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宝山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以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得到清廷重用，官任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可以作为他政治家、军事家身份的注脚。编纂《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等实践，则是其文学家身份的表现。身处《红楼梦》传播发展期的曾国藩，也与《红楼梦》有着不解之缘。
曾氏与《红楼梦》的故事，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督署亦有私盐”的记载。比如，赤飞的《红学补白》中，即有一则“曾国藩军次中读《红楼梦》”：“曾国藩曾在军次中读《红楼梦》，其幕僚赵烈文笑其藏私盐。”（赤飞《红学补白》，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又如，汤余的《曾国藩传》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当时，世人罕能读《红楼梦》者，而曾国藩都督两江时，疯狂痴迷此书。因有人见到曾府中有此小说，被人揭发，称‘总督衙门里藏有私盐’。”（汤余《曾国藩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一粟编著的《红楼梦资料汇编》中收录了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而这一本资料汇编，是红学研究的基本书目，研究《红楼梦》者是极易读到的。赵烈文的原文，比起上引两种著作的转述，精彩得多，谨抄录如下：
至涤师内室谭，见示初印本《五礼通考》，笔画如写，甚可爱。又示进呈之《御批通鉴》刊本，大几半桌，亦向所未见。又以余昨言王大经禁淫书之可笑，指示书堆中夹有坊本《红楼梦》。余大笑云：“督署亦有私盐耶？”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三日，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8页）
这个故事在朱尚文编的《清赵惠甫先生烈文年谱》（台湾商务书馆1980年版）一书第59页也有记载，除了几处字词上的差异外，内容完全相同。涤师，即是赵烈文对曾国藩的尊称：一来因为曾国藩号涤生，二来则由于赵烈文此时是曾国藩的幕僚，称幕主为师是一种相沿已久的习俗。赵烈文的这段记载粗略翻译过来便是：
我到了曾国藩的内室与之交谈，他给我看了《五礼通考》的最早刊本，笔画如手写一般，非常可爱。又拿出将进程给皇上的《御批通鉴》刊本给我看，这套书几乎有半张桌子那么大，也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又因为我昨天说过王大经禁淫书的行为十分可笑，曾国藩便指了指夹在书堆中的坊本《红楼梦》。于是我大笑说：“堂堂两江总督衙门，也藏有私盐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曾长期实行严格盐法，食盐只许官营不许私营，所以私盐是不为政府所容的——赵烈文私盐的比喻，即是说《红楼梦》乃违禁之书。比如，在赵烈文于曾国藩处看到《红楼梦》的一年后，刚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就以政府的名义禁毁包括《红楼梦》、各类《红楼梦》续书在内的“淫词小说”（《江苏省例》，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第379页）。而在丁日昌颁布禁书条例之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是丁日昌的顶头上司。下属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而长官却在一堆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书中，夹杂着一套违禁的《红楼梦》，难怪赵烈文说了“督署亦有私盐耶”的玩笑话。
是的，赵烈文只是在跟自己的幕主开玩笑而已，并非像汤余《曾国藩传》中说的那样，曾国藩“被人揭发”——其实是曾国藩主动指给赵烈文看的，何来揭发之说？该传的作者，不知从哪里辗转稗贩到这么一个故事，未经核实便写入书中，以致错误。而明确提到文献出处的《清代红学史》一书，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将赵烈文说的那句“王大经禁淫书之可笑”，张冠李戴到曾国藩的头上：“曾国藩则明确表示‘禁淫书之可笑’。”（盛世闲人《清代红学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只要读一下赵烈文的原文，我们就可以发现《清代红学史》一书作者，在理解文献时是如何囫囵吞枣的，连句子的主语是谁都没认真辨析。从一个故事的流变中，能同时看到辗转稗贩、囫囵吞枣两种不良学风，也真是有趣至极。
其实，除了《红楼梦资料汇编》中收录的这一则材料外，在《曾国藩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曾国藩自己记载的读《红楼梦》的历程。
其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写希庵信一件。接江西总局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三国合约条款，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中饭后，又与尚斋围棋一局。与树堂鬯谈最久。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以资排遣。余亦阅之。下半日闻贼匪破大红岭下之湘源地方，心为悬悬。夜复江军门信一件。亥正闻湘源之贼已退，为之少慰。”（《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其同治五年（1866）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旋看《红楼梦》三卷，写纪泽儿信一封，阅《内则》十二页。中饭后又阅小说十余页，阅本日文件，围棋二局，核批札稿。天气郁热殊甚。酉刻与幕友久谈。傍夕小睡。夜核信稿数件，二更后温《古文·序跋类》，三点睡。”（《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三卷，第258页）
次日（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红楼梦》二卷，阅《玉藻》十六页，围棋二局。中饭后至幕府久谈。见客，坐见者一次，立见者二次。阅本日文件，又围棋二局，杂记朴目约五百余字，核批札信稿。傍夕小睡。夜又核批稿，毕。二更后温《古文·奏议类》，朗诵十余篇。三点睡。是日天阴而郁热殊甚，夜间大雨如注，竟夕不停，直至次日辰刻乃止。”（《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三卷，第259页）
这三则日记我均全引于此，而未作节录，一来是因为它们本身也不长，二来则是可以完整地了解到曾国藩整天的生活工作状态，而更容易明白他读《红楼梦》的背景和目的。
第一则日记中的“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三国合约条款”，大概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的什么条约；著名的《北京条约》涉及到的是英、法、俄三国，与“米利坚”（美国）无涉，而《天津条约》涉及英、法、美、俄四国，却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到底怎么回事，望博学君子知以告我。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屈辱结束，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战争如火如荼。总揽江南军务、皖南军务于一身的曾国藩，正在展现他作为“中兴名臣”力挽狂澜的本领；外来的屈辱和内起的暴乱，也常常让他心神难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个老朋友冯怀卓（字树堂）“阅看《红楼梦》，以资排遣”。曾国藩说“余亦阅之”，不知是受冯氏的影响才开始看《红楼梦》，还是他之前就已经在看，现在正好说到冯氏的事，也就顺便记下一句“余亦阅之”？但不管哪种情况，曾国藩至迟在咸丰十年（1860），已经开始“阅看《红楼梦》，以资排遣”，当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三则日记的时间，是赵烈文调侃“督署亦有私盐”的前一年。曾国藩在一天之中，要阅看的文件、信札、书籍不少。书籍之中，如《内则》《玉藻》都是《礼记》中的篇目，《古文·序跋类》《古文·奏议类》则是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文章总集《古文辞类纂》中的两大部分——这些都是正经之书。在看这些正经书的同时，曾国藩也偶尔“看《红楼梦》三卷”、“阅《红楼梦》二卷”，大概也是出于“以资排遣”的目的吧。由此反观赵烈文的记载，赵氏在曾国藩的书房里既看见了《五礼通考》《御批通鉴》之类的书，又看到了类似于“私盐”的《红楼梦》，也就不足为奇了。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说曾国藩无论是治学态度还是立身处世，都能做到“刚柔并济”（萧一山《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于此也可看出。
李放《八旗画录》中说《红楼梦》在“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