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欣：传统组织的现代性：约旦部落与国家构建研究

沈欣：传统组织的现代性：约旦部落与国家构建研究

国家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行动单元，是公共生活组织与治理的核心主体。现代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命题，国家与社会关系则被作为理解国家的重要视角。其中，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分析路径因强调国家和社会可能共同对社会控制展开争夺而对于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尤为重要。

部落（tribe）是中东地区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组织至今仍普遍活跃于该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在很大程度上界定其成员在社会层级中的身份和位置。2011年中东剧变改变了地区既有的政治运行规则和权力格局，长期遭到压制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开始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挑战国家的合法性，部落文化身份的政治化成为重要的新现象。因此，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构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在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面前，部落必然会消失。部落主义通常也被描述为一种与理性的现代性相对的、具有破坏性的原始力量，对于追求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言理应被摒弃。然而事实上，部落是相当现代的。部落与部落主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具有适应现代社会极强的韧性和能力，在现代国家建立后逐渐发展出新的特征，并对现代国家构建具有重要甚至可能是积极的影响。部落也构成中东剧变中部分国家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期间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更趋矛盾和复杂。

人类学家理查德·塔珀（Richard Tapper）认为，部落在宽泛意义上是指以亲属关系（kinship）为主要组织方式的地方性团体，该群体成员认为自身在文化（习俗、方言或语言，以及起源等方面）上是独特的。日常生活中，部落共同居住、迁移，相互保护和集体防卫，信奉相同的原则、精神和价值观，因此归属于某一部落并据此行事的意识也是部落的本质特征。本研究中，中东地区的部落与部落主义既指基于亲缘、宗谱（genealogy）及其拓展范围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单元，也包含其在现代社会延续并日常实践的价值规范、情感联结和文化观念。

约旦是中东地区部落特征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部落在约旦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新构建的约旦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且显见的文化现象，也与部落主义密切相关，二者共同创造出国家与社会成员间的亲密感，并达到其他中东和后殖民国家均罕见的程度。

国家构建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文献对中东地区部落的探讨主要基于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范式和逻辑，内容以历史叙事和经验描述为主，目的是呈现部落自身的社会结构、演化脉络及其与国家互动的历史过程，对部落在国家构建中的位置、功能与影响的关注比较有限，基于政治学理论的延伸探讨与系统分析，特别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聚焦国家构建的研究则尤为不足。

本研究对约旦部落与国家构建的分析，即部落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若干重要条件，包括政治生活的组织与政治功能的执行，表现为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建构具有自觉意识的情感共同体，协调地方性忠诚与公民精神。第二，选举制度与政治整合。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动员扩展和大众参政化，这要求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使利益和要求在政治体系内部得以聚合。第三，军队结构与国家安全。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内部秩序是其基本任务。第四，官僚体制与政策执行，这主要是指国家实施官方目标的各种能力。

综上，本文借鉴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思路构建分析框架，以约旦哈希姆王国为典型案例，试图呈现部落嵌入国家正式制度的具体形态和运行机制，以回应“部落作为传统社会组织如何影响现代国家构建”这一核心问题。研究也注意祛除国家构建研究领域内仅关注制度及其功能的平庸的技术官僚主义倾向，而兼顾部落在社会团结和族群整合方面的意义。

国家是在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确定清晰的领土边界并在该范围内具有绝对主权。约旦实施综合性定居规划，限定部落的活动空间与生产生活方式，试图将部落“国族化”（nationalize），使各个部落均成为国民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培育出国家意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外约旦重组土地登记，调查和评估土地所有权，确定新的税收体系。根据1929年颁布的《贝都因人监管法》（ Law of Supervising the Bedouins ），国家采取明确定居点、强制定居和军队雇佣等措施，目的是使贝都因人遵守国家法律，将活动范围限定在军营等固定环境，并将忠诚由部落自身转向军队和军队效忠的国家。政府也协助部落首领将土地划归个人耕种，部落聚集地附近开始出现村落。1935年，正式的农业发展计划出台，以小型水利兴建为主，辅有学校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鼓励农业发展和村庄建设。

