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亡国危机中“单一民族”神话的登场
发轫于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在20世纪之初进入朝鲜知识分子的视野。根据韩国学者白东贤的研究，
“民族”一词在1900年朝鲜国内刊发的《皇城新闻》中首次登场
。该“民族”出现于“东方民族”与“白人民族”两个组合词汇之中，尚未特指朝鲜半岛的居民群体。换言之，
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仍将东方世界的民众视为一个整体
。这与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对日本的依赖不无关系。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而失去中国庇护的朝鲜，随即成为日本与俄国争夺的对象。
许多朝鲜士人受当时人种论的影响，对日本提出的
“东洋三国连带论”深信不疑，将日本视为黄种人的骄傲，
并希望依靠其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
然而，随着日俄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预感到
战争危机
的朝鲜有识之士感慨，“四千年檀箕（檀君和箕子）故疆，将有缺裂之形，二千万同胞民族，必及沦溺之叹”，也自此时，“民族”一词开始褪去种族的模糊含义，逐渐指代朝鲜半岛的居民群体。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于1905年迫使朝鲜签署《韩日协商条约》，并依照条约任命伊藤博文为朝鲜国王的“统监”，管理外交相关事宜，从实质上剥夺了朝鲜的外交权；又于1907年再次迫使朝鲜签署《丁未七款协约》，进一步剥夺了朝鲜皇帝的内政治理权。
国权与皇权的相继衰落，致使“民族”开始频繁地登场。
创刊于1904年的《大韩每日申报》中，“民族”的使用频率在1906年后逐年递增，从26次增长至1909年的126次，并出现了“大韩民族”“三韩民族”等专门指代朝鲜人的词汇。
其中刊登于1908年的《民族与国民之区别》一文，更是
援引梁启超的学说，将“民族”定义为居住在同一土地，拥有同样的血统和历史，信奉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的群体。
面对亡国的危机，朝鲜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民族的觉醒，试图“用民族主义唤醒全国的顽梦，用国家观念陶铸青年的新脑”，而方法则是“舍历史，无他术”。
正如晚清“黄帝”叙事兴起那般，朝鲜最早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也
将目光投注于渺远的过去，试图为民族的起源构建坚实的“历史基础”
。他们通过重新书写古朝鲜的历史，将檀君民族的始祖由“檀箕”，改写为“檀君”或“檀圣”，并运用祛魅的手法，将檀君从神话中的建国始祖转化为历史实存的民族始祖，进而构建出疆域辽阔、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古代历史。不仅如此，
他们为民族成员注入“檀君”的血脉，宣称“我大韩民族乃神圣檀君之子孙，蒙皇天之宠赐，世居此土，休养生息，迄今四千余载。可谓文明古国之优等民族”
。
虽然在1905年至1910年间，朝鲜半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觉醒，但“单一民族”的观念尚未形成。
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在1908年著述的《读史新论》中，认为“东国民族”由六个族群构成，分别是鲜卑族、扶余族、支那族、靺鞨族、女真族和土族，其中的扶余族势力尤为强大，可谓其中的“主族”。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该时期多民族混合说仍然盛行。
（二）
日本殖民统治下“单一民族”意识的固化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开始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殖民之初，日本推行宪兵警察制度，武装镇压不服从统治的朝鲜民众，并彻底扼杀朝鲜人的言论与结社自由。
面对残暴的日本官兵，朝鲜民众的抵抗情绪不断高涨，民族意识也随之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朝鲜民众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不断高涨，并在1919年1月高宗李熙暴毙后彻底爆发。2月以来，仅朝鲜半岛内部就举行集会1540余次，约200万民众参加，各种独立宣言书鲜明地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与国际社会表明了朝鲜人的独立意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己未独立宣言》在起始之处便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仗半万年历史之权威作此宣言，合二千万民众之忠诚作此布明，为民族恒久如一之自由发展作此主张。”据此，该时期朝鲜半岛的“二千万民众”已然蜕变为具有半万年历史的同一民族。
经过上述“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半岛的“单一民族”意识渐趋稳固。
1922年的《东亚日报》中赫然刊载，“拥有半万年历史的朝鲜民族，在同一领土中，不染外族的杂血，衍生成二千万兄弟，这是明确的事实”。“在名为檀君的始祖之下，其根本相同，在朝鲜人的公称之下，其姓名也相同。”至20世纪30年代，“朝鲜民族在血统、文化上是非常单一的民族，已是所有朝鲜人都周知并深信的事实”。
此间，日本殖民统治者同样意识到朝鲜半岛存在着“单一的朝鲜民族”的观念，并判断该民族精神会让他们愈发希望摆脱他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与社会。
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虽表面推行“文化政治”，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朝鲜人言论自由，但实则大力调查、研究朝鲜的历史文化，并推行皇国臣民化教育政策，
试图通过重塑朝鲜民众的精神世界，彻底同化、抹杀朝鲜半岛上民族的存在。
根据日本御用学者的研究，朝鲜民族的始祖檀君或与日本皇室始祖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为同一人物，日本人与朝鲜人不仅语言、风俗、信仰等相近，更是同祖同源的亲戚。亦有质疑神代史的日本学者指出，由于《三国志·魏书》和北朝的《魏书》中均没有檀君的相关记录，因此“檀君”并非史实，仅是高丽时期一介僧侣捏造的神话。不仅如此，日本学者编纂的朝鲜历史中充斥着他律性、停滞性与分裂性，强调朝鲜无法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并且试图给朝鲜人冠以模仿性、怯懦性、依赖性、利己性等种种恶劣特征，以反证日本殖民统治的合理性。
