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越
来源=2021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马娅·亚桑诺夫在《守候黎明》一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传记和历史的区别在于传记作者们通常由人开始落笔，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从环境和条件入手。”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觉到，整本书的确是对这句话的不断印证，是对该书副标题——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的持续证明。
影响的焦虑对于所有写作者都是一个问题，对于亚桑诺夫而言，在已经有多种经典的康拉德传记之后，如何书写这位晦暗、复杂、深刻的大作家的一生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康拉德在生前就是一位备受关注的作家，去世以后随着其经典作家地位的逐渐巩固，他坎坷的人生——颠沛流离的童年，作为水手浪迹天涯的青壮年，四十岁以后相对稳定的作家生涯，他文体卓越、意蕴深厚的小说都一再成为后世批评家和传记作家关注和分析的焦点。众所周知，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必然以自己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康拉德自己也说过：“在这片广阔的世界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能从我的书里找到”，但是在形塑作品的过程中，想象力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则是难以估量的。换句话说，你很难以一个作家的作品为依据对应着去描画一个作家的人生。
另一方面，尽管深具洞察力的康拉德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和伊恩·瓦特也承认，解读康拉德小说的关键在于要按照纪传体的方式去阅读，但是康拉德并没有为这种解读方式提供便利，有些故事他让人们相信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或者有些故事明显来源于康拉德本人过去的亲身经历，但是其中有一些细节却是用喜鹊一样的灵巧从别的作家的小说、故事或回忆录中采摘来的。
比如小说《幸运女神的一次微笑》，看上去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它讲的是一个船长在毛里求斯岛迷恋上一个闭门不出的年轻女人的故事。的确，康拉德作为“奥塔哥号”船长，在1888年经过毛里求斯时，向一位当地姑娘献过殷勤，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位姑娘早已订婚。这篇小说显然取材于康拉德的这段人生经历，但是事实上，它更多的或者说至少同时在回应着莫泊桑的小说《隆多利姊妹》，《幸运女神的一次微笑》中的爱丽丝，像是《隆多利姊妹》中弗朗西斯卡的再生。两个女主角都有魅力但有点邋遢，另外，她们还沉默寡言、唐突而冷漠。对于作家来说，他的作品总是由个人的生存经验（某种内容）和阅读经验（某种形式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普遍、正常的创作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必然给试图从作品窥探作家生活的企图增添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
此外，康拉德对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一种几乎于羞怯的缄默态度，他在自己的书里大量使用了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但是这些个人事件在他的小说里都经过了文学的洗礼，或者说已经被他习惯性的道德审视浸泡过，所以当它们在小说里出现时业已变形和被改造过，还没有哪位传记作家愚蠢到用小说里的故事去印证康拉德自己的生平经历。当然将两者对照比较是有意思的（亚桑诺夫和另一位康拉德传记作家塞德瑞克·沃茨正是这么做的），但这样做的前提依然是要先描画出一副清晰准确的康拉德的肖像画，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哪怕在康拉德的自传《个人档案》中，亚桑诺夫也指出过：康拉德精心打造了一个文艺版的年轻自我，犹如无忧无虑的梦想者，潇洒地度过儿时的颠沛流离和心理创伤。然而相识者对他外表形象的描绘却似乎与之大相径庭，更像是康拉德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某些命运多舛的复杂人物。康拉德在《个人档案》里也承认“每一部小说都含有自传元素”，而事实上他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挣扎于命运错位、遭人嫌弃、绝望失意的处境，其中有17位死于自杀。
