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君 | 权位的象征：开学典礼的社会逻辑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彦门在路上”

开学典礼是每个学校每个学期开学伊始都要举行的活动。顾名思义，“开学”即一学期教学的开始。问题是“开始学习什么？”语、数、外、理、化、生等各门课程自是要学习的，但不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这里要考察的是开学典礼的“社会蕴涵”。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只是一种形式！”，“每学期都这么做！”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特纳思想，“仪式”（ritual）一词更适用于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宗教行为，而“典礼”（ceremony）一词则同与社会地位有关的宗教行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仪式是转变性的，典礼则是确认性的。[1]那么，作为学校每学期的开幕曲，开学典礼传达、确认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观念及价值坐标呢？

细致观察一个开学典礼，不难发现它有一个明显的结构，这一结构可用“交叉的二分对立”（binary oppositions）[2]来排列（如表1所示）。在开学典礼中，表1中所列二元对立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充满了区隔的意味，它是社会逻辑在学校中的延伸，或者说是学校在预演着社会的逻辑。这个结构包含四套体系。

表1  开学典礼中的交叉二分对立

第一套体系是纵向的，区隔的是学生/非学生，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比如，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而言，开学典礼预示着“我上学了”，“我已由一名儿童（孩子、宝宝）变成了一名学生”；对于中学生/大学生来讲，开学典礼则象征着“我已不是小学生/中学生了”，“我应当像个中学生/大学生的样子”。总之，“‘成为你所是的人’，这是所有制度行动的施事性巫术背后隐藏着的一条规则”[3]。这种纵向体系，通过强调时间的过渡（例如从“孩子”、“宝宝”到“小学生”、“中学生”以至“大学生”），掩盖了典礼仪式的一个基本影响，即“区分开那些受礼者与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会经历此仪式的人（而不是那些还未受礼的人），也即在那些这一仪式适用的人与其不适用的人之间，建立了永远的区别”[3]。譬如，那些无缘学校或无缘某类（级）学校的人，便被永远排除在了由入围者们参加的各种开学典礼之外。

第二套体系是横向的，表达的是男女有别、新生老生、身材高低、依次递进的二元结构。开学典礼时（往往在操场上或礼堂），往往按照年级、班级、男女、身高等编码站队（落座），呈现出“后浪推前浪”、“新生变老生”、“学弟变学长”的新老更替、依次递进的变动态势。

第三套体系是垂直的，彰显的是官民、尊卑以及长幼、（资格）高低等二元排位。其中，学生代表指的在典礼时（往往有颁奖之类的活动）发言的代表（其他代表亦同）。左/右之所以列入垂直对立，是因为主席右边为大，“无出其右者”即为此意。校服（学生）/自由服（领导、教师）之所以列入垂直对立，是因为校服是符号，“它们也起约束作用”[4]，其重要功能是使学生“齐一化”、“群众化”、“匿名化”、“背景化”，这是站在观察者而非穿戴者的立场而奉行的是一种“铲平主义”；而“铲平是为了特殊化”[5]，以学生之“背景化”彰显身着自由服的上级（领导、教师）的威严与鲜明。之所以强调是“二元”对立，是因为不同角色往往特别注重与自己邻近（上或下）的角色比较和“较真”，如副书记甘愿坐在书记下座，但对于副校长则要力争上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嫉妒那些在时间、空间、年龄或声望方面接近我们的人，……不会嫉妒那些在我们或他人看来，远低于或高于我们的人”[6]。

第四套体系是内外对立，实为第三套体系的变式，惟表明的是被邀请参加典礼的（校外）上级领导与学校领导以及师生的对比而已。

开学典礼中的交叉二元对立结构，鲜明地标示了尊卑、高低、长幼、主次、大小等权位意识及其实践排列。而这些，其实也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譬如，传统儒家认为，每个群体内都有长幼亲疏贵贱上下之别，不平等是普遍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荣辱篇》）。因此，儒家将人分成具有二元对应性质的类：“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中庸·治国》），是谓天下五项大道（五伦）；并规约了每一类的应尽之道（义）：所谓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顺；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止于至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是谓十义”（《礼运》）。《乐记》亦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又及《荀子·君子篇》：“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而《礼记》里面讲的十伦（鬼神、君辰、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则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而且，这些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诚如《礼记大传》所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对于国人这种等贵贱的思想，鲁迅曾剖析得入木三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欺凌，但也可以欺凌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或虽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工，工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大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了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7]

