的人来说，他们的取向无法盖棺定论。
性向流动被诋毁为“混淆真实性取向的杂音”。
性向流动也并不等同于双性恋，因为双性恋也只是性取向的其中一种。“双性恋指男性和女性都对其有吸引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家莱拉·鲁普（Leila Rupp）解释道，“然而性向流动指对性取向的转变。”
一直持续地对男性、女性都感兴趣的双性恋并不属于流动性取向。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那些只在一段时间里喜欢男性或者女性的，才叫流动双性恋。
戴蒙德在她2008年出版的《性的流动》（Sexual Fluidity）一书中写道，性向流动其实非常常见。有的人对此结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伦敦国王学院认知神经心理学的高级讲师卡奇·拉赫曼（Qazi Rahman），他认为戴蒙德的研究太狭窄了，无法对女性进行一个宏观层面的探讨。但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性别和性取向心理学家夏洛特·塔特（Charlotte Tate）认为，戴蒙德的样本数量已经大于定性研究的建议数量。塔特说：“性向流动的确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它属于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性取向以前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概念，在10多年前才被公众接受，性向流动也许是其中一个最难理解的概念，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毕竟它都不能被称之为一种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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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哈利·海
在1950年，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哈利·海（Harry Hay）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全国同性恋权利组织——洛杉矶的马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该协会旨在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使同性恋融入主流社会，并创造了“同性恋道德文化”。然而这个组织并没有为双性恋群体发声。美国第一个支持同性恋的杂志《一个》（One），创办于马特辛协会，于1953年随着“同性恋的观点”这一标语面世。双性恋并不是同性恋运动中的主要群体，而在非异性恋群体中，甚至还存在反对双性恋的言论。在1974年的一项学术研究中称，“女同群体不能否认双性恋行为的存在，但是她们不提倡双性恋，并且她们不能轻易接受女性有双性恋的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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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恋者罗宾·奥克斯与奥巴马的合影
罗宾·奥克斯（Robyn Ochs）在1982年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并且一直在为双性恋争取权利。她回忆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同性恋游行是不受欢迎的。“女性同性恋认为我们在和敌人同眠”，奥克斯说。马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恩·莫恩（Dawne Moon）解释说，有的同性恋认为双性恋在淡化他们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同性恋中任何种类的性取向变化都与同性恋运动所声称的内容相违背。他们声称的是，同性之间的吸引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像异性恋一样具有固定的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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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科学实践强化了这一信息。有些研究人员公然否定了双性恋的存在。1956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德蒙·伯格勒（Edmund Bergler）将双性恋描述为“除了双性恋这个词语之外根本就不存在的一种状态”和“完完全全的欺骗”。其他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用了类似“真正的同性恋”这样的字眼。当时的学术界普遍都把双性恋和同性恋混为一谈。
