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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在聊 | 摸石过河与“野蛮生长”——社会科学的学习路径(上)

社會學會社  · 公众号  ·  · 2024-03-24 23:00

正文


“编辑部分享会”是社会学会社正在策划的原创栏目。每月我们将邀请几名社内的编辑伙伴,在会社内部分享他们的近期关注或在某一领域长期的观察和体悟。其中,一些具有公共议题价值的分享会在征得分享人同意的情况下整理出文字进行发表,以期引起读者们的共同讨论。今后,我们还会将部分主题分享通过“会社君”开放给更多读者朋友。欢迎大家对本栏目内容的支持和转发,也期待大家联系会社君,分享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思考。


——会社编辑棱镜、柚子




@ 隐灯

在意义与实用之间:社会学本科学习的困惑与探索


首先,我想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我选择学习社会学的原因。2015年我上高一,去高中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得知有一本必读书目叫《乡土中国》,于是暑假里我就在看那本书。《乡土中国》里面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我们都生于斯、死于斯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我们的社会关系,其实是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的状态。费孝通说: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受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那波纹所波及的就发生关系。



费孝通《乡土中国》书影。[图源:doubanio.com]


我自己是出生和长期生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乡土中国》讲的内容与我在县城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契合的。举两个例子来说,第一个是我有时候会和父母一起逛街,会遇到许多人向我们打招呼,大家实际上都是互相熟悉的,包括在街上购物时,大家都彼此认识。在大城市中,这种现象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人们更加理性,彼此之间也更为陌生。另一个例子是在过年时走访亲友,我感觉与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相当相似。因为我们几家亲戚是住的比较接近,我跟我舅家是住的最近的,外公家次之,但过年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是一定要先去我外公那边,然后再去我舅这边,这其实就反映出来中国社会中的辈分观念。就是从这些基本的现象里面,我感受到一种生活和理论之间的契合性。换言之,从《乡土中国》中,我读到了一些理论帮助我审视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或者说换个角度去看我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从一个内部的、身在此山中的这样一种视角,站到山外之去。这就让我感觉到社会学是一个比较奇妙的学科,这是我学习社会学的初衷。


2021年我的高考分数是596分,当时在H大学,Y大学和C大学里比较选择。后来觉得可能C大社会学好一些,我也想去北方看一看,就来到了C大。大一,我开始正式地学习社会学,当时读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读书其实主要是兴趣使然,也不太在乎读书的体系化。社会学的一些经典名著,包括文化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内容都有涉及,比如这些:《社会学的想象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等等。


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为书中的一些观点感到振奋和激动,特别是有时候观点本身便非常精彩,再加之翻译或作者的中文表达文采斐然,所以就更加感到激动。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每次读到一些句段,就因为激动的心情而往往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经历。以下是我举的两个例子:


在巴克斯特看来,外在之物只应“像一件可以随时用掉的轻飘飘的斗篷披在圣徒肩上”。但是,命远却注定了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笼(韦伯,2017:257)。


现在”铁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


第二个来自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他说:


问题已经不再是对万能、自发和强大市场之入侵的局部抵抗,而是所有的市场都是一束束关系,涉及确立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设置之上的消费、生产以及交换(泽利泽,2018:3)。


我对这两段话印象很深,写作业常常引用它们。大一时有两门课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门是社会学概论,另一门是“何以中国”。在社会学概论里,老师讲到:“生活和学术是相关的,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你个人的生活”。我对他的观点印象特别深,这可能也跟我学社会学的初衷有关,因为我就是在《乡土中国》里面看到了费孝通所提出的那个乡土社会的概念和我自己的生活的一种契合性,所以我选择学习社会学。在“何以中国”的这门课中,老师讲到:“看待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眼光是什么?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宏观或者说整体的”。后来,在写有关中国毛时期的“单位大院”的科创报告时,我发现一些学者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形成如此特殊的体制或组织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路径依赖,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因此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也延续了这种组织制度。另一种解释是资源约束,复旦大学的王沪宁曾提出,由于当时新中国面临多方面资源的紧缺,不得不形成这样一种单位制度。这与我大一学到的知识恰好契合。我觉得是这样,做作业,或者说做研究,真的是跟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是有所关联的。


在大三时,我参与了一个所里的科创活动。我决定试试。报名之后,当时所里面临时给我们换了题目,就导致准备时间非常紧张,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混乱的因素,就使得准备科创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现象。


说得更具体一些,涉及到了学术诚实以及规范的问题。当时,我们刚刚加入科创,初稿就要提交了。我们被告知某报纸上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访谈摘选,如果我们来不及进行访谈,可以直接使用它们,但是要声称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这让我感到愕然,因为这似乎与我之前了解到的学术规范不太符合。而且,这是我心目中的权威人物亲口说出的。后来,整个科创过程也变得不够踏实,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对于研究结果的控制。我想象中的做研究可能是有了材料去分析它,看最后能得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当时我们研究某个群体,要研究他们的消费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当时有很多受访者,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消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奢侈,但导师说,我们还是要呈现受访者的消费状况奢侈一些,但也不能呈现得太奢侈。为什么不能呈现得太差呢?因为老师害怕说如果呈现的消费结果太浪费,最后社会影响可能比较不好。如此看来,研究本身也是受到现实状况的约束的。


