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教师、知识分子、创业导师，这些看似跨度极大的身份在俞敏洪身上似乎并不显得突兀。
那一部以俞敏洪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激励了无数年轻的创业者，俞敏洪成功的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也具有标本一般的意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时机，并成功地使自己的命运成为了“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充满传奇性的经历，还是作为企业家，在一个充满了资本与机遇，并且鼓励“逆袭”与“热血””的时代，他激励了无数曾经与他一样的青年——勤奋、热情，渴望用个体的奋斗改变命运与世界。
2017年，俞敏洪推出了自己的新书《行走的人生》这本书中的俞敏洪，分享了他在阅读、旅行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思考。和以往导师形象不同，在这本新著中，俞敏洪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更深层次的思考与人文关怀——在一个财富不断积累的中国，中国还应该有着怎样的制度进步与价值追求？对于物质不断丰富，价值认同却日渐陷入困境的中国人来说，各个阶层应该向着哪一个方向努力？
本次领读中国专访俞敏洪，和在无数公共演讲中的一样，面对面的俞敏洪坦率而真诚，对提问直来直往。但在问到关于社会与教育等更现实的问题时，俞敏洪却有着知识分子般的反思与忧虑。在书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问题，其实远没有到谈论各种政治哲学的不同之处和思想界的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共识问题还没有解决。”
身为教育者，往往对社会的思潮与心态有着更敏锐的观察，也许，他的这一面，常常被他作为企业家的辉煌所遮蔽。
《行走的人生》
俞敏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7年8月
经观书评：你的新书《行走的人生》讲述个人旅行、读书、感悟，用“行走”拓展生命的版图，但为君子行万里路，而不忘初衷。那么你觉得关于故乡、“寻根”的认知和感悟方面，现在的孩子跟你们那个年代相比，他们缺少了什么？
俞敏洪：他们失去的是对故乡认知的深度，对于延续了5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会和认知方面，现在的孩子们肯定是失去了很多的。现在90后的父母那一代人已经都是离乡背井，比如“北漂”。当初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的人口仅几百万，现在是3千万，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的人留下来的。他们的父母可能对故乡还有一个比较深的眷恋，就是因为他们从小——一般都是1岁到18岁，比如我也是那个年龄段，是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同一个村庄，同一座山边长大的。但是他们的孩子不是，这些孩子本身都已经是国内移民的下一代了。
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加大，这些孩子们不管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还是所在的乡村，已经没有想象了。而不同于我们小时候，那种深深的眷恋。所以，他们会变得更加的“漂”，而“漂”带来的坏处就是孩子缺乏对文化的深度认同。
经观书评：他们如何弥补这一缺失？
俞敏洪：很难补，因为这是环境的产物，而且是必须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不动，才能产生这种感受。它不只是环境的产物，还是文化的产物。比如我从小到大在村庄长大，其实我现在身上的行为体现和习惯就是在村庄里长久生活烙印。比如诚实、善良，在村庄生活的人是不可能不诚实、不善良，如果坑蒙拐骗的话，在村庄就活不下去了。
经观书评：在新书中，你表达出一些来自于社会观念上的的忧虑。相对于你们这一代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在思想上越来越“乖”，也即与主流的价值观越来越契合，反而失去了大学生作为青年人所应有的那种“叛逆”和思想张力，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俞敏洪：公平、法治、民主、平等、自由，是我们这一代人终生的追求；但是对于现在这一代年轻的孩子来说，这些却是“应该”得到的，这就是他们的权利——这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认为这还不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尚需去追求的——为了后代也好、为了国家的持续繁荣也好，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去奋斗、追求这些东西；但这些孩子会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权利。
当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这么认为，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这样的教育。中国的年轻人会分成两种——一种认为“take it as it is”，他们对整个世界并不关心，不去思考这些价值到底有多重要，也不会去思考民主与法治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现在还属于个体主义者；但是有另外一种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国家不给我应得的权利，我就走了，全世界都是我的家，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经观书评：这是不是也与现代的孩子的阶层与教育背景有关系？
俞敏洪：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现在都希望把孩子送出国。一般普通老百姓，只要年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就可以把孩子送出国了。更不要说官员和商人的孩子出国。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精英阶层的孩子很多都出国了。即使他们不出国，也是在中国的名牌大学读完书，最后也出国了。也就是说本科不出去，研究生出去；高中不出去，大学出去。
现在这帮孩子有着超强的世界公民意识。但我担心这会造成中国的空心化，因为精英阶层全跑掉了，这样就很麻烦，最核心的阶层是流失的——一个国家长久地稳定和繁荣是靠中间阶层的，不是靠最底层的，也不是靠最上层的统治阶级，靠的是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越大，最后这个国家越繁荣，越稳定，越有未来。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迹象，我担心这些精英阶层的后代。因为现在像我这一代人是没事的，我觉得我要在中国奋斗一辈子。但是我们的后代未必这么想，也没法儿让他们这么想，他不像我们对故土有那么深的眷恋。
经观书评：对于现在的教育，大众与媒体有“寒门难出贵子”的批评，你认为教育应该为社会公平与分流承担责任吗？
俞敏洪：这个现象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教育和教育制度至少应该负一半的责任。当然教育制度也在改革，但是修修补补，不解决整体的问题。“寒门难出贵子”要解决的话，跟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有重大关系的。
现在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只要这些孩子们能够跟父母在一起长大，这个家庭稳定，尽管他上不了北大、清华，但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而那6千万留守儿童，不在父母身边长大，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孩子的心灵是不健全的，结果会成为中国的不稳定因素、或者是最难处理的社会问题。
经观书评：《行走的人生》中有一章是你专门谈你对教育问题的理解与建议，你一直对教育弊病有诸多反思，并且在全国“两会”也提交相关提案，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教育改革领域，哪个问题是排第一的、最急需解决？
俞敏洪：我认为最为急需解决的，是教育均衡的问题。教育普及在中国已经做到了，但是普及所带来的结果，是教育的极其不平等。比如山区的小学与北京的小学所得到的资源不一样——比如中关村的小学，一个孩子得到的资源很可能是山区几百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的总和！
对于教育问题，国家应该制定宏观的战略，比如怎么样利用互联网、怎么利用现在的远程教育、怎么提高农村老师的待遇。目前，在一个县里面，县城的老师的教学水平也比农村的老师要厉害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进城了。同样工资待遇前提之下，他肯定愿意在县城待着，中国在一个县里面，老师待遇是一样的。我曾经提出了一个粗暴的想法，凡是这个老师愿意到农村去上课的，薪酬立提30%。由于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对每一个老师的行为都是能跟踪的。
经观书评：现在民办教育越来越繁荣，家长常常觉得学校教育的内容，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反而促进了培训机构的过分繁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民办教育有机会吗？
俞敏洪：民办教育没有机会，因为民办教育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的，它只针对精英阶层和有钱阶层。新东方实际上也在破坏教育的均衡，为什么？因为凡是到新东方来学习的人，都是家庭条件已经比较好、教育机会已经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让孩子未来有更好的机会。他们不是跟贫困孩子的竞争，因为贫困孩子根本没法站到同一平台跟他们竞争。当然，我也不能把新东方关掉，因为对这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的教育可以让他们变成世界公民，这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