这一系列的殖民论调，进一步激发了朝鲜民族主义学者研究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
崔南善主张当前朝鲜人的唯一要务是“一心一意”地“完成最近发现的民族”。而“完成民族”的重心则在于檀君。为此，他主张使用“壇君”取代“檀君”，以驳斥日本学者的“檀君僧造论”。不仅如此，崔南善发掘檀君朝鲜的文化意义，认为檀君朝鲜不仅是朝鲜民族的起源，更是东方文化的渊源。同时期的申采浩将历史定义为“我”与“非我”斗争的记录，认为朝鲜史应记录“朝鲜民族”与他族斗争的历史，而“朝鲜民族”能够战胜他族的历史根源在于“大壇君朝鲜”时期已展现出雄浑之状。他相继撰写《朝鲜上古史》(1931)与《朝鲜上古文化史》(1931)与《朝鲜上古文化史》(1931)，建构出异常强盛的朝鲜上古史体系。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朝鲜民族主义学者进而倡导“从各个方面研究朝鲜”，“阐明朝鲜固有的东西，并将其学术体系化”，以抵抗日本的文化殖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开始出现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学者，尝试从客观的视角审视檀君神话与民族问题。
作为朝鲜半岛践行唯物史观的第一人，白南云在其著述《朝鲜社会经济史》（1933）中，批判上述民族主义史学家的檀君研究为
“幻想性的檀君论”
，指出檀君神话仅是世人窥知原始社会形态的资料。同时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锋金明植也明确指出，
“朝鲜民族”并非纯粹的单一民族，而是“满洲”的几个民族和汉族、蒙古族的混合体。
（三）
大韩民国初期“单一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无条件投降，让朝鲜半岛迎来了独立的曙光。在美国呼吁并支援独立运动多年的李承晚于同年10月回到朝鲜半岛，并迅速获得了以韩国民主党为首的右翼势力的支持。
最终，朝鲜半岛南部在右翼势力“先独立、后统一”的号召下，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当选首届总统。
为了与朝鲜的国名进行区分，1950年，韩国国务院明令禁止使用“朝鲜”一词，并规定“大韩民国”仅可被简称为“大韩”或“韩国”，也因此，“朝鲜民族”在韩国开始被称呼为“韩民族”。
李承晚上任不久，即提出
“一民主义”
理念，
通过强调“韩民族”同血统、共命运的关系，树立“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信念，以消除由于观念、区域、贫富、男女之别而产生的分歧，缓和建国初期政治与社会混乱的局面。
为普及“一民主义”，李承晚不仅将其确立为立国方针，并设立一民主义普及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理念，试图将其转变为全民的信条。
然而，1960年“四一九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李承晚及其所属政党的统治。此后当选国务总理的张勉，因领导能力欠佳，招致社会再次陷入混乱。早已预谋夺权的朴正熙于次年5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长达18年的独裁统治。
朴正熙为建构自身统治的合理性，把政变之前韩国的状况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借此将“五一六军事政变”定义为“一次把民族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的历史性行动”
。他试图将军事政变发展为国家的革命，为此倡导民族正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并
将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缺乏民族意识”，即缺乏一种“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
朴正熙再次试图发动韩国“民族”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更
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目的
。他号召，“即使在经济活动上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时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人民（韩语原文是‘民族’）的共同命运，不断提高和履行经济爱国主义。一个人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意识和他的经济爱国主义应当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现出来”。
“单一民族”意识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被再次固化。1972年，朴正熙推行“维新体制”以来，在中小学确立开展“有国籍的教育”的方针，通过强化本国历史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以发掘民族建设经济的潜力。
小学六年级的韩国史教科书对于韩国民族的来历进行了浅显易懂的叙述：“
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维持了比较纯粹的血脉
。……我们的语言中也混入了其他民族的语言，但都已转化为我们语言的属性，被吸收为我们的语言。……因此，我们民族的血脉纯粹，使用同一种语言，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对抗外敌，保卫自己。”
朴正熙执政以来，韩国经济实现GDP年均9%的增长，至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一举创造“汉江奇迹”。此间，韩国民众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随着经济的腾飞而不断增强，作为“单一民族”的自豪感让民族共同体变得格外稳固。
当1997年韩国政府深陷外汇危机之时，韩国民众自发献出总计227吨的黄金首饰、金制纪念品和金制用品，以帮助国家偿还外债。虽然“全民献金运动”未能从实质上扭转韩国金融危机的局面，但“单一民族”观念所爆发的力量让世界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