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生命犹如一颗种子，被命运的小鸟衔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生长……不管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生命的原始本能不分是非善恶，只是肆意生长，用全力夺取尽可能多的阳光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料。
种子没有选择落在哪里的权利，它只有生长或者死亡的权利。回到生命的最初，当我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假设命运的飞鸟，把你带到了柬埔寨，那么又会有怎样一种可能。
寺庙里的画家
到暹粒的第三天，我和大萌租了一辆tuktuk车带我们游“小圈”的寺庙，前一天，我们已经游了“外圈”的景点：女王宫、高布斯滨(Kbal Spean)、崩密列、洞里萨湖，对于寺庙已经有些审美疲劳，看完小吴哥和通王城之后，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欲望再去看其他的寺庙，心心念念只想去看一看古树与寺庙共生的塔布隆寺。
走进塔布隆寺的大门，穿过一条宽阔的布满绿荫的泥土路，远远的就看到路边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孩。这个男孩和那些一见游客就蜂拥而至推销小商品的小摊贩不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些画中间，安安静静地画着自己的画，看到我在他的作品面前停下来，他也不上来推销，这是停下了画笔，羞涩地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我站定了，静静地欣赏起男孩的水彩画，和那些小摊贩卖的油画相比，这些水彩画简单却不失灵气，简单的色彩和线条勾勒出深远的意境。我和男孩攀谈起来……他叫Daden，今年22岁，生在柬埔寨暹粒的一个普通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从中学的时候，他就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美术。如今他在暹粒的一所大学里念商科，没有课的时候，他就到寺庙里来画画，销售他自己的画作，给家里增加收入。
Daden画笔下的人物，除了僧侣是高大的，飘逸的，其他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像极了蚂蚁。在柬埔寨，面对着贫穷的环境，人如蝼蚁一般活着，卑微、弱小，但是又有着极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每天不知疲倦地奔忙着，为的是那一口面包，对于他们来说，生命的第一要义就是怎么活下去，活下去……
我以1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Daden的一幅作品，如果不是因为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包，我一定会多买几幅做留念。
塔布隆寺的树
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看过各种各样的树，但是从来没有哪里的树像吴哥的树给我如此深的震撼。
曾经在厦门的鼓浪屿，仅仅只是一棵长在石墙上的古榕树，已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可是在暹粒的塔布隆寺我看见一棵接一棵像巨蟒一样的“蛇树”和古寺纠缠共生，让我仿佛走进了潘神的迷宫，
900年前的12世纪，加亚华尔曼七世统治真腊时为了纪念母亲修建了塔布隆寺。历经900年风吹雨打，昔日建造它的人已经作古，寺庙与神殿也已经荒废。
不知是哪年哪月，穿越历史风尘的那一只小鸟，将一颗颗卡波克树的种子衔来，也许是神殿的鬼斧神工让小鸟不禁失声尖叫，将种子不小心跌落在石窟的缝隙之中……于是继人类文明的奇迹在这里诞生之后，另一个生命的奇迹也在这里诞生了。
一颗小小的种子，居然在石墙上生根、发芽、蜿蜒、攀升，它的根尽力向下伸展到土里吸收养分，它的枝叶尽力向上生长，吸收阳光的照射。这生命，究竟用了多少年，才长成了今年的样子。
而吴哥这伟大的人类文明又是这样脆弱，几百年来，在这场生命与文明的拉锯和较量当中，树始终占了上风，文明几乎被摧毁，塔布隆寺的许多处石墙已经被挤压得坍塌成一堆堆石块。
在吴哥，还常常可以见到另外一种景象——“藤缠树”：两种生命力量的对决。中国人将这样一个意象浪漫化成情与爱的纠缠，其实浪漫的外衣包裹着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不过是不同物种之间对于生存权的争夺，有人把它称为“温柔的绞杀”。
在热带森林地区，植物群落中种类繁多，种间密度大，所以每一种植物的生存空间都被缩小了，接受阳光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植物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着一场争夺阳光和土壤养分的激烈竞争。“绞杀藤”缠绕在树干上，与被绞杀植物争夺养料和水份，绞杀者慢慢成长为既附生又自主的热带植物。若干年以后，绞杀植物的根隔断了树的水份供给，被绞杀植物就会因营养和水份不足而逐渐死去。
