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文章原载于17年《国资报告》第4期。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国企改革之路。
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财产混合所有”的概念，这可以认为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雏形。此后的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皆提出了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以下简称22号文），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途径进行了具体阐述；《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了具体规范。
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有企业需要深化改革已经是共识，怎么改？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那么混合所有制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什么呢？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作为物质基础方面的问题，二是作为政治基础方面的问题。
从物质基础方面看，混合所有制可促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1.国有企业存在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803.2亿元，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51.1亿元，占比17.1%。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上榜企业共计110家，其中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50家，占比45%。
然而，22号文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市场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到物质基础的牢固性。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市场化不够，体制机制存在障碍。
那么什么是市场呢？市场是一种机制，买卖双方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数量和价格的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这种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什么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呢？就是市场决定国有企业各类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不是其他什么方式。什么是市场主体地位呢？简单说就是在法治市场环境里，企业从盈利目的出发，自己决定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自己享受成功的喜悦，也承担失误的苦果，也就是实现“五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于是，企业自然跟着市场的指挥棒走，眼睛随时盯着市场，心里随时想着客户。这是企业主体的鲜明特征。
自主权之一是选择谁来干，也就是决定领导者是谁？这种选择是有一整套市场逻辑和标准的。而领导者只要心系市场、情系客户，专心打理企业，一般结果不会太让人失望。即使有问题，也是虽败犹荣。这正是改革的重点，能否选好企业家、能否解放企业家是改革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也是检验两个一以贯之是否很好结合的风向标。
所以，如何选好、用好企业家成为国企改革的“硬骨头”，企业家又如何用人，也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因此，22号文中，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也是很自然的。
国有企业说得最多的还是体制机制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活力不足，也就是市场化不充分。解决体制问题本质上是理顺关系的问题，让关系变得符合逻辑，让关系更简单。就是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相互掣肘问题。比如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是体制上的变化；职业经理人制度，实际上是解决体制问题，因为职业经理人关系简单，只需为业绩负责。解决机制问题本质上则是聚焦动力问题，产生“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效果，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方法有“三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
2.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机制问题。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公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在产权层面的混合，这为后续体制机制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奠定了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混合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一整套的体制机制设计。这一套体制机制设计包括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核心是落实董事会职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完善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实施管理层激励和员工持股等。这一系列从产权混合到体制机制设计的改革，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从政治基础方面看，要协调好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混合制经济的关系。
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作用被弱化、淡化、虚化和边缘化，不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这些都直接影响政治基础。企业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等现象也都间接影响到政治基础的牢固性。
22号文明确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提是同步考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根据不同类型混合所有制企业特点，科学确定党组织的设置方式、职责定位、管理模式。在54号文中，“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一章，清晰地描述了各方关系。不过，实践仍然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只有“开始混得起来，之后混得下去”才能表明处理好了两者关系，如果守住了所谓原则，没有合作者，只能算个失败者。对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应区别对待，有所不同。
非公资本的长处在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发挥突出，在于毫不掩饰资本的逐利性，在于不遗余力地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这是国有资本追逐实现多重目标的情况下无法比拟的，也正是国有资本“短”之所在。原因是国有资本管理是一种委托代理制，且代理链条太长，代理者与资本所有者距离太远。
混合所有制不是一个学术定义，而是一种改革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分析大量的企业数据后得出一个结论：从销售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方面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
混合所有制不是“一混就灵”，不能和企业经营成功直接划等号。混合所有制只是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好像混血儿有良好的基因，但不等于能自然成才。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要取得成功，还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企业家精神和因企制宜的制度设计。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需要了解企业家精神，而方案的执行者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国有企业不乏企业家的胚子和企业家潜质的人。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脸谱：需要具备忠诚意识、战略思维、创新精神和诚信、正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行，要能容人、善用人，能够按市场规律办事，愿意摒弃官本位的思想，敢于冲破行政化的藩篱。能够正确看待非公资本的合作方，既熟悉国有企业的运作方式，又敢于吸纳非公企业管理的优点，做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企业运行需要一整套的完备制度，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更加重要。制度设计要符合权责利对等原则，坚决避免有责无权或有权无责的错位、错配；要符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原则，要避免赏罚不分明，赏罚不及时，“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无以化天下”；要符合长远利益与当前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避免急功近利，损害未来发展，也要避免罔顾现实，好高骛远。
落实董事会职权、职业经理人制度、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可以在混合制企业中加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做“多选题”，而不是“单选题”，应因企制宜，既可以综合施策，也可以抓住主要矛盾，选最适合的改革举措加以实施。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新一轮的“国退民进”，这在认识上需要澄清。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兼并收购、出资新设等方式形成的混合制企业，在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等环节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在操作过程中要有人负责、有人监督。
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样要加强党组织建设，从而更好的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需要在混合制企业建立之初，就要与合作方开门见山提出党建要求，取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后，明确写入公司章程，这是同步谋划。混合制企业成立之时，党的组织也应相应成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要同时配备。根据股权比例和协商结果，努力实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要服务于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保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落实，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合作方可能对混合制企业员工作全面评估，会要求人岗匹配，这有可能引起员工的流动。对国有不控股的混合制企业可能还存在员工身份变更问题，母企业要尽量予以妥善安置。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国有企业自身无法决定企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又要改革而不能等待，那么怎么办呢？尤其是对中国核建来说，我们更没有等待和观望的资本。在中央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导下，中国核建党组吃透改革精神，抓住改革时机，决定采取混合制改革，不遗余力推进改革，从而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使企业发展更加符合市场规律、价值规律，为“十三五”赶超创造条件。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敢闯敢试，像当年的深圳改革一样，杀出一条血路。
中核建副总祖斌：国企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怎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