甚至在10多年前，很多学校和大学的教材中都没有承认双性恋属于性取向的一种可能性。双性恋被视为人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之前的一个阶段。著名的纽约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吉野建二（Kenji Yoshino）在其2000年的论文《斯坦福法律评论》中将这一现象称为“双性恋不存在”。他写道，“当时自我认同的异性恋和同性恋认为，不管他们之间有何分歧，都能在‘双性恋不存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如果由双性恋代表的这种背离传统的观念没有被认同，那么性向流动——这一否定了静态取向的观点——就更加遥不可及了，即使它已经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学术文献中。戴蒙德在书中写道，“性向流动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1977年的一项对156名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人对倾慕的对象有始终不变的模式，有的人没有。作者提出，性向在小时候并没有固定，在漫长的一生中可能发生变化。接下来的10年中，一些其他的研究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强调时间在衡量人际吸引中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包含时间元素的新的量化性别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和这些早期的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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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说，在这些早期有关性向流动的研究出现时，许多研究者仍然不承认双性恋是一个确凿的性取向，这为性向流动造成了特别的挑战。如果研究者们不认为两种性别的人其实都能对同一个人产生吸引力，那让他们认识到一个人能够一会儿喜欢同性一会儿喜欢异性就更困难了。因此，性向流动和双性恋遭受了相似的命运，并且被诋毁为“混淆真实性取向的杂音”。
塔特同意科学家们在另一种性的解释下有些摇摆不定。她说，“性向流动也许一直都存在着”，但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定了另一个完全对立的说法，那就是性别在小时候已经固定不变了。“科学家们尝试抹去或否认和他们的说法不一致的一切”，她说，“甚至在2016年，也只有我们行为学家中的少部分人能够看穿这个借口。”
到了戴蒙德与像007号这样的研究对象见面的时候，性向流动的概念仍然处于未形成的阶段。但是她坚持致力于双性恋和性向流动的边际研究，最终为她在对取向和随时间变化的性向的区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研究者认为戴蒙德的成果有是决定性的，她通过纵向研究，第一个提出了性向流动存在的具体证据，也许还是第一个提出“性向流动”这个术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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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日，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研究性向流动。但是研究员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有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就像认可和接受同性恋一样。正如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艾琳·戴维斯（Erin Davis）所说，对性向流动的认可意味着“人们不需要隐藏过去的经历或是限制对未来的选择”。
今年年初的一天下午，我去了史戴芬在布鲁克林的家，她和她的伴侣玛丽莎（化名）以及两只猫住在一起。史戴芬的父亲为她制作的风铃挂在厨房里，她的母亲为她们织的毛毯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公寓里挂满了她们俩远足和公路旅行的照片。
史戴芬对于早期同性恋爱的回忆可以追溯到她13岁的时候。那一年，她的姐姐遭遇车祸丧生，她一度陷入了绝望。史戴芬在她的朋友吉尔身上找到了安慰。她们一起玩耍，经常在对方家里过夜。在一次度假的时候，她们谈到了如果她们接吻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们并没有这样做。在那之后她们的友情变得有些尴尬，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经常对同性女生有些爱慕之情，但我从来没有让她们知道”，史戴芬说，“我来自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同性之情被视为是不恰当的。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
“16岁时，我和一名男同性恋恋爱了，”史戴芬说，“他长得很帅而且很聪明，还是名运动员。”她原本觉得他们在一起是快乐的——直到男友在这段关系持续了5年后开始变得抑郁和有虐待倾向。他们本来已经快准备结婚，但史戴芬还是和他分手了。“我当时真的很爱他”，史戴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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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之后，史戴芬离开了在密歇根的家，去厄瓜多尔参加海外学习项目。在那里，她对她刚刚出柜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暗生情愫。她们之间的一个吻使史戴芬确定了自己身上对同性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吻的感觉好极了。但是接吻的那一刻对她来说也有点儿可怕。在她心里，总有那么点儿不想让自己感觉这个吻有多么好的念头。“如果我觉得自己不是同性恋会轻松很多”，因此她告诉自己，也许这种感觉只是对克里斯汀一个人而已，她说，“我一直这样自欺欺人了一段时间”。
等到史戴芬回到密歇根后，她和克里斯汀交往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恋情并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史戴芬始终没能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克里斯汀已经出柜了。不过戴蒙德这次与她见面令她改变了对自己性向的看法。
