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大众视线再一次聚焦于行为经济学领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采用实验方法，事实上，它在众多经济学领域早已得到广泛应用，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行为学转向”的趋势。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经常采用实验方法，因此行为经济学也常与实验经济学并称，这已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第二次把奖项颁发给这个领域的学者了。前几年所表彰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也都做一些实验研究。
行为经济学在众多经济学领域都已得到广泛应用，甚至引致一些领域出现“行为学转向”的趋势。尽管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众多荣誉，尽管各类顶级经济学报上发表了大量行为经济研究，尽管每次行为经济学的国际会议参会人数都爆棚，但是国际国内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争议从未停止。最近就有一例：朱富强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上撰文批评实验研究的博弈情境常与现实环境不一致，质疑实验经济学的意义。杜宁华则在《学术月刊》上撰文反驳，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角度重述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这表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没有成为学界基本共识。
本文主要介绍行为经济学对经济研究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不拟继续讨论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因为过去的很多讨论已进入哲学范畴，很难推进。而且很多行为经济学名家如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柯林·坎麦尔（Colin Camerer）等都在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反思，推动行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而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不仅需要方法论探讨，更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些新发现可能会反过来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由于行为金融学已成为独立学科、金融学的两大分支流派之一，已有不少教科书做过介绍，本文也不再赘述。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
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
在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学重新成为经济学中的显学，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行为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希望通过制定发展政策，帮助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甚至赶超发达国家。诺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过，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因为再没有什么问题像发展问题那么重要和有趣。
但在现实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很快陷入停滞，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发展理论的失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并未像很多学者预期的那样减小，反而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很多发展理论被证伪和抛弃；第二是发展实践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还与营养、家庭、教育、健康、制度等诸多因素相联系，错综复杂。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又极大，很难一概而论；第三是贫困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即使经济学家搁置其他因素，仅仅关注收入提高，准确的数据收集和政策评估等工作也绝非易事。
最终，有一部分学者用经济增长理论取代发展经济学，把它关注的目标缩窄到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维度，终于融入了宏观经济学。而以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学者，则把发展经济学引向伦理学，试图探讨最底层的人群除了免于饥饿之外，应该获得哪些基础的福利保障，未来才有“发展”的可能。这两个方向中，前者过于宏观，后者过于微观，都很难对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指导。
就在2000年前后，发展经济学出现一丝转机，一些学者带着新工具进入这个领域，其中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贝纳吉（Abhijit Banerjee）、杜弗罗（Esther Duflo）、耶鲁的卡尔兰（Dean Karlan）等等，他们带来的新工具就是行为经济学。
过去发展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是，“外部援助是否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知道，自二战后，世界银行源源不断向非洲各国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笔天文数字。但讽刺的是，这笔援助是否真正帮助到那些非洲国家，我们对此所知甚少。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这些国际援助几乎无效，甚至常常落入独裁者之手，反而加剧了非洲的贫困。贝纳吉等人没有直接回应伊斯特利，而采用实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先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国际援助的实际效果，然后再做判断。