可是在植物战争中，也并非只有单独一方藤蔓植物取得胜利，在热带森林里，一些大树周围的许多小树和藤本植物会相继枯死。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原来那些大树根部长出了巨大的“根肿”，它生长得很快，在土壤中不断膨胀，形成一种挤压力，毁坏了邻近植物的根系，甚至将它们的根挤出地面，使其他植物失去立足之地，干枯而死。
吴哥王朝崩溃后，吴哥窟几乎被全世界所遗忘。
到了1860年，法国博物学家欧姆在密林中探索时，发现了它们，吴哥窟再次震惊了世人。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许多国家都派出文物修复专家抢救吴哥窟。然而，在塔布隆寺，专家们被这些生长在寺庙墙体上的“蛇树”给难住了：倘若清理掉树，寺庙就会倒塌，因为正是蛇树的根维系了古寺的残壁；倘若不清理这些蛇树，蛇树会继续生长继续挤压松垮的石墙，随着时间的流逝，千年古寺最终将被彻底摧毁。
想起诗人昌耀在《慈航》里的一句诗：
“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在一种植物与另一种植物之间，在生命与文明之间，也许并没有善恶与正义之分，有的只是大自然中冷酷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那么人与人之间呢？
吐斯廉屠杀博物馆的幸存者
《孤独星球》手册上说，精神脆弱的旅行者不要去参观S21监狱博物馆。
在金边，我们去了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大萌只参观了几个牢房，就被所看到的景象震惊了，不忍心继续再看下去……
这是一所由中学改建的集中营，代号S21。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里关押过的上万名犯人大多被拉到金边郊外的“杀人场”处决。从吐斯廉出来，tuktuk车司机们大都会推荐去看郊外的“杀人场”，可是吐斯廉已经耗尽了我们最后一丝对人性的好奇。
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两名摄影师发现了这座监狱，他们看到了血迹，尸体，随后在附近的住宅中发现了监狱档案，这个地方立刻被封锁。1980年，这座监狱被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以纪念在红色高棉暴政下受迫害的人。吐斯廉的意思是：“毒树的高地”。
1975年－1978年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里，为了打造“人类社会的天堂”，红色高棉共进行了9次大清洗，这个总人口700万的南亚小国的“非正常死亡”竟达300万人，100万人左右因迁徙、劳改、瘟疫、饥馑而死，另有200万人则是被屠杀的。
据统计，吐斯廉监狱关押的两万人，后来统统处决，仅7人幸存。到今天，7位幸存者如今只剩两名。87岁的崇梅，就是我在博物馆遇到的幸存者之一。三十多年之后，他已经原谅和宽恕了用刑者而不是谴责他们，在他所写的《生还者》一书的封底，他这样说：“我怎能说我会有不同的行为呢？如果我的刑罚是我自己的死亡，我是否有力量拒绝杀害？”
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里，导演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手法，就是让S21监狱的幸存者和当年的看守重回现场。那些看守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组织”，如果我们违抗组织的命令，我们就会被杀死。
这所监狱的领导康克由原本是个数学教师，喜欢在审讯记录和档案上用红笔批注，他一定迷恋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的搭档中也有几位老师，康克由直接向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宋先汇报，这位宋先也做过中学老师，后担任红色高棉司令，90年代他被波尔波特处死，罪名是“间谍”。他抓了多年的“党的敌人”，最后被当成“党的敌人”给干掉。这位波尔波特，也做过中学老师。
康克由甚至从本该消灭的10到15岁的“革命敌人的子女”中，甄别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将他们训练成自己的鹰犬和折磨犯人的恶魔！如果把任何一个普通人放在监狱这样一个情境当中，活命的前提条件是杀人，那么这个人杀起人来，会不会更为狠毒？
在红色高棉倒台以后，康克由改名换姓杜赫逃到柬泰边境。他先在一个美国救援组织工作，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他重操旧业，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老师。1999年，他皈依基督教，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1999年3月，一个英国摄影记者到三洛采访清除地雷工作，发现了消失20年的杜切，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随后被关押了10年，直到2009年2月出庭受审。