这种等贵贱、别亲疏、重（宗法）结构的思想，甚至还体现在中国的语言上。仅家族的称谓，就数目繁多且层次明晰。如在英文里仅以uncle/aunt了事的称谓，在中国则必分作叔婶、舅父母、姨父母、堂父母、表伯父母、堂伯叔父母、族叔婶、族伯父母等种类；又如兄弟姊妹、堂兄妹、表兄妹、表姊妹等称谓，在英文里也仅以brother, sister, cousin了事；而一个you字，就可区分出你、您、尔、汝等不同形式；再如甥、侄等字，也不像nephew那么简单；就令兄弟之间，亦有嫡（妻所生）庶（妾所生）之分、长幼之别，故在宗法上的权利皆不相同。有学者就此判言，这种“公民名词少，族属名词多”的称谓语言，对于中国整个文化很有象征意味，“中国这样的家族社会绵延到很久很久，走不到公民社会”[8]。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即使行将离开人间，竟或到了阴朝地府也还要保留，不谓不深重。譬若庶人死即为“死”，诸侯死却曰“薨”，天子死则尊为“崩”了，真乃“生”得伟大，“死”得亦光荣！对于家族成员“死”的称呼与祭祀的名称，亦要赫然区分，见表2、表3。

表2  人品及其死时的名称

表3  家族成员生、死、祭的名称

在这些复杂的称谓背后，蕴涵着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对待亲属和社会关系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男女有别，二是长幼有序。[9]这种（传统）社会的逻辑延续至今，并在开学典礼上一仍诉说。尽管现在施行的是新式学校教育，却在内心深处或无意识中遵循着传统社会的逻辑，演练的仍旧是社会上那一套官本位的模式。这就难怪有教授对某重点大学的开学典礼大声激呼和责问：“这样的大学是什么？”，“‘处级’贵过教授？”，“横看竖看，都是衙门”：[10]

某日，某部属重点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在该校大礼堂隆重举行。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高考胜将鱼贯而入，齐把目光投向主席台那密密麻麻的一片。经大会主持人一一介绍，方知第一排坐的都是校级领导，从书记到校长到各副书记、副校长，还有纪检书记，以校长、书记为中心，从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一个也不能少。第二排是各学院的院长，也都如数看齐，最后一排是各学院的教授代表，据说他们还是由校办点将的资深教授。“校领导席”、“院长席”和“教授席”，秩序井然。……我丝毫不怀疑这样的排列并非“独此一家”，不必少见多怪。况且，如果改用别的方案去排，那不是很费劲也很为难吗？……你把第三排与第一排对换吧，那既无法显示校领导的重要性，也容易让某些领导提出质疑：“我们也是教授”（这也是实话，他们个个都是有教授职称的）；你把第三排调到第二排吧，院长们也可以反驳说：“我们也是教授”，而且把教授们夹在校长与院长之间，主席台的“层次感”就会遭到破坏，教授们也未必能感到自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开放”、要“接轨”吗？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投向那些教育发达国家，在那些国家的学府里，他们会制造那么庞大的主席台，还把教授列入末座吗？他们敢吗？借助于开宗明义的开学典礼与三个等级的递减式排列，把官本位的家底毫无遮饰地裸露无遗，将会给那些兴致勃勃走进学术殿堂的入门者带来什么潜意识的影响？教授、学府、学术的尊严何在？……从现实而言，目前的大学就是一个享有固定行政级别的衙门。

