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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摩根士丹利将债务和通缩视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随着通胀的回升，该行不再提通缩的威胁，而是继续对债务问题表达了担忧。
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经济联席主管及亚洲首席经济学家Chetan Ahya在周日的报告中表示，中国一年来的复苏是由新一轮债务放松推动的。在过去12个月里，中国的债务规模增长了4.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期仅增加债务2.2万亿美元，日本8700亿美元，欧元区550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的新增债务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
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月度经济数据报告也印证了摩根士丹利对于债务的描述。证券时报援引人大报告称，截止8月末，我国今年已新发债券规模超过25万亿元，超过2015年全年的发行量，债券市场存量接近80万亿。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呈现“L型”企稳迹象，中国政府也正在逐渐将重心从 “稳增长”转移至“防风险”。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还是可控的。
三大债务风险
人大报告称，目前我国债务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总体杠杆率上升的紧缩风险、债券市场泡沫和密集违约的风险和债务到期规模加速增长的风险。
首先，总体杠杆率上升的紧缩风险。由于债务的自动攀升机制，中国总体债务率预计将从2015年的252%上升到261%，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这种总体债务快速上升的局面已经改变了中国“债务-投资”增长模式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步入到“借新还旧”→“借新还息”→“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困境之中。预计2016年企业还息的规模将高达GDP的11%，还本付息的规模将高达社会融资总额的60%。
其次，债券市场泡沫和密集违约的风险。2016年前3个季度，流动性宽松叠加“资产荒”进一步蔓延，市场投资在短期化的同时大规模进入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短期国债和地方债价格飙升、债券规模快速攀升。截止目前，债券市场累计有71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2016年有41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金额超过20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违约金额的2倍多。
最后，债务到期规模加速增长的风险。展望未来几个季度，债务到期的规模将加速增长，而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润和再融资空间有限，未来违约事件或将加速发生。因此，债务违约情况不仅可能延续现有违约加速的态势，同时可能会在明年1季度还款高峰期出现违约高潮，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企业资金链收紧和恐慌情绪的蔓延，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震荡。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10月在G20会议上表示，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还是可控的。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管理是非常健全的，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为15.8%，对于扩张较快的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也加强了管理，政府进行了规范，人大加强了法律监督。但是前期为应对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采取了扩张投资的刺激性政策，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仍在隐性扩张，我们对此高度关注，已经开了“前门”，并正在采取措施堵住非正规发债渠道，规范发债行为。
不能盲目追求增长
摩根士丹利指出，大量的新增债务都进入了基建和房地产领域，这推升了中国国内需求，从而拉动全球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大宗商品相关的经济部门。
对于这种依靠债务拉动增长的现象，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上周评论认为，经济是一个综合体，不能只盲目追求增长。
我们的货币现在已经到了150多万亿，基本规则是乘2，就是所有经济实体债务总额基本上是这两个数的两倍以上，所以现在至少是300万亿。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回报不断下降。如果总是追求增长，这个不是问题，糟糕的是你增长的越多，体重就越多，你回报的能力就更低，这是核心问题。包括房地产，我很同意邵总的分析，我其实也有同感，但是不是中小城镇化就能拉出来呢?很难。
我们现在光在建的住宅就是五六十亿平米，按照人均30平米，至少能住2亿人。2010年有一次人口普查，人群里面的人均住房是这样分的：比如人均8 到12平米一档，12到14平米一档，我把所有资料算了一遍之后，基本得出一个结论，分为5档的话，最高的，20%的人均是60平方，80%是人均25平 方，如果最高的20%这些人实际上是双倍的平均值，考虑到他多了30平米是投资的话，那这个投资的房子也是随时可以出来进入市场的，这个算起来是多少呢? 大约也有60亿平米。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有120亿平米可以住4亿人，你说这个房地产还能搞吗?
但是我们还看到房地产不断增长呢?就是你不断的在投资。刚才说我们要帮助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实体不赚钱。其实我认为，投资下降就是因为钱太多，真的 可能是国企的挤出效应。为什么?因为它带有一定政府推动，完成政府所要完成的投资，得到的资金成本也相对低，这样投的越多，回报就越低。
德意志银行上周在报告中指出，除非放弃或放松GDP增长目标，否则中国国有部门的债务上涨就难以从根本上根治。
中国私人部门债务周期已经见顶，资产质量逐步好转。国有部门的债务周期可能才刚刚开始，而目前的措施对化解周期可能难以起到根本性作用。
目前解决问题的途径包括四个：破产、由其他国企施以援手、债转股、债转债。这些措施只对债务进行了重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企业运营，只能暂时缓解面临困境企业的负担。而且，如果在去产能和提效率上没有真正的改革，那么这些广泛采用的债务重组方案，还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加剧债务问题以及资本的错配。
既然这些措施无法治根，那么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国企债务问题？德银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或者放松GDP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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