科创的结果在我看来是“大佬取向”的。我还问了其他的一些同学,理科的指导老师就是院士,文科就是长江学者,我们也是所里面一位非常“大牛”的老师做的指导老师,但是他就负责提供各种资源,老师自然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但总是让人觉得别扭。


再后来我觉得这个科创其实是一个完全功利性取向的学术。我去旁听过一个B市不同高校的老师们的会议,当时B大学的一个老师说这种类型的科创就是完全的包装,我深以为然。所以,虽然最后我们也拿了很好的奖项,但这样一个事情对我的意义感是一种打击。如果一项如此生产出来的研究都能获奖,那么研究的意义何在?获奖的意义又何在?


后来我反思这件事情,觉得它可能是大三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但我也不愿意一味的批评。我也并不是针对老师的一些功利性的态度,我也并不完全反对撂挑子不干的行为。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拿多大的奖项跟我能不能保研是有关系的,我后来自己反思我也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大家可能都在既定制度里面谋求生存。对于我来说,我有保研的需要;对于其他同学来说,他们也有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于老师来说,他可能需要一项科创获奖,然后他成为一位优秀指导老师;对于所里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绩效。大家其实都在既定制里面谋求生存,或者说我们所有组织和个人都笼罩在制度的阴影之下。所以可能后来我就形成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要去平衡这样一种研究的实用性与意义感,两手抓。因为如果没有所谓的实用,或许也没有你自己所谓的意义。


即使提出了这样一种想象——我能够平衡这样一种学术的实用性和意义感,我会做好那些要求我去做的事情或者说功利性的事情,同时我也能够兼顾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研究的意义,我自己的一种研究的初心,但其实我很快就发现,尤其是越来越靠近保研,越来越靠近大三下大四,你越能越来越能感受到日常的实际生活学习过程中是大量的有意义感和实用性的混杂的过程。可以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小组作业。我们到田野里面去,去访谈几个人收集一些材料。访谈可能长的有十分钟,短的可能就5至6分钟,但是我们回头展示时就会说我们对十余个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好像显出来比较有比较有工作量一些。包括田野观察也只是走马观花,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做了参与式观察。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好像就是一个短平快的应付方式。


但是大家也确实是用那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课程论文,就包括我用我们收集的材料写了自己的两篇课程论文。当然,我认为这些论文确实反映了当地的状况,但同时我自己又很明白,为了达到自己的论点,为了达到论证的有效性,我其实也在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田野的细节。


课程作业的字数内卷也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门课程的作业,老师要求是2000字以上,她给了五篇标准的作业,都是5000-8000字,所以后来大家都从标准的字数往上卷,有个同学写了2万字,我写了1万多字。但是你说单纯的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分数而内卷,好像也不是,因为写了2万字的同学确实写的很好,他从很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但是你说他就完全就不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好像也不是。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分数的追求而促使我们以更多字数去详细的论证我们自己的发现的过程。但是不只是我,为什么大家都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就感到身心俱疲?


在这些类似的事件里面,功利与意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所里现在很倡导参与竞赛,包括一些杂七杂八的比赛。很明显,与上几届相比,我们这几届同学参与竞赛的劲头都非常猛烈。面对这样一种保研的锦标赛,那我们能说它是无意义的吗?好像也不能,因为我们确实为了达到那些竞赛的要求而反复的去修改我们的文本。但你说,没有这样一种保研,我们还会不会做,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因为据我观察,前几届的竞赛项目都比较平,我们最近一两届的质量就突然提高了。在意义与实用之间,我们到底该选择怎样的路途?大家的方向现在可能在往哪边走,我的态度是目前来说相对消极,认为大体是是朝向功利与实用的路途的。


但可能不仅是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仅是我所在的所,其它学校的系所和学院也是如此。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去年他们学院进行了一个制度改革,首先是扩大竞赛项目,能够加分的全部算上。然后大家都疯狂的去做竞赛。学院还提出说要从大一开始就选拔人才来做学术竞赛。他美名其曰是选拔学术人才,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并不太好,至少从他告诉我的情况来看,同学之间很明显的彼此疏离。


公众号月敏小雨发了一篇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给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意义的事物和无厘头的竞争之中,并在内卷中弱弱相残,而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就某种程度上,但也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我上大学以来看到现实。


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批判性的分享,我也不想让气氛过于悲观。我还想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当时是寒假,我们去B市的某个社区里做了田野调查的专业实习。在那短短十天的时光里面,我还有十几个同学跟着两位老师去社区里面访谈,旁听社区干部的会议,参与社区干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很累,因为我们每天可能八点就要起床,然后每天晚上讨论要4、5个小时,讨论到凌晨2、3点左右,老师跟我们一起。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做的是生活史的访谈,所以也了解到了很多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三个人,张阿姨,杨奶奶和朱奶奶。