笔者长篇征引上文，并非出于其作者的义愤之情，而是想对之进行社会学的解读。首先，纵然这位教授很气愤，即便他确知“目前的大学就是一个享有固定行政级别的衙门”；但他仍未真正跳出社会逻辑的“钳制”，譬如他提笔就使用了“部署重点大学”的字样，并纳闷“如果把教授们夹在校长与院长之间，主席台的‘层次感’就会遭到破坏，教授们也未必能感到自在”。这说明社会逻辑支配学校程度之强、影响程度之深已到了“很自然”的地步，到了“跳”而不“出”的境地。随手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事例，譬如：“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著名化学家、博士生导师陈骏教授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副部级）”，“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任命易红教授担任东南大学校长（副部级）”[11]；“（2006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赴杭州宣读任免通知：……杨卫接任浙大校长（副部长级）”。凡此种种，与钦差奉旨“封××为××，从四品”的古法何其神似！难怪有评论说，“在公立大学中，从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12]。

其次，确如该教授所言，教育发达国家至少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操演大学衙门化的举动，这在“政府官员进高校”以及“招收名人或授予名人学位”方面就可见一斑。在发达国家，虽不乏政府官员进高校或参加学校庆典的现象，但操作的逻辑和标准与中国迥异。譬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原美国财政部长，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离任后也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教授。但国外聘请政府官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不重要，如克林顿就落选哈佛大学校长，而比他职位低的萨默斯却得以当选。又如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校庆时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参加，里根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授予自己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牛气冲天的哈佛大学断然拒绝了权势熏天的总统的并不过分的要求。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严肃指出：学术标准绝对不能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妥协，他们宁愿总统缺席大会，也不愿开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但“与哈佛大学强硬的姿态相比，中国名校的骨头却是软弱的”，它们既“卑躬屈膝”、斯文扫地地向有名、有权或有钱的“明星”敞开大门以让他们如同京剧中的“票友”那样参与“玩票”[13]；（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把“高官执教鞭、官员兼教授”变成了值得夸耀的大喜事，而且，与国外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聘请官员做领导或教授，只需“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就行了，至于官员教授是否授课，那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他们有名声，能发挥“优势”。[14]

再次，为什么把教授排列第一或第二排也作难？因为他们会说“我们也是教授”。但关键不在于“我们也是教授”，而在于“我们还是、或者我们首先是校长、是院长”。“校/院长+教授”所以令一般的“寡”教授（尽管“资深”）“自惭形秽”或“感到不自在”，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客观上不排除校长、院长在学术水准上确实不劣于甚至往往还优于教授，其资力、资历、资本确实强于、深于、大于教授；此时的“自惭形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二是主观上也是致命的，乃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即以行政级别（如校/院长）为“尊贵的头衔”，来凌驾学术职称（如教授）；此时的“感到不自在”就有些扭曲变态而难以令人服膺了，这极类拿公鸡与母鸡比下蛋，原本就不是同一逻辑下的东西，偏偏就这样失范地扭结在一起。惟其失范，世人才往往欲“学而优则仕”，学人名片及作者简介才每每要“官衔第一、职称第二”——即令有不屑于此者，亦不得不循此道。说到底，此乃社会逻辑在学校教育中的持续性延演。

自孔丘“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之“读书做官思想的最早表述”[15]始，“中国人凡受教育者，做官的思想非常发达，自己是那样的希望，社会是那样的期许，直到现在，此风不破”，加以“士与仕之连带为用、不可分离的教育系统，则无怪乎做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8]。两千年前，在“开学典礼”上就须习唱小雅上的三首诗歌，以学习学做官的初步，所谓“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礼记·学记》）。如今的情状形异实同。而且，上述引文中该教授的义愤及困惑恐怕还不止于现有的烦恼，倘若适逢某日校庆，驾临一批上级官员，恐怕教授们连第三排的座位也得腾出了。这并非耸听之危言，时下“官本位”意识沉渣泛起，已经延长到诸如校庆、院庆乃至各式各样的“庆”上。而“这‘庆’那‘庆’的，说白了，不是借个名目“官庆”，就是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截。如此而已”[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