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氏叔侄案到《无罪》：当代冤案如何走进中国电影

▲在狱中，张云平（原型张高平）服法但拒不认罪，始终没有放弃申诉的任何一丝希望。（电影《无罪》剧照/图）

一个四面封闭的小房间，米色的墙壁，米色的天花板。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仰着脸、微闭着双眼站在刺眼的大灯下，双手反铐在背后的座椅上，白衬衫扣子全部解开。

这是一张电影剧照，灯光下的剧中角色叫“张军”，他和叔叔“张云平”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在一段将近十二分钟的片花里，身穿红色跨栏背心的张云平拼命嘶吼，虽然镜头只是一闪而过，但他的左眼布满鲜红的血丝。

2016年9月22日，由浙江张氏叔侄案改编的电影《无罪》，在新疆五家渠市五家渠文化中心首映。六百多名来自公检法司机关的观众坐满全场，影片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

张云平、张军的原型是张高平、张辉叔侄。2003年5月，二人因涉嫌强奸并致人死亡，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事拘留。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1年12月8日、2013年3月28日、2013年5月16日，《南方周末》三次报道张氏叔侄案，这是后两次的部分版面。剧本创作前，导演和编剧曾与时任本报法治记者刘长聊了个把小时。（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张氏叔侄在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张飚、北京律师朱明勇、《东方早报》原记者鲍志恒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十年申诉，终得平反。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撤销原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无罪》的剧本一稿出炉时，还叫《检察官》。那是2014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安润被张飚的事迹感动，惊讶于铁案平反，在报告文学和广播剧的基础上，他扩展、润色出三万多字的电影剧本。

王安润带着剧本初稿找到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董玲。此前，董玲导演的主旋律影片《杨善洲》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看完剧本，董玲有些犹豫，敏感的冤案题材能不能做，能做到什么程度？“说多了可能过不去，说少了又像隔靴搔痒。”但董玲也对这种颇具挑战性的题材感兴趣，考虑一下，接了。

2015年初春，主创团队在新疆石河子、北京、安徽歙县、上海、杭州等地分别走访了检察官张飚、申诉代理律师朱明勇、张氏叔侄等人物原型。董玲和律师朱明勇聊了足足两天。王安润说，“正义的天平上站着一群人”。

重新梳理后，电影的脉络变了，线索从检察官一条拓展为检察官、律师、记者三条，片名也成了《无罪辩护》，最后定名《无罪》。主创团队并不满足于重现翻案过程，“我们想往深层次挖一挖”。

为了体现反思，电影试图展现主人公们深深的无力感，现实中的讽刺与无奈一幕幕呈现出来。张云平寄出满满一麻袋的申诉信，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张云发（剧中张云平的哥哥，原型为张高发） 到浙江高院申诉七年，法院却没有留下任何电子记录；张红旗（原型张飚） 退休前最后一次找张云平谈话，张云平在铁窗内望着张红旗远去的背影，眼中满是绝望……

“这个案子的（悲剧） 色彩，就在于大家这么多年历经挫折，但仍然在坚持。”鲍志恒说。2011年11月21日，鲍志恒关于本案的两篇报道《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和《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同时在《东方早报》刊发，直接点出另一嫌疑人勾海峰作案的可能性。第二天，浙江省公安厅就将受害人指甲缝中残留的皮屑与勾海峰进行了DNA比对，结果匹配。近一年半后，张氏叔侄案沉冤得雪。

剧本里，鲍恒（原型鲍志恒） 的最后一场戏是与朱智勇在东江机场黯然分手。稿子发了，舆论的焦点有了，案子依然没有变化。

鲍志恒特别害怕看到那样一部电影：好像检察官、律师一跳出来，整个事件的走向就变了，案子就翻了。“这个案子里有二十多个巧合，少一个都翻不过来，至少不会这么快翻过来。”把人的努力放进这些巧合里，他觉得特别悲哀。

董玲也意识到了这些巧合，意识到某种“人算不如天算”。她甚至一度想将片名改为《苍天有眼》。

“冤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如果冤案只是一个误会或者谁都没有错，拍这个片子有什么意义？冤案肯定是人为的，不是人为的我就不拍了。”董玲说。

“电影里的角色和真人挺像的，性格、形象都像。”朱明勇第一次看剧照，一眼就分辨出了张云平、张军、张云发，不用说，足够神似。

因为与张飚长得像，制片方钦点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王洛勇演绎男一号张红旗。张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段时间，王洛勇天天和他在一起，揣摩他的语言、神态，模仿他说话的速度、走路的姿势。男二号朱智勇（原型朱明勇） 由著名演员尤勇扮演，虽然二人长得不像，但制片方看中的是尤勇的票房号召力。

选角时，有一个角色让导演犯了难：李海兰。李海兰的原型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女神探”聂海芬。13年前，聂在没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对惊魂未定的张辉、张高平进行“突审”，成功获得嫌疑人的认罪口供。2006年，她成为电视“浙江神探”系列报道的主角之一，讲述了“5·19强奸杀人案”——也就是张氏叔侄案的侦破过程。

