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苏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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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神”能奈何天价药吗？
《我不是药神》似乎是一部很难被定义的电影，因为它以一个类似好莱坞英雄叙事的外壳包裹了一个相当沉重的现实故事。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戏外也得到了佐证——监制宁浩曾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之所以将这部本想亲自操刀的电影交给新人文牧野来导演，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浪漫的英雄主义情结。
如你所见，在影片的前半段，它有着与一般好莱坞商业电影相差无几的套路设置
——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不经意间摊上了某个大事儿，接受了一项难以完成的挑战，前进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朋友或帮手，并在与反派的战斗周旋中，最终取回所要之物，将受难者拯救。
可是不同点在于，本片将反派设置为现实中的话语权占有者（大型医药公司）、某种秩序权威的象征（警方），则使影片多少带上了某种反乌托邦的色彩。可以说，《药》借助了英雄叙事的外壳，却是一次对好莱坞类型片的十足解构。因为它并非将社会矛盾转移至未来与外太空，或是某个反社会者，某种邪恶的神秘力量，而是将我们的眼光拉回现实，逼迫你看清现实的残酷与无奈。
于是，在短暂的狂欢之后，《药》的叙事动力便从“程勇能不能通过卖药改变自身处境”，悄然转换为“药能不能继续卖下去，这些病人能否获救”。在插曲式的片段中，我们跟随程勇一起走进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内心世界，也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情感联结：
当思慧对着跳舞的男领班，声嘶力竭喊出一声声“脱裤子”时，我们在她闪着泪光的眼睛中看到生活曾在她心中投下怎样的阴霾；当吕受益在夕阳的辉映下凝视孩子熟睡的脸庞，说他不想死了，想当爸爸、还想当爷爷时，我们忽然间发现，这个永远弯着腰、脸上挂着讪笑的小男人，竟然也在梦想着成为孩子的大英雄。
刘牧师瘦弱、胆怯，却会在危急中第一个走上讲台，拆穿骗子的阴谋；黄毛是那么鲁莽而不通人情，像个警惕的小动物一般活着，却会在对程勇交心之后，以命报恩，万死不辞。
我们为之伤感、落泪，不仅在于白血病患者遭受的折磨是如此令人绝望，更在于悲剧正内生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本身，在于没有超级英雄能够一劳永逸地打败邪恶徒留光明，
而只有一个个渺小脆弱的普通人，被逼到绝境时所爆发出的或笨拙、或危险，却绝对富有力量的反抗。
在这反抗中，我们看到了对悲剧的否定性超越，看到了美，也看到了崇高。
因此，当坐牢的风险令程勇恐惧退缩并在散伙饭上宣布放弃时，我们会感到那么无奈、那么不舍。明明他不是神，也不是英雄，他只是做出了任何一个理性的普通人都会做出的选择。可是病人们刚刚积攒起的希望也因之而摔得粉碎。在四人窘迫的眼神中我们再次体认了那只属于病人的屈辱与无助——他们将生之希望交付他人，也注定要面对随时被抛弃的痛苦。
那又是什么，让程勇知其不可而为之，重新走上卖药救人的道路？是张长林的失信，是吕受益的死亡，是黄毛在散伙饭上早已警示过、却被程勇一再逃避的后果——他将病人推给一个惟利是图的骗子，等待他们的便只有更深重的危险与灾难。
此刻，赤裸裸的现实摆在程勇面前，他看到后视镜里的弟妹匍匐在地上嚎啕大哭，看到小吕那曾经熟悉的脸庞形容枯槁，却仍挂着云淡风轻的微笑，他听到清创时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万般愧疚，涌上心头。
当程勇再度走上印度街头时，所见之景却大变了模样。不再有斑斓的色彩，也没有鼎沸的市声，只有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和迷雾中冒着鬼气的迦梨女神。他走在遍地的伤痛与苦难中，却无法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他终于意识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是，与其说这是某种灵魂/道德的升华，
倒不如说是程勇目睹的一切激起了他心中最朴素的阶级认同。
我们都可能会生病，却不是每一个人都生得起病。用影片中的金句来说，“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穷病是没法医的，只有穷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同为孤立无援的被剥夺者，我们并无孤军奋战的可能，而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在彼此的关怀与拯救中探寻未来的微末希望。
与程勇卖药救人这条主线平行展开的，则是来自警方的搜捕行动。警方与医药公司对仿制药的追查在程勇的生意刚有起色时便悄悄展开了，因此程勇会否被抓也成了萦绕在观众心头的一大悬念。
公安局领导始终向下属强调着“法大于情，执法者理应站在法律一边”的道理。然而影片的故事呈现却让我们看到，正是法律的限制让病人买不起药，走私者却成了大家心中敬仰的药神，甚至就连毫无节操的假药贩子张长林都能在审讯室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害谁了？我救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而对象征秩序与权威的警方报以无情嘲弄。
尽管必须承认，在当下社会中，技术创新的动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但令人无法忽略的是，也正是专利制度本身助推了大型医药公司在市场中的垄断。某种程度上说，维护专利权，就是在维护大型医药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而在药商赚得盆满钵满之时，买不起药的穷人只能坐着等死。
此刻，当法律无法再保障大多数人的权益甚至仅仅是生命权时，法律的神圣性被消解掉了，阶级性暴露出来。
而始终对上司指令怀有质疑的曹警官，则承担了这样一个秩序内部的自我反省与革新的象征意义，他的执着在于他始终对病人和弱者抱有同情。最终他不惜违抗命令选择放弃追查，而时间也证明了他的正确。
正如我们在故事结尾所看到的，程勇被提前释放，正版药纳入医保。对应到现实中则是国产仿制药鼓励政策出台，电影大规模点映引发热议。
这一次，电影不再只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社会矛盾的想像性解决，而是真切地将理想照进了现实。当然，
这同时解释了为何《药》能够如此大胆地针砭时弊，无惧审查风险，
因为在影片中，元社会已然通过对旧有秩序的必要修正保住了它的合法性与权威。
诚然，作为一部商业电影，《药》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脸谱化倾向，特别是体现在对医药代表的刻画上——他看似道貌岸然实则冷酷无情，是片中唯一的大反派。或许在艺术层面，我们可以诟病这样的人物塑造不够真实丰满，但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我却将其视为一个不小的进步。要知道，我们讨论的前提是，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艺术作品能够脱离其意识形态而存在，区别只在于谁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更难以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