独立后，由于难民涌入和气候干旱，约旦寻求国际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建立起11个以草原地区灌溉农业为主的定居项目。约旦的定居项目是涵盖资源开发、住房工程、农业贷款和社会服务等内容的综合性规划，已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政治框架。70年代末，仅有约3%的贝都因人仍从事游牧生产活动，以定居为主的部落“国族化”进程取得实际性成效，部落由传统领域进入以民族国家司法管辖为特征的现代领域。

伴随定居而来的读写能力提升和大众媒介参与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传统社会是非参与性的，人们在彼此相隔且远离政治中心的社区生活，而现代社会是通过共识运行的，稳定的共同治理依赖一套基于共享符号体系并超越个体之上的共同原则，这要求可扩展的、适应性强的自我系统和心理流动性，即移情（empathy）的能力。

教育推动人们重新审视传统规范和社会结构。新的价值观的浸润和习得，可能不会迅速替代部落的道德原则和文化观念，但仍会补充甚至逐渐侵蚀后者。1952年至1976年，贝都因人的文盲率从70%下降至29.3%。扫盲教育的普及促进国家观念的出现，年轻的部落民众受益于公立学校和高等学府，能够以全新的、将自身与他人相关联的方式思考，这正是孕育“共时性”（simultaneity）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关键。

通信网络的普及和交通设施的完善，使各阶层的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也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社会变革过程的控制和影响。以约旦南部卡拉克（AI-Karak）部落省为例，1968年8400户家庭登记注册的收音机数量大幅度增长并超过5000台，可接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和英国、美国等地的电台节目。1978年，一项针对约旦贝都因人口的重要研究指出，即便是游牧民族，帐篷内也普遍配有电视天线、磁带播放机和晶体管收音机等现代媒介设备，部落民众逐步趋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人格。

国家在使部落“国族化”的同时，部落也在国家认同的塑造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约旦重视部落的传统基因和道德形象，试图将其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号化表达和社会凝聚力的内在基础，以服务于统治的合法性与政治体系的稳固。

部落在积极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是贝都因人具备的优良品格和道德价值，这被认为是理想的规范准则，值得民众效仿和遵循；二是部落社会生活的历史遗产，其稳定悠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在拥趸者眼中具备文化层面上的延续性和纯洁性。同时，约旦未能成功整合东西两岸，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意识发展得更早，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及其后不断增强，而约旦的民族认同此时较为脆弱，是作为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回应，特别是对其归属感的恐惧而存在的，并非积极意义上身份认同的建立和声明。因此，部落属性能够将约旦与重要的他者，即巴勒斯坦相区别，构成国家身份的独特性。基于部落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价值，国王曾多次表达对保护约旦部落遗产的认同和承诺。

历史实践中，贝都因人定居的过程是国家重新定义和配置其文化的过程。约旦强调部落的集体属性，将各个独立的部落身份整合为一个广泛的部落范畴，并将其继续识别为“贝都因人”，确立重新定义后的部落文化为真正的约旦文化和社会规范，部落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部落主义也作为共享的历史来源和国家的象征。1976年，部落法院（tribal courts）废除，目的是消除被殖民地法律定义为“贝都因人”的部落与其他部落间的官方壁垒，创造统一的部落身份。

现存的部落信仰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建构的现实，它创造关于过去的理想化图景，以证明当前权力体系的合理性。在约旦民族主义的官方话语中，哈希姆家族具有先知后裔和圣地守护者的传统地位，在阿拉伯起义（Great Arab Revolt）中担任领导者，这构成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部落在维系哈希姆家族统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部落的忠诚建立在高度个人化的关系之上，源于捍卫家庭、部落和国王荣誉的责任意识，而非抽象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意味着通过建构和阐释部落的正面形象与特殊价值，部落支持的国王统治也能增强和巩固文化传统和历史功绩上的合法性。

