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监管者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维度，亦即通过以反腐防腐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提升监管者职业伦理水准，谨防“监管俘获”
与决策层敲响金融安全警钟几乎同步，金融监管正趋于严格。近来，“一行三会”密集出台政策，整治行业乱象，打击违法行为，弥补监管漏洞。“强监管”正是“防风险”的关键，监管者当为金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监管新政策令人目不暇接。央行从宏观入手，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银监会十天内发布七份文件，针对“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开展专项治理；证监会则大力惩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前4月的罚没总额高达54.72亿元，逾去年全年；保监会在原主席项俊波落马后，连发七份文件，试图从保险监管制度漏洞、保险公司治理规则、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等多方面查缺补漏。日前，继对前海人寿、恒大人寿处罚后，保监会叫停安邦人寿两款产品的销售并禁止新产品备案三个月。这些举措，均是严控风险增量的正确决定。
监管政策紧密出台，正是决策层的“一盘棋”部署。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决策层当前如此重视金融安全，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实体经济增速下行阴影难去，使过往积蓄的风险更易爆发；先行的金融改革与迟缓的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形同方枘圆凿；快速变异的金融业态与固化的金融监管体制极不协调。显然，中国的金融风险在总体可控的前提下，“炸点”却层出不穷，潜在风险更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局面令人忧虑。
正因如此，加强金融监管成为防范金融风险重中之重。近十余年来，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已不可阻挡，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股普遍增多，产品结构嵌套复杂，产品跨市场、跨账户甚至跨境交叉。2003年以来，中国确立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监管专业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却愈发无法适应混业发展的现状。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并存，单一监管部门缺乏激励去完整清晰地鉴别产品合规性与风险程度，在实践中极易出现职责职能不清、抢权与推卸并存的现象；金融市场杠杆率则通过不同市场穿梭而不断加大。
特别是始于2012年的银行同业资产泡沫，使银行通道资产向各个金融子领域里泛滥，直接体现为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提高，金融资产空转、金融资产虚增的情况也同步放大，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操作生猛、长于灰色运营的金融机构，在监管缝隙和监管姑息中，以各种违法违规方式“超常规崛起”，集聚了巨大的风险且形成负面示范，教训十分惨痛。
现实表明，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此项改革数度引来市场热切期盼，但至今未获实质进展，盖因其难度极大、牵涉利益过多。倘若一时难以选定理想监管模式，作为次优选择，应尽早明确协同监管牵头机构，避免监管真空，通过加强协调，统一规则，形成监管合力，实现穿透式监管。还应特别看到，银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对银行业的监管应是中国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按金融业务的本质对银行实施恰当的监管，才能控制好金融风险，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因此，银行业监管与货币政策当局的关系，仍是不可回避的真问题。
强调监管者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维度，亦即通过以反腐防腐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提升监管者职业伦理水准，谨防“监管俘获”。近一两年来，诸家监管机构均有高层人士落马，最近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下台，更在业内形成巨大震动。部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相互勾结、“猫鼠一家”的现象屡见不鲜，媒体早有大量揭露，业内更是传言不断。“监管俘获”后果严重，一些重要监管政策胎死腹中，一些关键政策提前透露，成为少数人的发财机会。金融监管领域反腐深入，必将提供更多反面案例，公开透明地审视这些案例并吸取教训，正是重建未来金融生态之必须。
加强监管需要定力。整治乱象有利于市场长远发展，也是民心所向，却也难免引发市场波动，损及一部分人的不当利益，招致纷纷物议。“保护投资者利益”常成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面对舆论压力，监管层需要做的，不是一味让“国家队”出手接盘，而是坚定决心，着眼制度建设，让市场真正回归公开、公平、公正。监管有形之手自然要讲求力道。“快刀斩乱麻”可谓愿望良好，然而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关联度高、风险传递速度快，一旦某个“出血点”失控，很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当前“踩刹车”，不宜急刹，而应“点刹”，力争在发展中化解问题。同时，监管部门需要亮明态度，绝不能再被裹挟而举足不前，使一些机构和个人误以为“宽松软”监管依旧，变得更加嚣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外部经济金融风险较之过往更易外溢到国内，亟需健康、繁荣、可持续的金融提供有力支撑。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既是对金融安全的要求，也是对监管改革的召唤。■
（本文为2017年5月1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9期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