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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敲开了梦想之门，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
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当年的准考证，他保存至今。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高考考三天，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三天是加试，外语当时不是必考，但爱好英语的钱颖一参加了考试。时隔40年，这些细节，他还历历在目。
清华求学，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深造，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任教，归来执教母校。有人问他，当年，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他的人生会是怎样？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说，人生没有假如！
钱颖一：那就完全没法想象了，也许我的路径就完全不一样了。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就这一件事，改变命运。这都是人生没法计划的，人生不能假设吧。
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当年就恢复中断十余年的高考，50天后，钱颖一走进了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的考场。
钱颖一：我们那年是各省分着考，每个省都不一样，它不是全国的统一试卷。我们那个作文题叫作《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是北京市的。我们的战斗就是农活。
1977年的高考，考试的具体时间各地有差异，却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400分，钱颖一考了360多分；当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3000人被录取，818名佼佼者来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园。
钱颖一是文革开始后，北京市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1972年8月，他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当时的高中学制两年，钱颖一所在班级的学习氛围还算不错。
钱颖一的高中毕业证
钱颖一：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
文革时期，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书本单薄，内容简单。钱颖一在家里是老大，他就找其他同学的哥哥姐姐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自学。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
钱颖一：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是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们全都干过。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着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英语教学节目，我就跟着学。
中学时，在传达室旁的小屋里，听着卷带式录音机读《英语900句》，插队时，带着从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书店小书库里，复印的纸张发黑的《新概念英语》，在知青点坚持自学。上大学前，钱颖一已经自学完成《新概念英语》一到四册。
钱颖一：我插队的地方是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三个半小时才能到我们那，不是你现在的概念，“哗”高速公路就过去了。《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的时候就难了，我就积累很多很多问题，我可能两三个月回城一次嘛，每次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就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有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然后就去问他，他就“哗”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是谁呢？叫金岳霖。
报名参加高考，对钱颖一来说，顺理成章，不过，应届生同时参加高考，对他们这些知青而言，却是很大的压力。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必然是数学和英语，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数学专业，遗憾的是，当年只有清华的数学专业招生，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
钱颖一：那个时候报考，传统观念是数理化、理科，1977级和1978级很特殊，招生的时候不是所有专业都招，它招的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很突然恢复高考，文革刚刚结束，只是开放了一部分专业。我说我也不一定将来就做数学，但是我觉得数学对学别的都有用，很天真的一个想法，事实证明是对的。
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钱颖一1978年3月清华入学
钱颖一：我们这个班，很特殊的班。我们那时候都跟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难，学什么课，因为大家都被耽误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机会都非常珍惜。前面没人指导，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那些框框，（更有）开拓精神。
清华园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滋养着干涸的青春，钱颖一埋藏心底多年对知识的渴望，尽情地释放。国内多位数学家给“数七班”授课之外，钱颖一和他的几位同学还正式上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陈省身教授在北大开设的微分几何课程，六十年代有过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经历的戴新生教授，更是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凭着清华大学优异的成绩单，凭着几位沟通中外的教授的推荐信，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钱颖一提前毕业，去美国深造。
钱颖一对话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钱颖一：我们说怎么申请出国？你就写申请，我们搞点推荐信，那时候没有托福，没有GRE，什么都没有，要交20块钱报名费，我们还申请免交。清华里面，包括教务处、国际办，包括校长、书记都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因为没有规章制度，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都是通过很特殊的安排。
1981年秋天，清华学堂前，自行车后座上放着海鸥120照相机，钱颖一和他的五位同班同学自拍留影，他们同时提前毕业，同时申请到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钱颖一对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在美国，钱颖一先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之后转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耶鲁，他有了一次特殊的相识。
钱颖一：我那时候认识吴敬琏，他讲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问题。我1983年9月在耶鲁认识他，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听他说的，说50年代改革怎么回事，谁叫孙冶方、顾准，计划经济怎么回事儿，这些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农村那么长时间，自然就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好奇、有兴趣。当然你要对社会问题，对国家命运很关心的，你就会开动脑筋去思考，（这同）我后面转学经济学是有关系的。
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八十年代，钱颖一曾到沈阳调研国内第一个股份制改革的金杯汽车，还曾做过当时比联想还有名的四通公司的股份制改造项目，1988年，中国最早的8只股票和国库券在工商银行上海静安寺分理处试点挂牌交易，钱颖一也去实地考察过。
从转攻经济学到成为学界大家，钱颖一始终致力于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来探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热血与担当。
钱颖一：我们第一批80年代（到国外）念经济学的，现在好多都在做院长，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绝大部分都是数学和物理的本科，我们有数学工具，第二个特点是相当多的有过插队或者是工厂工作，或者当兵的经历，对中国的改革或者是中国经济的改革有兴趣。
钱颖一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2016年，钱颖一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经济学奖是我国目前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旨在奖励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经济研究跨界教育改革，这是2006年起，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钱颖一一直的追求。两次转型，他认为背后的逻辑相通，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与现代化，只是历史的阶段不同，从事的领域有差异。
钱颖一院长给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
钱颖一：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领域。咱们又回到1977年高考改革，有了高考改革，才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人才。中国很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是靠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重要的交流是人，进进出出。没有高考的改革，不可能有后面的人才的出现，也不可能有国际交往。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又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是处于封闭的经济，40年后，今天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今天的节点，再往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可能还要至少三四十年，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的清华大学经管院，集合了各省高考成绩最优异的学生。钱颖一希望对他们的培养着眼于长远，不论是通识教育的开展，还是先“育人”后“育才”的理念，都源于此。就像他儿时挖何首乌，刚看见何首乌的头，就急着拽出来，往往会弄断，只要有些耐心，大头就在里面。
钱颖一院长在“与院长的下午茶”活动中与本科学生交流
钱颖一：所谓的成功，你能成为很出头露面的人。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是在不同的领域，英文叫make a difference，不是说与众不同，也是由于他可以带来不同。上次听到一个学生讲，她说她哪怕是做家庭妇女，都要（与）别人不一样，相夫教子，也希望（与）别人不同。现在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拔尖创新人才，我们把培养的目标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培养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第二个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可以脱颖而出。
近90万字两卷本的《大学的改革》，是钱颖一过去十年教育改革探索的成果。这十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立足当下，经济学家跨界教改实践，又将进入“新常态”。
钱颖一：过去人口红利现在消失了，现在要发挥人才红利。未来经济的发展要靠创新的驱动，而创新的驱动是要靠人的创造力，对人的创造力的要求更高。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光是经济上、创新上、科技上有地位，也应该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的程度上要有地位，这就取决于人的素质、素养（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就更高了。
钱颖一：都要有新的高度和新的突破，才能适应中等收入阶段向未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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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
我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The WallStreet Journal）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是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国母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of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就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Three Idiots）。这部电影打破了印度电影的票房纪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皇家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英士国际商学院，又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毋庸置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裔，而且都在印度读完了本科。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候选人当中有两位是印度裔。在哈佛商学院的近200名教授中，有二十多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裔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可能出中国裔院长。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1000多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超过100人。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一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在我们的教育方法中，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是这样，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扼杀或毁灭原始的创造性。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来到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和发明的原始动力。
其次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最后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扎实，但缺乏批判性思维”。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被视为有害。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