小说是对作家过去生活的一种翻译，那么某种程度的遗漏和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而对于康拉德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直接的文件材料——他裸呈于其中的材料，康拉德又有一种毁灭的冲动，也许他不能忍受过于袒露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许一种根深蒂固的虚无感，使他宁愿将自己的过往埋葬在漆黑的流逝的时间中。在《个人档案》里，康拉德意味深长地描述了父亲临终前的一个画面——当年幼的康拉德走进病房，发现父亲深陷在一张扶手椅里，身子用枕头垫着支撑。一位护士跪在灶台边给炉子添加柴火。遵照他父亲的意思，护士正拿着他的手稿和信件往炉子里塞。小康拉德见了自然惊愕万分，目瞪口呆，“这种毁灭行为所传递的投降气氛深深地触动了我。”亚桑诺夫认为康拉德父亲烧毁的并非是自己的手稿，那些手稿都被遗嘱执行人妥善保存了下来，然而这个康拉德描绘的烧信的场景显然极具暗示性，而且也使康拉德在未来的岁月中，不自觉地采用相似的决绝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为了洗心革面，抑或为了彻底告别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噩梦，康拉德亲手烧毁了父母的信件。1896年在康拉德和打字员杰西·乔治结婚前夕，康拉德要杰西把他们之前所有的信件烧掉，并看着杰西遵照去做了。这些信件主要是康拉德在自己首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出版后去瑞士度假时和杰西的通信，当时两人在热恋中，可想而知信件里少不了吐露心声和热情表白的话语。
不少作家喜欢直率地谈论自我，谈论自己生命中的各种事件，比如康拉德推崇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甚至对于自己在中东的嫖妓行为都在书信中（或者辗转在小说中）记录下来，但康拉德显然不是这样的作家，原因之一是“活在记忆里是相当残酷的”，另外的原因则是他对于个人隐私极为审慎的态度。这些对传记作家来说都会造成障碍，亚桑诺夫在书中抱怨过，尽管康拉德的小说（典型如《黑暗的心》）中有一种渴望野性、追求彼岸，偏好禁忌的滚滚暗流，似乎暗示着康拉德本人情感生活某种秘而不宣的张力，但是哪怕是对于他和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女性有没有性关系这个问题——在他作为海员和船长浪迹天涯二十年的经历中，传记作家都找不到一丁点线索。
1874年17岁的康拉德从波兰克拉科夫来到马赛，打算实现自己的夙愿，做一个船员，他在马赛呆了四年，做过导航员，干过走私，直到1878年康拉德21岁时因为欠下巨额赌债精神奔溃自杀未遂，康复后他离开马赛去到伦敦，加入英国商船队。在马赛的四年是康拉德整个生涯中最多彩、刺激的岁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康拉德就是在马赛知道了斯克里布和萨度的戏剧、奥芬巴赫和比才的歌剧——《卡门》是他的最爱。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暗示，他在马赛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也仅仅是暗示而已，大致的情节和细节，人们都一无所知。因此亚桑诺夫在《守候黎明》中写道：“康拉德将永远不会写出马赛经历的真相。”
面对这么一位遮遮掩掩的传主，传记作家们的抓狂可想而知——康拉德早年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太少了。《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有九卷之多，总共五千多页，然而仅有两百页是涵盖康拉德从1857年出生到1895年发表处女作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说用4%的篇幅去记录超过50%的人生时光以及整个激发他灵感的“浪迹人生”。基于这样的现实，亚桑诺夫显然觉得与其跟在一众康拉德传记作家后面，在不多的一手材料中反复翻找康拉德生活隐蔽的蛛丝马迹，不如放开手脚，发挥自己历史学家的特长，扩大视野，将康拉德置于更广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更多从康拉德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出发，去观察和审视这位小说家的人生和创作。这种视角决定了《守候黎明》是一部相当新颖的康拉德传记，哪怕是在已经有多种经典康拉德传记行世的前提下。
每一个伟大作家都是特例，是由一系列特殊环境造就的。就康拉德而言，这些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他在波兰度过的凄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5岁时，康拉德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因为参与爱国运动被沙俄专制政府流放到俄罗斯北部荒僻小镇，康拉德和母亲伊娃一同前往，8岁时康拉德母亲伊娃死于肺结核，12岁时父亲阿波罗亦因为肺结核去世，舅舅塔德乌什·波布罗夫斯基成为康拉德监护人。康拉德17岁离开克拉科夫前往法国马赛，在马赛逗留四年后，康拉德加入英国商船队开始其浪迹天涯的二十年。生于内陆的康拉德之所以梦寐以求成为海员，一方面是他早年阅读的雨果、库珀、儒勒·凡尔纳等作家关于海洋的小说使他很小就萌生了出海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形式所迫——如果他留在国内，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俄罗斯公民同时又是罪犯的儿子，康拉德将有义务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务25年之久，后来他离开马赛前往伦敦也是因为他如果入籍法国，也需要为法国军队服役。1894年舅舅波布罗夫斯基去世，康拉德继承了1600镑遗产，1895年康拉德首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出版并获得好评，这些（经济保证和写小说信心的确立）使他慢慢下定决心去做一名职业小说家，之后则是相对稳定、封闭的书斋和写作生涯。康拉德的这些人生经历在《守候黎明》中得到了详尽描述，亚桑诺夫虽然是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教授），但是也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书中很多描写有着不逊于小说家的细腻生动。自然，康拉德的这些人生履历，别的传记作家也都有掌握，并且早已在他们写的康拉德传记中不同程度地使用过。