总体上，国家试图在基于家庭、社区和部落的原初联结，即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指出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s）与民族国家稳步拓展的政治进程及其认同需求之间实现调和。在约旦，既有的忠诚并未被摧毁，而是被纳入新的政治结构的价值体系中，部落主义与国家认同存在相融的可能性。

部落在现代国家构建中作为政治参与的组织和动员单位融入核心的正式制度，基于部落忠诚的庇护结构是约旦选举政治中部落候选人获取足够选票并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机制。

1993年，约旦实施不可转移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该制度应用于多成员选区（Multi-Member District），选民掌握有限的一票，仅能支持单一候选人，在选区一级获取直接投票最多的候选人赢得议会席位。部落选民通常投票给所属部落的候选人，而非依据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选择。同时，重新划分选区，部落省份的议会席位较其人口比例偏多，代表性过高。总体上，选举制度主要向政权忠诚者倾斜，大部分反对派和巴勒斯坦裔被排除在选举进程外。大多数情况下，部落的独立候选人均是主要赢家，这在多党竞争引入后也仅是略有改变。

部落采取现代政治策略，在形塑成员的投票行为上发挥关键作用。部落充当政党角色，提名候选人，提名权可下放至特定分支并进行轮换。候选人联系家庭成员，开启竞选活动，筹措竞选资金。较大型的部落通常举行组织良好的初选以决定支持对象，部落各分支基于无记名投票等方式，由内部完成民主选举，再通过集会共同商定代表本部落的最合适的候选人。候选人确定后，开展动员工作。部落身份及其归属认同是选举动员的核心要素，部落成员受传统规范、伦理道义和人际网络的约束，自愿或迫于社会压力为部落候选人投票。获胜关键并非候选人的智识、能力和政治立场，而是其依靠的部落能否提供充分的选票。规模较大且具有凝聚力的部落能够为较弱势的候选人提供强大支持，小型的部落之间也可以通过组建联盟提升竞争力。

约旦的选举政治是部落分配庇护资源的重要方式，而更少表现为不同政治立场和党派力量间的民主竞争。亲属关系和社交网络塑造公民对候选人的期望，大部分约旦人认为来自同一家庭、部落和社区的人们具有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理应相互给予支持。因此，选举成为社会关系的竞争，是候选人在国家议会中代表所属部落的机会。这进一步表现为“竞争性庇护主义”（competitive clientelism），选举竞争为政治精英提供争夺有限的国家资源的机会，使之能够将其分配给被庇护者（client）并层层传递，最终成为地方精英在其追随者中建立权威、信念和激励的可靠凭借。

选民也将投票视作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据此调整投票意愿和策略。当候选人能够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具备提供服务的能力，同时自身与候选人维持可仰赖的个人关系时，选民才会为其出门投票。投票是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的重要形式。选票是部落民众可提供的具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凭此要求掌握人脉、资源和影响力的个人帮助自身实现目标，这通常包括经济援助、就业支持、政府手续办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1967年议会选举前夕，卡拉克候选人拜访该省中低层领导，承诺修建学校和改善道路，给予军队或官僚机构职务，或直接支付现金，以换取选举获胜的必要支持。

上述竞选机制导致城乡间的投票率差异较大。由于候选人和选民的社会联系较为疏离，城市地区的投票率较低。2010年选举中，部落地区的平均投票率高达80%，而首都安曼仅有34%。2013年，农村地区投票率大大高于安曼、扎尔卡（Zarqa）和伊尔比德（Irbid）等城市，购买选票也主要出现于农村地区。

约旦的选举制度强化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庇护网络，巩固了部落在约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不可转移单票制下，选民只能投票给多席位选区中的一名候选人，在部落代表和拥有稳固政治纲领的候选人中通常选择前者，这使议会主要由亲政府的部落人物组成，在代表性上颇受争议。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转移单票制对政党策略要求甚高，选票需在候选人之间有效地平均分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党的整体表现，这内含一定的选举复杂性并要求大量的政党组织工作，已超出约旦大多数新获得许可的政党的能力。对候选人在不同群体的相对受欢迎程度进行评估以做出最有效的投票选择，对选民而言也具有认知负担。