张阿姨从小家境贫困,20多岁时离开社区去了市里的一个工厂上班。她在流水线上干了十多年,现在成为厂里的行政小领导。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后,她在小区买了房子,她的女儿从一所211大学毕业,还给她生了一个小孙女。张阿姨现在的生活比她年轻时美好的多,她就跟我们强调说,她要吃了相当多的苦,才能够走到今天。


另外一个是杨奶奶,她是九岁的时候因为大跃进,1958年饥荒,逃到这个市里来。之后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在39岁时去世。但我们每天从客栈里出来,路过她家,碰到她的时候,她还跟我们打招呼,笑盈盈的。当她带着那些未曾言说的苦难坚韧的走到今天的时候,她所经历的痛苦也是人所未知的。


还有一位老共产党员是刘奶奶,她也是之前社区干部,现在是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她年轻的时候也干了很多实事。访谈的时候,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共产党员都没那么踏实肯干,在夏天干活还没干多长时间就喊累,她说她那个时候就绝对不会喊累。所以这也是时代变迁下的党组织变迁在个人身上的一种投影。


单纯的从感性上说,这些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当然,我最后田野报告写的不是这些,我最后是从社区干部和业主的关系来切入去讨论社区的文化生活。这篇文章可能不是我写得最好的,但确实是我最满意的一篇,因为我觉得非常真诚,写这篇报告的过程中就感觉到那些人的脸庞都在我面前闪过。之前在写科创的文本和其他作业的时候只是瞎忙,反正就是把这个作业写完,算了。所以这个专业实习也提醒了我,制度并不总是鼓励和加剧零和竞争,或许它还留有一些空隙,为学生的正常生长留下空间。又或许事情只在乎自己的选择,决定之前需要衡量形式的收益及其成本(代价)。是意义还是功利,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唯一确定的是,大学生活尚在进行中,我期望在意义与实用纠缠而成的广阔领域中做出合理的行动与抉择。


@林岭: 也让我回想起了我的本科生涯。我本科学校很有意思,因为它是既有很多的精英,然后又有很多的普通人,所以当非常能努力向上内卷的精英和一个并不完全理解这套游戏规则的普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差距感就非常让人觉得荒诞。有的时候长大也是一件好事,上点年纪也是一件好事。


@一叶: 我震惊的是,怎么我这十年前上本科是这样,十年后他们上本科还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我当时一点也不想参加大创以及各种其他研究性学习的比赛,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还在思考要不要转专业。但是辅导员有一天单独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跟我说大一的时候就要参加,他说:“你大二你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肯定会去什么学生会的,大三你马上就要开始准备保研了,大四你就要毕业了,你就只有大一有时间参加。”


我仔细一想,他这个安排好像也是,你大一不参加后面就没时间参加了。我们专业,因为是社工,就没有什么老师是做田野文章的写作性训练,大部分都是做实务性的训练,于是我们就跟着隔壁专业老师,是行政管理专业的还是会保障专业的我已经忘记了,老师只是给我们上了一个政治学概论的一个大课,我就问他能不能给我当辅导老师,他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跟他去做失地女性的调研。


就像隐灯同学讲的,你其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竞赛的名次,去放弃真实的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的意义。当时我们看到失地女性,就是上海那些普通的农村里面的妇女失去了本来所属于她们的土地之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等价的经济补偿。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访谈完是很沉重的,但是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触及到了村里关于分配的这种政治性的事件,我们也不敢深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些村委会的主任帮我们去收集到数据,收集那些问卷,因为以我们三个本科生是不可能收回来八百份问卷的所以不得已就要放弃掉他们不想要看到的一些话题的讨论。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拿那些问卷,主要是因为很多竞赛的这些课题大部分都是用质性的研究,而不是用量化研究,所以量化的研究特别容易出圈,或者说特别容易被老师看到,拿一个很好的名次。以及后续的操作上也会相对来说简单,节省了去到那些农村里来回的路费,各种时间成本。就是刚才隐灯说的,你已经忘记你为什么一开始去做调研了,你可能最后就卷入了这个竞赛拿名次的这个过程。我没想到的是,过去十几年了,我们当年本科生经历的痛是依然存在的。



@羊羊:

人类学专业学习心路历程


我更多想讲讲我是为什么从本科的法学学位跨到了现在的人类学专业来。在我跟别人聊天介绍自己专业的时候,一般就直接介绍说我是学人类学的。知道的人会频频点头,不知道的人就换个话题,所以也是个很适合避免无效社交的好方法。


具体讲讲我的读书经历。我现在就读的人类学硕士是三年制的学硕,授课主要集中在研究生一年级,很多课程都是跟不同专业的,包括民族学,社会学的老师有交集,跨专业的同学也特别多。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具体的田野点大多是同学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来确定。


具体到研究生阶段的课程。第一学期的课程是一些与理论,学术史和基本方法有关的介绍。课程内容还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来展开。第二个学期就开始有一些相对比较专题化的人类学的课程,这些课程会对自己的论文选题更加有帮助。有些课程看起来虽然很抽象,很宏大,比方说哲学人类学,但是它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我的阅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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