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及其转变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口述社会史、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主要作品包括《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相关文章： 社会结构的断裂：阶层与城乡关系 ； “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 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在改革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相当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就连一些在学术界已经有所成就而自身的研究与苏东和中国也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学者，也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中新的进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趋势的出现，既有现实的社会需求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学术界在寻找新的灵感源泉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社会科学在过去两三百年里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灵感来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而对于社会主义及其转型的认识，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一、 极权主义范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行，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不断增多。这当中既有现实的社会需求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学术界在寻找新的灵感源泉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本身，也在出现种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最值得人们加以注意的，就是其研究范式的变化。

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Andrew G.Walder）教授在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西方学术界中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基本范式的概括性表述，不过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范式一词，而将其称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三种形象。沃尔德将这三种形象分别称为极权主义形象、群体论形象以及“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形象”。该书就是对其中的第三种“形象”即“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形象”的系统论述。在1989年出版的由斯达克（David Stark）和维克多·倪（Victor Nee）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建》（ Remain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一书中，两位主编写了导论性的一章，题目就是《走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分析》。在这本书中，斯达克和维克多·倪对有关范式的转换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所不同的是，这是第一次在讨论范式转换的时候明确地将第三种范式称为“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同时，将第二种范式冠以现代化理论的范式。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 ）中，尼娜·哈尔本（Nina P.Halpern）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回顾。在这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哈尔本也对范式的演变问题得出了大体同样的结论。

图为《中国季刊》杂志50周年纪念封面。[图源：cambridge.org]

在这三种研究范式中，极权主义无疑是出现得最早的一种。这种极权主义的研究范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在当时主要是应用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只是偶尔在研究社会主义苏联的时候使用。将这种研究范式普遍应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大体是在1950年代；到了1960年代，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学、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的有关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研究范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这种范式形成的基本原因。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经济的竞争，军事的对峙，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基本背景之下，极权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范式，而这种范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对于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进行了如下的概括：这种范式所强调的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垒，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领袖个人的影响力。这种范式的最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列宁主义的政党对整个社会实施总体性控制，控制的手段则是全面的恐怖和党支配下的等级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摧毁，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很难存在自主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过程。如果就学科而言，可以说，这种研究范式更典型地体现在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的研究之中。而在这样的研究中，极权主义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正式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关注。哈尔本认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方面，包括这种制度的结构和过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刘易斯、舒尔曼和鲍大可等人的研究都是引人注目的。这些研究虽然大多是以一种公正的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但其对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极权主义”范式相联系的，这种极权主义的范式假定存在着一个基本上团结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能够执行他们所一致同意的政策，并对人民实行有效的控制。这种假设明显地表现在唐森德（James Townsend）对政治参与所做的重要研究之中，这项研究所关注的是正式的参与机制，并且认为参与主要是起一种执行党的政策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的；第二，无论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动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第三，人们对体制和领导人服从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学者看来，对正式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描述，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

沃尔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则讨论了极权主义这种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他认为，极权主义这种形象强调的是党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秘密警察的作用，各种强制性的控制手段等。他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极为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党与其积极的支持者之间的纽带的性质。在这种极权主义观点看来，党与支持者之间的纽带是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型的，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即使是在革命之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效忠，往往导致对权力精英和意识形态的过分认同和依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没有其他的认同对象可供选择时，就可能发生上述现象。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否认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区别的合法性。任何不是以党为对象的效忠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个人只能通过与一个共同的权威的联系而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中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原子化的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需，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人民进行总体性动员，而这种动员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对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依赖会逐步减少。

图为1933年，苏联“突击手”的宣传海报。[图源：wikipedia]

二、现代化理论或多元群体理论的研究范式

在有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范式演变的讨论中，在称谓上分歧较大的是对第二种研究范式。对这种研究范式，斯达克和维克多·倪称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沃尔德称为群体论的范式，简·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将其称为利益群体的范式，也有人将其称为多元主义的范式。但尽管如此，从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来看，无论是利益群体的范式，还是多元主义的范式，都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话题。