例如，过去有很多学者都曾建议给发展中国家捐赠电脑，让贫困村民们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了解外部世界，开拓视野，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一些负责实践的NGO很快就发现一些具体问题。非洲村里大半的村民都没见过电脑，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所以有些村子拿到电脑就转手卖了，换成现金分给大家，至少能直接改善大家的生活。有的NGO就与村子签署协议，一年后要回村子检查，如果发现村里把电脑卖了，就要实施罚款。于是，一些村子把电脑锁在仓库里，一年以后也许机器都已损坏了。这些扶贫中的操作问题极为困难，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最后一公里”难题。
贝纳吉等主张用各种行为经济学手段来评估发展政策的后果。有的人提议，NGO可以先对村里的妇女进行免费电脑培训，她们会慢慢把电脑技能带入家庭；又有人提议，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激励机制，给学会电脑的人一些补贴，促使他们主动拥抱新科技；还有人建议，在村里大家往来最频繁的社区中心安装电脑，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所有这些建议都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贝纳吉等用“随机控制实验”一项一项检查这些设定，希望最终甄别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泰勒提出的“助推”如出一辙。所谓助推，是指个人面临决策时，利用现有环境对个人轻轻一推，有效使得个人向着政府所预期的、对全社会福利有利的方向进行决策。助推并不是强制法律，也不是金钱利诱，而是在深谙个人非理性行为模式的前提下，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小花招。穷人由于经济、思维、健康等方面的局限，特别需要这种助推。
诺奖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尝试用小额贷款帮助穷人脱贫，取得了成功。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尝试研究，将小额贷款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帮助脱贫，但效果并不显著。例如有些地方，妇女对NGO说，“我绝不会借小额贷款，因为我不管借多少，回家都会被我酗酒的丈夫搜出来拿去喝酒”；另一些地方，有些人表示，“我们不知道借了小额贷款如何去赚钱。大家看到村里有一家炸鸡店赚钱，于是都借钱去开炸鸡店，最后全都倒闭了”。所以，贝纳吉等的研究表明，发展经济学家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穷人的行为模式，运用行为经济学和田野实验来检验扶贫政策的效果，最终才可能找到适用的发展政策。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应用
人的理性局限不仅表现在经济决策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决策上。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行为已成为一种常见研究方法。很多学者都曾把新工具带入该领域，如博弈论、计量方法，而最新的潮流则是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名家布伦南（Brennan, G）表示说，过去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一直以“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现在要转向以“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了。
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投票，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多年以来的核心问题。投票就是依据一定信息进行的公共选择问题。大量实践证明，总体而言，它在多数时候会得到反映公共偏好的决策，但在有些时候，投票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出乎
很多人的意料。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经过民主投票被判处死刑，政治学家就意识到了投票民主危险的这一面。
公共选择理论先驱唐斯（Anthony Downs）认识到，投票相当于提供一种公共品，因而必然存在“搭便车”现象，即相当部分人会不去投票，只等着看投票结果，即使是选举总统这样的大事也不例外。大量政治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历年的投票参与率大约都只在半数，几乎不会超过三分之二。
不同性别、年龄、种族人群的投票参与率不同，他们的政治偏好也不同，所以一定会导致投票选举结果朝着某些方向倾斜。而有经验的政治家也一定会在演讲和政治纲领中注意这些问题。例如2008年美国大选，最后有65.7%的美国女性参加了选举，而男性的参与率仅为61.5%。奥巴马的施政纲领有意识地偏向女性，从而顺利地赢得了那一次的大选。选举过程包含了大量行为经济学的技巧。很自然地，泰勒《助推》一书也成为奥巴马非常推崇的经典著作。
但布伦南和诺奖获得者布坎南（James Buchanan）也早就发现，投票行为中还包含了另一种动机，可称为“表达性投票”。它的含义是，投票者只是希望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激进态度，并不在乎投票结果是什么。对于一些缺乏表达渠道的群体而言，就有可能出于“表达性投票”的动机将它投给一些极端选项，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表达性投票”，积攒到一定数量，就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例如最近一次美国大选，立场极端、言论出格的特朗普一路杀出，最终顺利当选美国总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事先的民意调查也没能预测到这个结果。现在学界已有很多对这个事件的反思，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表达性投票”。很多底层白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极端政策，只是为了表达对现有体制环境的不满。所以候选人需要对投票者的心理和动机有更深把握，才可能制定有效竞选计划。在这些领域，行为经济学正在大展身手。
除了表达性投票之外，非理性的投票动机广泛存在。当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曾有一项著名研究指出，很多投票者选择候选人时，是把他作为自己的投射对象。整个心理过程类似于追星，而非理性斟酌，故而投票中一定存在偏见。而且这些偏见不断累积、强化，自我说服，日趋极化，最终变成信念的一部分。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公众现有的偏见。在过去，经济学家从理性假设出发的许多政策建议总是受到大众的抨击，经济学家总将其简单归于公众的无知。但公共政策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而非教育公众变得理性。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反思政策制定的过程，将公众的偏见也作为政策前提的一部分。这里也需要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