部落相对政党在竞争社会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部落的组织动员和政治沟通属性使其发挥准政党功能，成为民众与政权之间的重要纽带，政党在约旦则显得较为弱势和边缘。选民倾向于为能够获得国家资源的亲政府候选人投票，反对派精英也意识到获胜可能性较低且拒绝通过选举使政权合法化，因此议会主要由支持政权的政治力量构成，总体倾向于巩固政权和维持现状。然而，国会议员应履行的公共职务可能与为选民提供个人服务相冲突，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以对立法、预算和其他部委事务的批准换取私人利益，而难以为国家问题承担责任。

为回应反对派在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诉求，约旦近年来多次调整选举制度。2012年，议会选举的法律框架引入国内公民和国际观察员团体等改进程序以确保投票的保密性和透明度，但实质上仍未能满足代表性要求。混合选举制度实施，议会总席位中的108名代表由多数决原则确定，其余27名即20%由封闭式名单比例代表制选出，但收效有限，仅略微缩小选票权重的差异。反对派称2012年新选举法为“表面上的改变”，因其仍有利于部落代表和亲政府候选人。2013年选举中仍存在较多选区分配不均和选举权不平等现象。2015年选举法真正意义上取消不可转移单票制，实行公开名单比例代表制，增加大城市代表席位。但2020年选举中，企业高管和部落独立人士仍占主导地位，持改革立场的议会成员较少，基础广泛的联盟表现不佳，130名代表中不到10%来自政党。综上，虽然约旦选举制度的代表性有所增强，但部落对选举的影响仍不足小觑，传统忠诚及其非正式网络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约旦武装部队（Jordanian Armed Forces）以东约旦部落成员为核心结构，是约旦政治统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2010年春天退伍军人起义为典型表征，似乎展现出忠诚面向外与政权间不同寻常的裂隙与不谐。

约旦的政体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王与议会共享国家权力，哈希姆家族的历史贡献、与穆罕默德的宗谱联系以及圣地守护者的重要角色也使君主统治构成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因此，除军队本身保障安全和秩序以维持国家运作的功能外，军队对君主的效忠与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或者作为衡量国家认同的指标，进而与国家构建密切相关。

传统上，以贝都因部队为核心的约旦军队履行着保卫国家免受外来攻击与保卫君主制免受内部挑战的重要职责。20世纪5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且反君主制情绪强烈，侯赛因国王启动军队“阿拉伯化”（Arabization）计划，将军队名称由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改为约旦阿拉伯军队（Jordanian Arab Army），以约旦军官取代英国指挥官，试图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1957年，总参谋长阿里.阿布.努瓦（Ali Abu Nuwar）发起政变，贝都因部队和忠于国王的军官迅速将其镇压。

1970年9月，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约旦军队对巴勒斯坦敢死队（Palestinian fedayeen）的主要基地发动袭击，将其驱逐出境，并使支援的叙利亚军队撤出伊尔比德。该事件将部落团结在君主制周围，国王召开一系列与部落首领的会谈，招募外约旦人作为拥护者，以为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内部分裂做好准备。地区冲突中，部落占主导的军队也构成约旦主要的安全支柱，作为成熟的军事机构和职业精英部队，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唯一表现出色的阿拉伯军队。

“黑九月事件”后，约旦发展出新的民族主义，其基础是东约旦部落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价值观，与对统治家族和军队的忠诚，更确切的是，清除巴勒斯坦人、泛阿拉伯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e）意识形态。行动上，约旦开启官僚机构和武装部队的“约旦化”（Jordanization）或“去巴勒斯坦化”（de-Palestinianization）进程，旨在清除公共部门的异见者，削弱巴勒斯坦裔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确保内部对君主制的高度忠诚。部落民众也认为国家是自身的而不属于巴勒斯坦人，对政权的忠诚理应为其获得政府恩惠等特殊待遇。数百名公务员被解除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任命以反巴勒斯坦观点闻名的公众人物，警察和军队构成也发生广泛变化，几百名安全人员遭到解雇，部落成员则被赋予军事指挥中最敏感的职位。从1961年到1975年，约旦军队几乎增至原先的三倍，到1975年已有25%的劳动力在安全部门工作，而巴勒斯坦裔在军队中的比例却由1965年的40%下降至70年代的15%。