杜赫这样为自己辩护:“我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改变不了什么。所有指示来自红色高棉中央。”“我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一旦我逃离岗位，我家人的下场与Tuol Sleng其他犯人的命运一样，我反抗也帮不了谁。”
一所学校可以变成一座监狱，一个教育者可以变成一个杀人狂魔，原来善恶之间，并不存在楚河汉界，在人性的荒野里，一切皆可流动。从善到恶，情境和系统是不可忽视的背后推手，《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主持人，将这种善恶的流动性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怎样变成恶魔的》记述了那次实验的经过：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实验只持续了六日便被迫终止。
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津巴多说当“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
在印度教里，天神和阿修罗没有好坏之分，善恶是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搅拌乳海”可以算是吴哥窟出镜率最高的神话故事了，它讲述天神和阿修罗为取得长生不老的甘露，合作将巨蟒婆苏吉缠绕在作为支轴的曼陀罗山上，分别持巨蟒的头和尾，合力搅拌乳海，于是产生世界“动”的状态，所以乳海要不停地搅拌。
乳海搅动时溅起的浪花，幻化了各种生命，其中就有阿帕莎拉，神话中以美色引走阿修罗的美丽仙女，通常以手足舞蹈的少女形象出现在石雕中。她们个个丰乳肥臀、阿娜多姿，但每一尊的表情、面貌、衣着又完全不同。庄严的庙宇因为有了这群俏丽的仙女，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在善恶的接力中
生命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漂浮人生，用力生长
活下去，是每一个生命诞生之后的第一要义。越是在恶劣的环境，就越是需要强大的生命力。在柬埔寨，不论是在金边，亦或是在暹粒，都能看到挣扎在贫困边缘求生存的人们。
洞里萨湖位于暹粒的外圈景区，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每年的夏季是柬埔寨的雨季，10月份的洞里萨湖水面将达到最大，是旱季最小水面的4倍。水涨的时候水上人家会向外搬迁，水退的时候向湖内搬迁，随湖水沉浮生息。久而久之，“浮村”便形成洞里萨湖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在夕阳下山之前赶到这里，想要看水上人家的生活，也想要在湖上看日落。买了门票，换了船票，给我们开船的是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一个本该上中学的年纪，就已经开始谋生活了。他黑黑瘦瘦的，有点羞涩，但是开起船来却麻利而利索，丝毫不亚于成人。
在洞里萨湖住着数千居民，其中有60%以上是越南人的后裔，这些人或直接生活在船上，或在湖水里搭建起一座座不大的高脚屋，逐水而居。在上世纪越南陷入战乱时期，他们为了躲避战争，迁移到邻近的柬埔寨。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刚刚安定下来不长时间之后，柬埔寨也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
在柬埔寨，他们被限定在洞里萨湖上，不能靠岸，不能从事除捕鱼以外的其他工作。如今战争虽然结束，但他们却再也回不去家国。这些被他们祖国抛弃的越南人同时也没有被柬埔寨接纳，于是成为没有国籍的人。
洞里萨湖的蓝天是干净的，可是洞里萨湖的水却浑浊不堪。湖上的人们一生都生活在水上，吃喝拉撒都只能在水上解决，他们的房子飘在水上，吃水里的鱼，学校、医院、商店、市场、警察局、甚至教会统统都建在水上。 水制约了他们，又给了他们自由。生命就这样在水上世代繁衍。
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亚洲热带地区，有一种叫“水浮莲”的水上植物，它们生命力极强，喜欢生长在流速不大的浅水中，随水漂流。由于它无性繁殖速度极快，会迅速长满整个湖面，成为湖面之王。洞里萨湖人家就像水浮莲，在洞里萨湖这个水上王国里，他们是自己的君王。
在暹粒，几乎每到一个景区，都会看见一个由地雷受害者组成的残障人士乐团，旁边放着募捐的箱子。一旦有游客经过，他们就会奏起悲伤的音乐。从这古老的音乐里，彷佛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怆和伤痛。
不论是水上人家，还是在吴哥的寺庙，亦或是暹粒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乞讨的小孩，妇女，老人，乞讨在这个国度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那天在崩密列寺，我们在废墟里迷了路，远远的走来两个小姑娘，像是丛林里的两个仙子。她们拦住我，告诉我前面没有路了。我对她们说了谢谢，转头往回走。摄影师大萌抓住了这个画面，咔咔咔拍了好些张照片。让他当下相机，两个小姑娘居然用中文说：老板老板，一千一千（柬埔寨币）。我听了不禁哭笑不得，把口袋里的零钱给了她们。
