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虽然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阵营对抗态势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但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然形成，经济相互依赖的事实仍未发生改变。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各国在考虑发动战争或者推动冲突升级中不得不审慎思考预期获得的收益是否会超过本国所需付出的代价。虽然人们广泛地认为相互依赖关系能够有效制止冲突及战争，但从历史中可知，其只能维持世界薄弱的和平，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
因此，与其盲目相信相互依赖的效用，不如在当前的国际秩序框架中寻求能够缓和冲突升级、避免局势失控的务实方案。
本文编译自兰德公司（Rand）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相互依赖及其不满:为什么相互依赖的国家会避免走向战争？》（Interdependence and Its Discontents: Why Would Nations with Incentives to Avoid It Go to War?），作者是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退役海军上尉布拉德利·马丁（Bradley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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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呈现高度相互依存的态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虽然存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与博弈，但它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尽管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略有下降，但实现彻底“脱钩”仍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向美国和其它国家出口商品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稀土、铜、镍、钴等关键矿产的生产及加工领域占主导地位。
因此，中美贸易的脱钩断链在经济以及社会方面都会对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害。
在中美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认为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太可能的，更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难道冲突爆发的灾难性代价真的不会促使两国在诉诸无力之前寻求一切其他手段吗？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无法让我们相信，在相互依存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和平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贸易伙伴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假如按照“相互依存即能确保和平”的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会发生。相互依存在过去无法阻止战争，同样也无法完全确保一个和平的未来。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即使希望避免冲突，最终还是会走向失控呢？
原因在于，冲突的发生有时源于误判和非理性。在其他情况下，交战方可能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是合乎需要的。
然而，有时即使冲突看似有悖于国家的利益，国家间仍有可能走向冲突。这是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即各国在不断争夺利益和影响力的过程中，紧张局势可能会逐步升级，最终武装冲突变得难以避免。
有许多博弈模型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体系中的争端行为，比如“囚徒困境”和“胆小鬼博弈”。这些博弈模型有一个共同的主旨，
即尽管国家间有动机合作以避免可怕的结果，但每个参与者也有理由试图迫使对方让步。
其结果是在有重大风险的单一决策中拒绝合作或拒绝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转向，成为了每个参与者在短期内的选择。只有经过多次重复博弈，行为体才可能认识到，即使存在被背叛的风险，合作也很可能是最符合他们长期利益的选择。然而，在情况紧急且没有机会进行反复权衡时，行为体往往会选择共同承受危险，拒绝让步，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对方会是先退缩的人。
那么，这种逻辑如何解释高度相互依赖的中美关系呢？
“囚徒困境”和“胆小鬼博弈”是冷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模型。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拥有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同时也都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双方都认为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自己最终会取得胜利，所以两国都不愿意完全屈服于对方的诉求，也不愿意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美苏都制定了一系列手段策略，既能推进自身利益和目标，又能测试对方的决心和底线，同时还能控制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升级。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出，美国在面对任何情况的挑衅行为时都应以压倒性的武力（即战略核武器）进行回应。然而，这种以毁灭自身和敌人为代价的策略经现实检验后很快就变得不切实际，国家领导人因此需要在投降和使用核武器之间寻求其他选择。理论家们由此提出了采取包括常规武器在内的低强度回应方式，以增加威慑的可信度。美国政府采纳了上述方案并付诸实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这些应对措施成为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以及军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两国也能保证对冲突实现有管理的逐步升级。
尽管相互确保摧毁是冲突升级的最高级别，但双方都拥有除了投降或者发动全面核战争以外的选择来应对挑衅行为。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右）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左），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于1954年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
将如今的局势与冷战的情况进行类比并不完全恰当。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当今的世界地位也与20世纪中叶大不相同。然而与之相似的是，双方同样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目标上存在分歧，并且都具有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害的能力。
与冷战不同的是，当前应对突发危机的措施机制主要会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而非物理性的破坏。
比如一些危机应对机制可能是军事方面的，但是国家所遭受的损害将主要体现在商品匮乏、收入减少和供应链中断等方面。尽管冲突带来的破坏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国家间依然需要权衡发起或升级冲突的潜在利益是否大于将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与其盲目期许相互依存能够有效制止冲突，双方不如审慎考虑一些能够缓和冲突升级、避免局势失控的务实方案，从而有效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
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通过产业链回溯或寻找替代来源和市场以减少脆弱性，这在少数情况下这是可行的，但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这种做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奏效。
另一个选择则是将相互依存关系视为国际秩序中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运转条件，并在现有秩序中积极探索并建立更加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正如美国和苏联最终接受了相互确保摧毁的事实以及认识到建立冲突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一样，当下的中美也应追求类似的目标，
即双方应努力寻求缓和途径，以避免一场相互毁灭的武装冲突。
编译：张雨桐
编务：邱琬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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