但《守候黎明》的特异之处在于，亚桑诺夫有意放大了对康拉德所处时代的观察，并以此和康拉德的经历以及他的小说加以对照、比较。《守候黎明》重点分析了康拉德最重要的四部小说——《黑暗的心》、《吉姆爷》、《诺斯特罗姆》和《间谍》，这四部小说都曾入围“20世纪百部杰出英文小说”榜单，是他公认的最好的四部小说。但我马上要强调的是，亚桑诺夫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家的分析，后者通常是从文本本身着力，关注小说的结构，叙述方式，语言的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在文学史上的传承关系等等。亚桑诺夫的分析则着重在于对小说背景的延展性说明，强调小说产生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比如在写康拉德受雇于比利时商船队，搭乘“比利时国王号”，沿刚果河溯流而上进入黑非洲腹地这一重要经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数年后，康拉德据此行写出了他最有名且最具批判意识的小说《黑暗的心》），亚桑诺夫突然扭转笔锋，花了差不多23页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欧洲殖民者对这块非洲腹地奴役和殖民的过程，以及1885年5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这片领土——比比利时大75倍——命名为“刚果自由邦”并纳入自己囊中的经过。对于这一大幅度的“偏题”，亚桑诺夫的解释是：“康拉德是如何会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到一条行驶于刚果河的蒸汽轮船上干活的，这仰赖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连锁作用。在短于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历史事件把广阔的赤道带非洲从一块外人罕至的地区变为地球上最残酷剥削的殖民地之一。”随着这扭转的笔锋，亚桑诺夫开始了对于刚果自由邦建立前后那段黑非洲历史洋洋洒洒地描述，没错，那是她作为历史学家的领地，她引经据典把那一段晦暗不明的历史交代地很详实、清晰，尽管在这二十几页篇幅中，我们看不到康拉德在哪里，甚至于快要忘记这是一部有关康拉德的传记。
《守候黎明》
同样在对《吉姆爷》《诺斯特罗姆》和《间谍》的分析中，亚桑诺夫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引发康拉德创作小说的那些更宏大的背景上——总是和帝国主义者对落后地区的殖民和奴役有关，或者是刺激康拉德创作小说的某些具体的事由：比如《间谍》指向的事件——1894年2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来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到格林威治天文台放置炸药，可是却失手炸死了自己。《诺斯特罗姆》是一部敏感的政治小说，康拉德为书中一个虚构的小镇苏拉科设置了一场革命情节，“如镜像般对应着现实中在巴拿马酝酿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康拉德“最伟大”的小说《吉姆爷》是一部关于水手和荣誉的小说，亚桑诺夫自然不忘对19世纪中期蓬勃发展的全球航运状况做了一番全景式的细致描述，然后指出《吉姆爷》中所描写的装满朝觐者的“巴特拉号”，以及它所遭遇的海难，“严重模仿康拉德在新加坡听说的一则真实故事。1880年7月一艘名叫“吉达号”的蒸汽轮船驶离新加坡，船上载着953名朝觐者驶往麦加。途中，轮船开始漏水，情况紧急之下船长和几名干部船员竟然弃船 乘坐救生艇逃生，幸运的是被船长抛弃的朝觐者和其他船员解决了漏水问题，第二天也成功获救。
在这些对事件背景的展开论述中，亚桑诺夫展示了她作为历史学家的功力，在对康拉德创作小说所依傍的那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中，她甚至展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但亚桑诺夫写作《守候黎明》的基础架构是建立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上的。她最为关注的还是“历史如何走进小说”，具体地说是历史如何走进康拉德的小说。在书中某一处，她甚至这么说：“至少康拉德希望读者们这样认为。”这个判断在我看来有点稍嫌武断。固然，康拉德的小说使用了某起海难、某个恐怖主义的爆炸事件，某起分离主义政治运动，是啊，哪个小说家哪篇小说可以完全脱离某些具体事件或者经验呢？但对事件本身（情节）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小说家们有自己的想法。1895年在康拉德出版第一本小说之时，他给也是刚开始写作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你的小说）的所有魅力、所有真相都被小说的结构——（也可以说是）被小说的技巧所摒弃，而这些结构或技巧让小说看上去像是伪造的……你有许多想象力，即使我活到一百岁，也没有你那么多想象力。那种想象力（我希望我也能有）应该被用来创造人类灵魂，来揭示人类心灵，而不是创造只是正确讲述意外事故的事件。