从极权主义范式向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斯达克和维克多·倪指出，在冷战结束以及越战期间，学术界的气氛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对极权主义范式的批判性重新估价。这些批评指出，由于极权主义的范式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一种原子化的、凝固的、停滞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排除了这些社会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模式也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多样性。在这种模式看来，社会主义国家间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由于不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和解释不同。有些批评者更尖刻地指出，极权主义的模式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夜晚同资本主义的白天进行比较，在这样的跨社会比较研究中是得不到有意义的结论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和探索新的理论框架的工作开始了。从事这些工作的学者虽然仍接受了极权主义范式关于党和国家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的观点，但他们认为，这种状况造成了没有预想到的、与其原本目标不一致的结果。1967年和1968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来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后来在这个委员会的赞助之下，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专题研讨会，最后的结果就是由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主编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变迁》（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 ，1970）一书的出版。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以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系统的论文中认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罗文塔尔看来，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成功会强化自然的、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而这种增长与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无关。他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将反映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如何让位于常规化（Routinization）和工业化的时候，将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看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科层化已经不成为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将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进看做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如果不考虑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可以认为，此时关于“工业化逻辑”的争论已经取代了过去关于“极权主义逻辑”的争论。在有关“工业化逻辑”的讨论中，帕森斯、科尔（Clark Kerr）、罗斯托都是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而趋同论则是他们在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变迁时共同使用的逻辑。

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并行的是利益群体的范式，或称为群体理论范式，或多元主义范式。简·奥伊指出，与极权主义模式不同，利益群体模式为共产主义政治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形象。利益群体模式最早出现于对苏联的研究之中。这种范式认为，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就开始影响政策的执行。在这种模式看来，国家只是一个各种利益群体追逐自己利益的舞台。这种形象很类似多元主义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使用“制度多元主义”这样的术语来对之进行描述。在他们看来，在这种“制度多元系统”中，利益群体特别是行政精英在影响着决策过程。在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有人使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工人、农民、学生等大众群体是如何参与政治的。将利益群体理论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基本上始于1970年代，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理论。在这种理论模式中，研究的重点是各种利益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现代化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乌托邦目标必然会消失。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子对自己进行重建。因此，他们认为可以用从分析西方民主国家时引申出来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因为这两个体系已经越来越相似。极权主义的范式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做互相对立的两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与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同的道路上。

沃尔德在对第二种形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强调了极权主义形象与群体论形象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之间，主要不是体现为观点的对立，而是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描述。许多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认为，在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减少之后，会出现一种多元主义的群体竞争。也就是说，多元竞争与极权主义是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甚至也可以说是极权主义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最初的原子化状态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拥有并追逐其各自的共同利益。因此，这种多元主义的群体竞争虽然与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情形极为相似，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竞争是发生在政治控制的框架之内的。就具体的形态而言，与西方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的区别在于，这些群体的活动并不是正式组织起来的。但尽管如此，这些群体的基础同样是群体身份和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趋向代表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趋同的趋势。

使西方学者将注意力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转向多元主义群体的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和表面化。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使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关注点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哈尔本指出，“文化大革命”促使西方学者去努力解释这场新发生的动荡，并分析这些事件对体制运作的影响。这些新的事件以及新的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制度运作的理解。这些学者好像在突然之间发现中国原来存在着精英冲突和社会紧张，而这种冲突和紧张无疑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限制条件。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冲突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努力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建立模式。一些学者开始从精英的观点来分析政策的制定，另外一些学者则在讨论精英互动的结构与规范。有些学者采纳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有关精英政治派系的、官僚的或代际的模式。同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爆发，使得一些学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群众的层面上，特别是分析红卫兵运动中的社会分裂。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人从组织观点来分析政策的制定，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并不占支配地位。哈尔本认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与此前的研究成果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承认精英冲突的存在；第二，认识到作为行动者的精英和民众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非正式过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将西方政治中的多元主义模式应用到对中国的分析上。在这种模式中，可以通过辨认主要的竞争性群体或竞争性利益的方式对政策的制定进行解释，然后再去分析哪些行动者是最有力量的。这个时期西方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是，识别精英和民众分裂的脉络，然后分析不同群体的相对力量。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就必须分析不同利益及其冲突，特别是精英中的不同利益及其冲突。

图为1968年3月《人民画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展示。[图源：wikipedia]