然而，以部落为核心的军队内部退伍军人的起义，及其所属部落团体表达出的怨愤，均表明这一传统政治基石与政权之间存在潜在的裂隙，约旦的政治图景逐渐发生转变。2010年5月，约旦全国退役军人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Retired Servicemen）代表包括最高级别军官在内的约14万名退伍军人在相关问题上发布抗议宣言。内容以东约旦民族主义议程为主，对国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表示遗憾，直接批评任命巴勒斯坦人担任关键职位，要求将1988年7月与约旦河西岸法律和行政关系的解离（disengagement）宪法化，剥夺王国内所有巴勒斯坦裔的选举权，并进行政治改革以遏制腐败，这标志着近年来高级退伍军人干预政治事务的渐进过程达到顶峰，旧时代的权力基础开始跨越红线。

退伍军官主要来自历史上忠诚的家族和部落，作为约旦政坛最具影响力的压力集团之一，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令人震惊，也开启了后续其他群体对政权的挑战。其中，希拉克（Hirak）抗议运动规模最盛。约旦内部反对派话语、政治参与和跨团体合作的重要变化，表明其政权面临重大挑战。

掀起约旦全国性政治和社会抗议运动的退伍军官宣言与部落异议蕴含两条线索，即反对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统治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批评政府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式。两者相互关联，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约旦既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福利制度因财政缩减难以维系，再加上东西两岸民众在城乡分布和产业部门上的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阶层差异和权力失衡，传统的部落民众逐渐丧失特权地位，产生强烈的落差和怨愤。

20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油价下跌导致外国援助资金和海外劳工汇款大幅度减少，国家积累的外债规模巨大并不断增长。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约旦实施取消补贴、削减国家就业、公共部门投资私有化等结构调整计划。新的经济安排剥夺农村地区，主要是部落民众的福利与权益，由于长期依赖国家资源和就业安排，该群体受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打击最为严重。军事和安全部门是结构调整中唯一增长的部门，总体的社会福利拨款减少，但军队预算仍不断增加，这表明国家实施倾向军事的福利制度（militarized welfare regime），将对部落民众的普遍恩惠转向仅补贴部落主导的军队这一亚群体。

1997年，约旦仍背负4.5亿美元的年度国防预算和73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开始实施军事领域的新自由主义（militarized neoliberalism），呼吁重组武装部队，减少对重型武器的依赖，削减军事人员的社会福利，这使维系君主制统治的社会契约进一步遭到侵蚀。而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国王的统治基础也逐渐发生根本改变，其依靠的精英联盟除传统上在官僚机构、安全部门和军队占主导的东约旦部落外，还纳入了受益于经济重组而新兴崛起的巴勒斯坦商业精英和技术官僚，后者在中部城市地区控制着私营部门并与海湾资本网络有所联系。王室中心与部落地区逐步疏远，阿卜杜拉国王访问部落的次数更少，大幅度减少市政管理职位的做法也削弱众多部落首领的传统权威。

由于全国退役军人委员会中领导运动的高级军官和部落成员的内部分化与叛逃，以及依靠国际援助而大幅度增加退伍军官养老金等分配政策，此次事件在军队层面仅止步于政治改革诉求，而尚未发展为对统治现状全面系统的挑战。综上，部落占主导地位的约旦军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守护者，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传统上可供分配的庇护资源减少，财政失调也进一步侵蚀倾向军事的福利制度而动摇了作为传统支持基础的军队与其中部落成员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