“找了好几个演员，让谁演，谁都不演。”没办法，导演董玲只能亲自上阵。李海兰的戏不多，一场是对张云平、张军的审讯，要在三个月内限期破案；一场是捧着荣誉证书，接受采访。后一场戏里，李海兰的台词全是节目里的原词，一字不差。就连“无懈可击”“铁案”的评价，也是从电视里照搬而来。

为了做到法律上的真实严谨，剧组向张氏叔侄案的一审、二审律师王亦文借走了全部卷宗，“一大手提袋满满的”，反复研读。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场景更不能胡乱设计。董玲曾向熟识的内部人员取经，专门了解公安机关的审讯过程。椅子怎么用、手铐怎么铐、用什么办法收拾人，都有讲究。拍摄时，剧组尽量按照实际情况还原，就连一位从公安机关调到检察院的领导也认为这挺真实。“所以几场戏下来，大家都感觉比较刺激。”

剧组还请来专业人士在片场实时监督。拍检察院的戏，机器旁边就站着检察官；拍监狱的戏，导演身后就跟着狱警。或许因为每个人在专业上的严苛程度不同，全片拍完后，法律上大错不多，小错难免。

有一场戏，是再审后法官当庭宣布张云平、张军无罪。但有人指出，现实中的冤案平反不是在法庭里，而是法官带着裁判文书到当事人家里宣读。就这样，这组镜头被删了，董玲追求的庄严感、仪式感没了。

“法庭上，律师不能站着说话。”“检察官不能戴着检徽进菜市场。”“检察院的人出去吃饭、喝酒，怎么能穿检服呢？”内部审片时，来自公检法司各部门的领导提出了诸多意见，只要在法律上稍有谬误，一律剪掉。细到什么程度？同一个场景里，不同的检察官有人佩戴大检徽、有人佩戴小检徽，也要剪掉。

“可还是有专业错误啊。”朱明勇说，字幕里，“律师执业证”打成了“律师职业证”；影片结尾时出现的法条，从条目到内容全不对。

“这是审片时专业人士写好给我的，我按照这个打上去的。”董玲不理解，其他情节审得那么细，法条这么重要的问题专业人士还能出错？尽管电影已经套上广电的“龙标”，她还是希望能把类似的硬伤改过来。

▲驻监检察官张红旗（右，原型张飚）发现案件存在伪证，他的主动介入，成为推动张氏叔侄案平反的关键。（电影《无罪》剧照/图）

内部审片前，董玲把剪好的第一版成片私下拿给广电的朋友“试水”，反应不错，“能过”。她也对自己的尺度把握颇有信心，“那《烈日灼心》都拍成啥样了，不是也过了吗？”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动，或者稍微加一点东西，肯定能在戛纳之类的电影节上获大奖。”虽然没有看过那一版，但朱明勇断言那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它真实、完整地展现了一起冤案的制造、平反过程，且不论艺术手法如何，它（能拍成电影） 在法治进程中的意义已足够重大。

董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场景中，警察把方便面调料包撒进水里，用矿泉水瓶喂着两个嫌疑人喝。审片时，有人一看就让把“灌辣椒水”的场面剪掉。“可这不是辣椒水啊，这是能量，不给他们喝他们就死了。”“那也不行。”

由于不能出现犯罪嫌疑人在监舍里被打的镜头，曾经威逼诱引张氏叔侄作出有罪供述的关键人物、同监犯袁连芳（片中化名袁芬芳） 根本没有露面，只有一个名字、一张照片，在张军等人的叙述中隐约浮现。

在张氏叔侄案的再审判决书中，浙江高院认定，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

记者鲍恒（原型鲍志恒） 的线索也全砍了。按照剧本，鲍恒远赴河南、浙江、新疆等地调查，写出两篇重磅新闻，发稿前，还与报社领导就风险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为了拍出舆论场里风口浪尖的效果，剧组特意找了一家印刷厂，两个整版刊发了张氏叔侄案的报纸付印、下线，先后被送到张红旗、张云平、张云发的手中。

演员尤勇没去参加首映。他扮演的律师朱智勇的戏份大量减少。走投无路时，朱智勇要求异地重审案件，这个戏码没能在电影中出现。

在五家渠文化中心，人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尾：叔侄俩重新买来大货车，又做上了长途运输的营生。他们初心不改，照样在漫长的路途中免费搭载乘车人。曾经有人提出，让叔侄俩唱个歌吧，高兴。董玲断然拒绝：十年冤狱回来还有心思唱歌？

初版中的结尾本来有一首歌。那是一个持续数分钟的长镜头，在一片黯淡的星空下，叔侄俩蹲坐在老房子门前静静抽烟，谁也没有出声。隔了半晌，张云平才说出一句，“过两天，咱去给你奶奶立个碑。”又是一阵沉默。而后，张云平不自觉地唱起一首在监狱里学会的歌，他淡淡地哼着，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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