毛泽东的去世和中国改革的开始，使得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再次发生重要的变化，但与这之前的研究仍然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研究的混合物。有些学者重新将注意力转向基本的制度和过程。列伯萨和兰普顿主编的《毛泽东之后的官僚、政治和决策》一书讨论了官僚系统中不同层次中的基本结构和权威关系。虽然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研究的都是政府科层系统中的问题，但奥布伦（Kevin O'brian）第一次对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研究。有人还研究了党的机构与企业的关系。这种研究可以看做鲍大可等人的有关研究的新的发展。同时，也有一批学者继续对政策过程和精英政治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制定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茨威格（David Zweig）分析了有关农业政策制定上的精英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社会利益的影响。他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巴克曼（David Bachman）对“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所做的分析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大跃进”的起因是上层领导人对保护和扩大他们的官僚联盟的利益的关心，这种联盟则是在拥有不同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著作研究领导层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和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列伯萨对共产党统治天津最初三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组织控制和大众动员在促进社会变迁上各自所起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就摧毁旧的关系体系的作用而言，组织控制的方法是更有效率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则考察了1949年以后，领导层是如何用“继续革命”的方法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的。

三、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

沃尔德在《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在对前两种形象进行了分析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新的范式，他将其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形象”。

虽然在这本书中沃尔德没有明确提出新制度主义的概念，但新传统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却是与新制度主义不谋而合的。他指出，虽然他也同样关注政治控制的独特的制度特征，也同样关心有关的组织形式是如何影响社团和政治行为的模式的，但这种形象与前两种形象相比在几个根本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区别。虽然也承认监视和控制体制对公民行为的制约，但更加强调的不是强制，而是对服从的“正面鼓励”。这种形象的核心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政治效忠是会得到回报的，回报的形式包括职业机会、特殊分配的物品以及其他好处。这可以被看做一种结构性刺激。新传统主义的形象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悖论，即在对社会进行动员的时候，施行的是一种事本主义的行为标准，但这种事本主义的标准却要求，效忠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支持应给予带倾向性的回报，领导工作本身要求与积极分子建立稳定的关系网；党是反对个人关系的，但却要发展忠诚的受庇护者的网络。其结果就是高度制度化的庇护关系网络的形成。在这个庇护系统中，对党及意识形态的公共效忠与党支部成员和受其庇护者间的个人效忠结合在一起。新传统主义并不赞同“原子化”的观点，相反认为，存在着一种丰富的工具性的个人关系副文化。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利用正式的规则来赢得官方的表扬，获得由下级官员控制的住房以及其他私人消费品。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对“无原则的”个人关系持一贯的反对态度，但从结构上来看，政治经济组织却在鼓励这种关系，因为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基层干部拥有很大的对这些商品的分配权。新传统主义虽然也像群体理论一样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充满竞争和冲突，但与群体论不同的是，新传统主义认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并不是群体，也不是经由群体形成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制度的优先地位，这种制度不仅塑造人的行为和效忠，而且也形成社会结构本身。因此，新传统主义的结构概念的核心是社会网络而不是社会群体。

奥伊用一种大体相似的语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概括。她认为，目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正在转向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所强调的不是国家或社会的相对强度，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模式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家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不同的，而且每一方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与多元主义社会所不同的是，其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并不一定以群体的形式来行动，也不一定采用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其利益既可能是有组织的，也可能是非组织化的。奥伊举例说，在中国的集体化农业中，如果人们采取集体的行动，也大半是在地方的公司性群体（Local Corporate Group）中采取这种行动，而不是以职业或阶级为基础来采取这种行动。在中国，这种公司性群体就是村庄，农民就是在这里从事工作和生活的。村庄是国家和社会的交叉点，它本身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作为一种政治行动者，它的利益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个体的成员。正是在这里，国家和社会相遇了，政治活动发生了。奥伊认为，她研究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具体关注点就是村庄。

哈尔本也认为，进入1980年代之后，分析的主要问题开始转向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发展。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鸿篇巨制。尽管研究的对象有了明显的变化，但研究的范式却没有明显的改变。真正意味着与旧的研究范式决裂的，则是“新制度主义”的产生。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不再专注于特定的精英或社会群体本身，而是关注精英或民众行为的制度背景与结构背景，从这个角度自然也就提出了一系列与以前不同的问题。

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与前两种研究范式所表现出来的局限和问题是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苏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其社会中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苏东阵营不复存在，东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研究范式的不适用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斯达克和维克多·倪所指出的，“在整个80年代，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者之所以对在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越来越不满，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转向对改革的研究的时候，人们很明显地发现，竞争性的理论所提出的要分析的问题与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与极权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典型问题相反，目前正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在推翻革命前的某种秩序，也不是巩固某种新的秩序，而在对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秩序进行改造。同样的，与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问题相反，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并不在于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精英们是否具有现代的价值观，而是在于能否有组织地对他们的经济进行重建”。

图为1992年新疆的改革开放宣传标语。[图源：wikipedia]

