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大厂外包人过得怎么样了？

2月16日，Sora发布后，科技圈、创投圈炸锅了，业界大佬们开始预估，AGI（通用人工智能）到来的时间，从预估10年到很可能缩减成1年。一如当初ChatGPT带来的轰动一样，不少人又开始担心失业了。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的作者、美国人文社科教授卡丽·莱恩（Carrie M. Lane）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未来寻找一份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年轻一代遭到了不公正的冲击。

“ 我们在最近一轮高科技裁员中看到了这一点，年轻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失业了。因为尽管近几十年来劳动市场波动很大，他们仍然期望自己的学历和职业成就会保护他们免受裁员和长时间失业的影响。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人们对这些经历的反应也正在发生变化 ”

暂且从这些年裁员大刀落得最狠的群体之一 —— 大厂外包人这个群体来看，前些年大家的话题点还是工牌的颜色、转正的尴尬、年终福利的差别等等，今年我看到了另一种视角： 一些大厂外包人主动请缨离开公司，但从赚到的钱翻倍了。

曾有媒体这样形容外包人员：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期，外包人员是性价比极高的燃料；在发展停滞期，危机感最先涌来，他们是最容易被抛弃的一部分。”

前些年，大厂外包人的局面更多的是尴尬的声音。

“工牌告诉我，我和他们之间有堵墙”。25岁的周红谈及自己的外包体验说。

事实上，工牌是大厂人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梗。红的、蓝的、绿的，颜色差别、细节差异，暗藏着鄙视链，一部分人被隔开，权益受限，成长有限，转正无望。

“正式员工基本除了工作不会和我交流生活的话题，我在这待的一年基本没有体验过和同事聊八卦的时刻，摸鱼只能看手机，思考人生，很漫长很难熬。” 周红说，一开始不习惯，但在网上看到很多外包人的工作情况，就习惯了。

“别人没把自己当外人前，自己别想太多，像海绵一样吸收更多方法论。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负责过的事情都会像产品一样，呈现在未来履历和面试回答上。”

像周红那样看得开的人并不多，“大厂光环”曾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新一代优秀青年，他们经过一场一场的面试和选拔，有人终于套上了光环，而有人只能放弃，或期盼着通过外包的模式和项目成绩获取那一两个转正名额。

这是疫情后真实的职场环境，但随着大厂祛魅，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变化，新职场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6岁的阿利半年前入职了一家科技企业，上班一周后就把公司的项目任务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喝茶、聊天，一天就过去了。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羡慕这样的工作状态，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太高了，现代年轻人之所以躺不平，从来不是因为不想躺，而是担心今天能躺，明天怎么办？

过度加班会抹杀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但过度清闲也会让人嗅到危险的味道。

果然不到半年，阿利就听到公司的裁员消息，他主动跟组长商量，“我一个月能有两天的活儿干算好的了。留在这继续摸鱼，你不如把我裁了。”

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下主动放弃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需要多大的勇气？

或许这是大部分人的疑问，但这个问题本身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放弃舒适圈最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危机感的积累。

而对于现代社会年轻一代的职场倦怠现象，卡丽·莱恩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当今年轻人面临的劳动环境相当合理的回应。如果整个一代人都愿意毫无怨言地在不充实、薪水低的工作中辛苦努力，那才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局面。

在我作为教授多年的经验中，我对年轻一代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够创造有利于他们成功的条件，他们一定会让我们感到惊喜和印象深刻。 ”

再看这个事的后续：被裁后，阿利在猎聘上刷到某知名节目组的外包项目，跑过去坐班剪了两周视频，赚了3万块；后来他因此还洽谈到某五百强科技公司的宣传片，熬了几天大夜，进账五位数。

最重要的是，阿利说，离开公司的束缚后，那种时时刻刻觉得“这X公司要完蛋了”的危机感消失了。

当然，我身边大部分人对裁员还是持担忧态度的，但出现了一小部分人，他们期待着裁员信息到来的那一天，然后下一刻去拥抱下那个名为“旷野”的人生。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大家探讨外包岗之不稳定性时，有人问，稳定对年轻人重要吗？

192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缓解就业压力，直到2022年，根据全球自由职业者Upwork的报告，超6000万美国人都在做自由职业，占到整个劳动力人口的39%。

而在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自由职业，或者叫数字游民的存在。

著名自媒体人罗振宇在他的书《罗辑思维》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U盘式生存”，概括起来16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在一个组织内部，你是系统的零件，那么衡量个人的尺度是就是系统里的领导。但作为一个“U盘”，你面对的价值尺度是市场环境。市场作为你的价值评价体系，那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直接而简单。

书里，罗振宇举了一个小木匠的案例。小木匠刚到北京来的时候投靠了村长的儿子，村长儿子就是包工头。当小木匠加入了这个组织，他每个月挣多钱、接多少活儿、加多少班，都由包工头说了算。可是进入互联网社会，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罗振宇觉得这个小木匠的活儿做得好，干活也认真，就把他推荐给了一些朋友们。因此，这个小木匠的价值尺度就多维度了，而不是只有包工头那一把。据说，这个木匠现在每个月收入六千到八千，最好的月份甚至能达到一万块。

我们从表面看来，外包、U盘这些词更像是效率的牺牲品，像当年人们的刻板印象会觉得送快递、做家政、甚至收破烂是偏底层的工作，但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看来，那些在写字楼里每天按时上班打卡、中午外卖奶茶的刚毕业大学生更像是在干最底层的工作。他们的价值尺度只有公司，他们的市场连接点还很少，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尚未确定。

从效率角度来看，外包是历史所趋，从前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到后来工业社会的专业细分，背后是人类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而在未来人工智能普及的时代，效率是永恒的话题，从大厂的角度来说，外包省时省心，把一切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核心业务留下，高效运转。

这就意味着商业浪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关于效率的变革，而作为新时代的职场人，大可以洗掉那些莫须有的滤镜，看清自己价值最大化体现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毕竟，一个人的墓志铭上，也不会留下你附属组织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