“人们现在将性向流动与自由和自决联系在一起。”
2005年，史戴芬作为密歇根卡拉马祖学院的心理学高级讲师，在性身份发展领域寻找实习机会，偶然发现了戴蒙德的一些研究论文。于是史戴芬向她写信寻求帮助。那个时候，戴蒙德刚刚完成长达10年对女性纵向研究的最终访谈，开始着手编写手稿。她向史戴芬回信说需要有人帮她检查实验数据和访谈誊录。
几个月后，史戴芬来到盐湖城和戴蒙德一起工作。当史戴芬翻阅这些表格和饼图时心想，“天啊，我也是这样！”当她看到那些改变了自己的性向，没有坚持单一性认知标签的女性时，感觉自己找到了同伴。在那之前，她都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和她一样。她对实验中这些女性的性转换感到非常吃惊。她说，“当时我就想着，这一切真是太疯狂，太复杂了”，说完笑着把手举向空中，她发现自己也和这些故事中的人一样。
史戴芬回到卡拉马祖之后，对性认知的态度变得开放了一些。她在晚餐时告诉父母自己是一名双性恋。她之所以称自己为双性恋是因为当时她也在和异性发生关系。她的父亲表示并没有很震惊，只是有点儿意外。她的母亲也对此表示理解，并和她聊了好半天关于史戴芬是如何接受自己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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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戴芬很快澄清道，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出柜”的故事。史戴芬说，“我和我男友5年的感情是真实的。事实上我正是为了向人们强调这一点。我非常爱他，他也非常吸引我。”之后，她对自己的认知变成了同性恋，因为她的性别和性向变得更加流动了。如果现在你问史戴芬如何填写自己的饼图，她会告诉你80%被女性吸引，20%被男性吸引。她认为男性的身体很性感，但是和女性在一起她在情感和身体上都会被吸引。
史戴芬的故事表明，认识到性的流动性有什么样的影响：戴蒙德的研究对于史戴芬的认知性别和接受自我来说起到了催化作用。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像史戴芬那样的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在2016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1万名成年人中，17%的女性和6%的男性称曾和同性发生过性接触。自认为双性恋的人数（5.5%的女性和2%的男性）超过了自认仅为同性恋的人数（1.3%的女性和1.9%的男性）。大约92%的女性和95%的男性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这项调查并没有将性向流动作为一个选项，也没有根据时间的变化跟进调查对象有没有改变自己的性别取向。戴蒙德说，“有可能性向流动的人群将自己归纳进了这项研究中的所有类别里。”
然而，在最近很多大人口的调查中表明，随着时间变化，很多人改变了性认知。一项对1000名新西兰人从21岁到38岁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性取向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在女性21岁时，高达9%的人被同性吸引，当她们28岁时，这个比例上升到16%，10年后，这个比例又下降为12%。在男性21岁时，4.2%的人被同性吸引，在他们38岁时上升到6.5%。证据表明，性取向在中年时很容易发生变化。2012年，美国一项来自中年发展的全国性调查的研究发现，以10年为单位，成年人（研究开始平均年龄为47岁）在性别认知上表现出了变化。几乎3%的女性和2%的男性在10年里改变了自己的性认知。
戴蒙德解释道，这些变化有可能是有的人出柜的结果，也有可能表明了性取向确定的时间比科学家们最初认为的时间更长。但性向流动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她说，“性向流动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全体人口的层面上发生了这么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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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视为流动性向者的名模卡拉·迪瓦伊
戴蒙德对于很多艺术家和明星公开自己为性向流动人群感到十分惊喜，将其视为一种自由解放。名模卡拉·迪瓦伊（Cara Delevingne）、音乐家圣·文森特（St. Vincent）和演员尼科·托尔托雷拉（Nico Tortorella）就是其中一些抵制传统标签，将自己视为性向流动的知名人士。尽管并不清楚这些名人是否符合戴蒙德对于性向流动的严格定义，但并不影响她对性向流动这一概念引起的文化共鸣的感动。“这实在是太激动人心了，我没有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戴蒙德说，“人们现在将性向流动与自由和自决联系在了一起。”
史戴芬受到戴蒙德研究的鼓舞，她在2007年搬去纽约，在纽约大学攻读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学位，着力于性别歧视方面的工作。她还在一场同志篮球联赛上认识了现在的伴侣，玛丽莎。今年春天，她们一起登山远足。当登上山顶时，整个纽约的美景尽收眼底，史戴芬从口袋掏出了一枚装在小塑料袋里的木戒指。玛丽莎答应了她的求婚。那一晚在布鲁克林，她们和家人一起聚会庆祝，院子里烛光流转，大家开心地分享着当地烧烤餐厅提供的美食。
007号呢？她已经结婚了，和丈夫生下了一群孩子。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曾有过一段性向流动的经历，甚至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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