当然，对极权主义和现代化范式的不满和批评，并不仅仅在于这些理论模式是否能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而在于其中的许多基本的假设本身在开始受到怀疑和批评。这特别表现在新的理论范式对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批评上。第一，新的范式并不同意将西方发展的形象加以理想化，然后再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是错用了比较的方法，因而也就难以充分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独特之处。第二，现代化理论对利益群体的考察往往只是注意官场内部或官场周围的精英行动者，因而往往忽视了国家之外的社会群体在形塑国家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极权主义范式所关注的主要是政党和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把技术和价值观看做解释现代发展的关键，而正在形成的新制度主义则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制度和社会群体上。

四、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

到1980年代的时候，不但对极权主义模式，就是对现代化和利益群体理论，人们也越来越不满意。而且面对苏联、东欧和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这些理论范式明显缺少解释力。与极权主义模式的预言相反，这些社会并不是进一步强化所谓的极权主义因素，而是已经开始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与现代化的理论不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其精英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而是如何在组织上重构其经济。当然，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旧范式的适应性问题，而是在于两者一些基本假设的根本不同。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是与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日趋扩大。在经济学中，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市场失效这样的现象，于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迅速兴起；在政治学中，公共选择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因为理性选择理论往往忽视了制度的约束；社会学则将经济行为和组织的生存模式置于制度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它考察了像家庭和亲属群体这样的社会制度、支配着经济交易的文化传统以及像国家、工会和厂商这样的正式组织是如何塑造市场的。

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已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新制度主义范式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混合经济”的理论就典型地表明了这种独特性。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表明了这样一种要求，第一，任何想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过程和结果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中独特的制度安排；第二，不能将全部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党和国家精英，必须研究经济社会、及经济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之中，从属群体、大众文化、社会网络、市场、企业家、组织创新、政治结盟、地方行政以及利益表达的新的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范畴。

对于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形成来说，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又译科尔纳、科尔内）对东欧，特别是对匈牙利经济运作所做的研究，起了一种开创性的作用。他于1956年夏天完成、195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经济行政管理的过度集中化》，就是以对匈牙利企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的。这是一项严格按照经验研究的模式所进行的研究。在科尔奈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短缺经济学》这一著名的著作中，科尔奈为分析诸如投资周期、次级经济、计划讨价还价等重要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尔奈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科尔奈看来，短缺是计划经济核心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工厂所面对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企业对成本和价格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工厂的生存和发展与它们自己的财政状况是无关的。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软预算约束下的工厂对资源和投资几乎有着无限的需求，而无须考虑这种资源的利用和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划算。

图为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一书。科尔奈以此为代表的著作在198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科尔奈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一种制度化的父权制（Paternalism）的特征。工厂的生存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而与工厂的绩效无关。工厂的发展是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的，他们负责配置资源，而资源的配置则以官僚程序为基础。预算的约束是松懈的，并没有压力促使工厂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和投资，相反，一些因素倒是常常促使工厂无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和投资。比如对工厂规模扩大的鼓励，对实物产出量增长的鼓励，都促使工厂的领导人千方百计地争取资源和投资。就此而言，工厂对资源的需求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种持续性的资源饥渴症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周期性短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市场上的需求下降，工厂就会减少生产或停产；而软预算约束下的工厂，则是不考虑成本地进行生产，只有当这种生产超过可以动员的供给，其增长才会停下来。因此，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约束”，计划经济就是一种“资源约束”。

斯达克和维克多·倪指出，科尔奈的经济学理论对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最大贡献是，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科尔奈的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模式，而且其本身是高度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

如果说，科尔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沃尔德则从企业中的权威关系的角度研究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组织。

沃尔德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单位组织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存在一种组织性依附。这种组织性依附具体表现在单位成员对企业的社会与经济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和对上司的人身依附三个方面。在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威关系。在韦伯看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权威，都涉及如下的因素：特定的规范与意识形态主张，服从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利益，由权威模式造成的冲突的特有形式。沃尔德认为，韦伯所指出的权威关系中的上述三个因素，实际上涉及有关权威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谓“同意”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同意，实际上是指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是任何一种权威都必须具备的前提。也就是说，凡是权威都涉及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意，然后这种同意又潜移默化地转变为一种对权威的接受。沃尔德认为，这种同意实际上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由社会构造的，同时又是高度分化的合作、习惯、服从以及规范性接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模式就是关于权威的制度文化，或者说是界定同意结构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