在暹粒的清晨，我看见出家的和尚光着脚在晨光里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化缘，一些小商小铺的店家也许还尚未开张，可是当和尚经过的时候，都会请他留步，给予布施。
在金边的最后一天，我和大萌在酒店附近的小街小巷里闲逛，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经过一个巷子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流浪汉，我们插肩而过的刹那，他放佛恶作剧一般用他黑乎乎的手掌拍了拍我的白衬衣。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唬了一跳，赶紧快步走开了。奇怪的是，这个流浪汉似乎有精神上的疾病，不知道为什么一路跟着我们，我们左转他也左转，我们右转他也右转。
最后我们在巷口的一个卖牛肉粉的小摊前停下来。我们以为他会知趣地走开。没想到他竟然也走到了小摊前。老板娘看见流浪汉，并没有驱赶他，回头从屋里取了些零钱给了流浪汉。流浪汉接过钱，离开了。
这个卖牛肉粉的小摊，其实就开在发廊的门口。男主人做牛肉粉，女主人做头发。夫妻俩相依为命。摊子虽然很小，但是做的却是非常地道的越南牛肉粉，味道甚至和我在越南吃到的不相上下。我在猜，男主人会不会是越南人？但是，我没有去冒昧地问他们。
突然想起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妓女和童子鸡的故事，我想，如果眼前的男女就是他们，那么这也许就是战乱时代尘世男女的最好结局了吧。
在金边的最后一天，一位在赌场工作的朋友，带我走进了金边最大的赌场金界娱乐城，这里是柬埔寨最奢华的场所之一。从尘埃和泥土当中来到金碧辉煌的赌场，一时有些不太适应。赌场之外的湄公河畔，衣衫褴褛的乞丐为了一口饭钱低到尘埃里；赌场里，赌徒们在挥金如土……左手赤贫，右手奢靡……也许这才是完整的柬埔寨。
人生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一秒还在挥霍，后一秒也许就沦为大街上的乞丐了。
万事万物无不在流动当中，文明是流动的，曾经最鼎盛的国度，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繁盛与衰落在流动着；生命是流动的，生与死在流动着；财富是流动的，金钱从穷人手上流到富人手里，又从富人手上流走……
柬埔寨之行结束之后，过了好长时间都写不出一个字。我不知道如何去准确描述内心里经历的一切，那种震撼和触动是复杂的，一直到我后来在曼谷的街头遇到一个人。
那天我从所住的公寓步行穿过一个天桥，到马路对面的市场去买些吃的东西。在天桥上，我看见一个妇人坐在地上乞讨，那时天正飘着细雨，我下意识地伸手在裤袋里掏，没找到零钱，我想一会儿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再给吧。等我买好东西，再次经过天桥的时候，那个妇人还在，双手托举着一个纸杯子。我把口袋里的硬币都给了她。
这时候，我看见对面走过来一个和我差不多身高的男孩，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脸上涂着缅甸特有的“特纳卡”（一种叫做“黄香楝粉”的化妆品，用于驱蚊和防晒），一看就知道一定是缅甸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曼谷的街头，也许他是个学生，在这边求学；也许，他在这里谋生；也许，他和许多逃离缅甸的人们一样，没有身份……他在距离老妇人不远的地方站着，在背包里掏了很久，我下了天桥之后，回过头去看，他依然在背包里掏着什么，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什么，走到老妇人面前，交给她，然后转身离开了……
一刹那，我心里突然被什么击中了，这些天在东南亚行走的一个个瞬间在我的大脑里翻涌出来……我想起柬埔寨所有景点无处不在的那些孩子，每看到一个游客，都会喊着：“老板老板，十块，十块”；我想起，暹粒的老市场里，坐在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行乞的妇人；我想起，吴哥窟的寺庙里，坐在佛像边行乞的妇人；我想起，在暹粒清晨的街头，一个个化缘的僧人光着脚穿过大街小巷，几乎他们经过的每一家，都会拿出一些什么东西交给他们；我想起，我在金边遇到的那个突然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白色衬衣的流浪汉，有些恶作剧似的跟了我一路，最后我们在一家牛肉粉店坐下来，他也停下来不走了，老板娘出来给了他一些零钱，他拿了钱走开了……
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也许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行乞；可是，我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施予。
突然间，就想起了在暹粒看到的“高棉的微笑”，那么温柔，那么包容，好像从来不知道生气，即使他自己已经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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