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一：关税壁垒
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会受到贸易关税的困扰。以2019年为例，中国出口至美国的电视机关税提高到11%，而从越南出口仅为4%，从墨西哥出口甚至为零。各国倾向于保护本国产业，同时希望对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优势产业国家更青睐自由贸易，而劣势产业国家则更依赖贸易保护。
从本质上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发达国家通过关税或补贴，阻碍后发国家追赶的一种策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旨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这些关税政策如同撒在车后方的钉子，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却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步伐。
面对贸易壁垒，中国企业通过全球化的“再连接”策略实现突围。
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企业通过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地设立生产基地，规避了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高成本压力。这种“曲线出口”模式虽然增加了生产链的复杂性，却有效地帮助企业维持市场竞争力。尽管美国随后采取“二次关税”策略试图压制供应链流动，中国企业仍凭借柔性生产能力，在东南亚实现产业链本地化重组。
企业选择地理空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工厂落地，还是一种全新的能力再连接。
这不仅是规避关税壁垒的应对之策，更是全球化碎片化趋势下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传统的出口模式侧重集中生产、外销为主，而“再连接”要求企业在区域内建立本地化生产网络，以贴近目标市场需求，同时规避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高关税壁垒和地缘风险。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导致企业在当地设厂时需要重新构建供应链体系，从而增加了运营难度。以印尼和泰国为例，尽管劳动力成本具有吸引力，但由于上游配套产业的匮乏，企业在这些国家的运营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后，供应链的复杂性会显著增加。工厂的地理迁移打破了原有的“超级工厂、超级外贸”模式，使得供应链体系需要在新的地理空间中重新建立多点连接。这不仅仅是零部件本地化的需求，复杂的关税规则也让供应链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市场。供应链的节点化意味着，各个环节的来源变得更加多元，企业需要在新的地理空间中调整和重组原有的价值链。
在这种情境下，代工企业、品牌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当企业进入新的市场时，原有价值链之间的连接常常会发生断裂，仿佛一场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当分子键断裂后，它们会重新组合成新的物质。每个出海企业在本地的运营过程就像一场化学反应，经历了“断键”和重组的过程。
针对供应链薄弱的挑战，中国企业通过创新“价值链空间”，构建更灵活、更具本地适应性的供应链体系。
联想在墨西哥工厂的案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19 年联想墨西哥工厂开始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当地供应商总是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供应商要么太大，无暇顾及这样的生意;要么太小，无法更新设备。幸运的是，中国公司光大同创在墨西哥已有稳定业务。他们原本主要生产发泡塑料，看到联想的困扰后，决定尝试解决纸箱问题。尽管从未涉足纸箱业务，但他们凭借中国制造体系的相通技巧，迅速建立了试验线，定制了自动化系统，并调试出合适的纸墨配方。最终，光大同创成功生产出了完美的小红点包装箱，不仅解决了联想的难题，也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灵活与创新。
大出海需要一种新的供应链世界观，将全球能力节点化，然后重新组合，在一个更加柔性的组织中，寻找新的财富机会。以供应链为龙骨，中国制造新的力量也在形成。中国工厂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视角下重新被审视。供应链能力可以与品牌进行最大胆的结合。在美国、德国，到处都是丰富的小品牌，它们往往习惯于在本地活动。用全球化包围本地化，驾驭好这些小品牌，就可以借用中国供应链的旺盛能力。
中国制造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塑造出新的全球供应链力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支柱。
与明面上的挑战相比，来自文化和法规的隐性冲突具有更大的杀伤力。欧洲有着层出不穷的法规限制，强势的工会让中国企业感到十分棘手。在东南亚，常有海关税务的稽查官司。每个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看似无穷无尽的经营陷阱，给初次出海 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即使是多年跟海外打交道的企业，当将 工厂建设到不同的国家时，也会面临高度的不适应。
文化与法规是认知空间的两大关键支柱。文化是约定俗成的行事准则，而法规则是约束企业的刚性边界。每一个企业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政策和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许多细节是不可触碰的，它们隐藏在人们的行为背后。仅仅是管理模式，不同的国家就会巨大的差异。
针对文化差异，中国企业通过构建“认知空间”，推动文化融合，强化本地化管理。
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州的投资项目初期，企业面临严格的劳动法规和强势工会的挑战，部分德国员工对“996”工作文化表示不满，德国社会对中国企业也持保留态度。这种敌意部分来源于媒体和舆论环境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宁德时代通过建立开放沟通机制，积极回应员工关切，并融入当地社区。他们举办社区开放日，邀请居民参观工厂，了解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绿色生产理念。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文化冲突，并逐步赢得了当地的信任。
如何将中国思维与全球思维融合，值得每一个出海企业仔细思考。
中国企业大多是典型的效率驱动导向。然而，高效率驱动往往导致公平的失衡。曾经，中国为印度电厂提供的发电装备，考虑到现场安装效率低下，采用了“空降”的方式。中国企业将所有装备的安装工作都在国内完成，最后只到当地进行密集施工。这种“效率至上”的方式，也带来一种“吃干榨尽”的效果。“独享盛宴”的模式，容易将当地关联企业挡在利益链条之外，从而带来商业本身之外的巨大反弹。税务、海关的稽查风险大幅度增加，而在这样压力陡增的情况下又缺乏本地盟友的支持，其处境可见一斑。高效驱动、吃干榨尽，都会影响当地就业的公平。
如果中国企业一味抱着“效率优先”的理念在全球发展，那就会在很多地方碰到认知障碍墙。
成功的文化融合需要从个体到体系全面推进。一方面，企业需要在本地培养核心人才，通过管理方式的调整适应当地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组织架构上建立灵活的机制，使得总部与海外分支机构的沟通更加顺畅。
结语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再度升温，关税与贸易壁垒的风暴可能再次袭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并不是单纯通过对国外产品加征关税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双反”还是贸易征税，都无法真正改变美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关税政策无法让美国产业恢复竞争力，也无法缩小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关税政策更像是对本国产业的一种交代，体现了政治考量而非经济逻辑。这种策略虽然可以暂时减缓中国的竞争步伐，但并不会直接提升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贸易上的“博弈”，它打破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造成了全球工业化空间的再分层。关税工具并不能让美国制造能力更强大，也未必能削弱中国制造的优势。
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成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路径。面对全球化碎片化的趋势，中国企业需要灵活应对，不仅要突破关税壁垒，还要在供应链、文化和管理等方面实现创新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