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培养你的诗歌才能……你必须压榨出自身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康拉德认为事件对于小说并不重要，小说好坏的关键在于创造人类灵魂，揭示人类心灵。就具体的人类事件而言，越是较大的事件，通常也就越是面目模糊，但好的小说总是有能力让一两个复杂的人物从事件模糊的背景中脱颖而出，浮雕般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你可能爱上他也可能恨他，因为他似乎就是你自己立体的镜像，你甚至只有通过这个小说人物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放下《黑暗的心》，我们眼前却晃动着故事讲述者马洛焦虑又痛苦的身影，而殖民者库尔茨虽然较少露面，但他因残酷奴役非洲黑人而遭反噬的形象也使我们震撼不已。现实中“吉达号”遭遇的海难只给我们留下一则旧闻作为谈资，可是《吉姆爷》里“巴特拉号”所遇到的海难，则凸显了吉姆爷殉道者般的悲剧形象。
作为海员和船长浪迹天涯的二十年显然给康拉德小说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异国情调，令好奇心很强的读者们很乐意很随意地，就打开这样一本讲述海洋冒险的小说。当时全球航运正方兴未艾，像康拉德这样的船员和水手成千上万，但成为重要小说家的船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已（尽管康拉德有点看不上麦尔维尔，但是后者的《白鲸》却是公认的海洋文学杰作）。这也可以证明事件和阅历在成就一个小说家方面不是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是更重要的因素呢？除了上文引用的康拉德对于创造人类灵魂的强调，1896年——也就是写上文引用的那封信的次年，康拉德在给友人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谈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有些事情留下印象，产生了效果，什么事情？它只能是词的表达——词的排列组合，风格。”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关于风格的惊人定义，也是康拉德作为小说家最基础、最重要的观念。从此出发，康拉德成为一个卓越的文体家则是水到渠成的事。终其一生，康拉德都是一个爱一丝不苟修改自己作品的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修改段落、词语和标点符号这样的小细节。康拉德曾坦承他的写作的关键，即在于“小心翼翼地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可稍有经验的写作者都知道，想要做到“真实”谈何容易，而康拉德使用的修饰性词语“小心翼翼”其实质就在于对词语的拿捏——用什么词最合适，然后将这个词放在什么位置。
这样谈论写作似乎有形式化之嫌，可是康拉德小说里始终关注的更宏大的主题——诸如文明与野蛮，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东方与西方等——都必然是一个个词语砖石搭建起来的大厦，没有坚实的细节宏大的建筑也就无从谈起。康拉德小说在用词上的讲究，其实也对应着他作为小说家感受上的复杂性。曾经给予康拉德小说最初鼓励和赞誉的友人爱德华·加内特，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到康拉德时的情形：“我记得见到了一个黑发男子，个头不高，但他紧张的手势极其优雅。双目有神，时而眯起来，透视人心，时而柔和温暖、机警又亲切，他的话时而逢迎，时而警戒，时而唐突。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具备男性的机敏和女子的敏感。”这是加内特对康拉德这个人直观又矛盾的感觉，而看康拉德的小说也很容易获得一种往往是对立的美感。康拉德的小说从来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简单呈现，与其说他在小说里描写事件，不如说他一边描写一边分析和思考事件，而一种反讽的犹疑的悖论的印象恰恰是对事物长久凝视和思考之后的结果。
在康拉德的小说里存在着几个明显悖论。第一个悖论就是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气质（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父亲气质）和波布罗夫斯基气质（严谨、实用主义的舅舅气质）之间的对立和争吵。无论如何，康拉德二十多年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其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不安分的理想主义气质的继承，但在康拉德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监护人舅舅塔德乌什·波布罗夫斯基尽管对他倾注了深沉爱意，但也一直在以务实的人生态度，对他身上潜藏的不切实际的倾向予以讽刺和打压。的确，“满怀希望的监护人与反复无常的受保护者”从一开始就是康拉德小说一个重要和反复的主题。同时，在这背后也暗含着康拉德在理想、爱国的父亲和苛求、严谨的舅舅的亡灵前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诗人叶芝曾说过：“从与别人的争论中，我们有了修辞；从与自己的争论中，我们有了诗歌。”而对于康拉德来说，他在和父亲和舅舅的三人争论中，产生了自己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