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之陈翰伯：商务120年，史料令人心痛
文 | 李辉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横空出世。
创建之初商务印书馆的照相制版车间。
1932年一月，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期间，日本飞机把商务印书馆炸毁，巴金的小说手稿等都毁于一旦。之后，巴金发愤重写。
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岁了。自一八九七年创办迄今，商务印书馆完全可以视为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完美代表，在众多读者心目中，高山仰止！
一百二十年前，只有二十五岁的夏瑞安，敏感地感受到近代出版业的开风气之先，创办商务印书馆。也在这一年，生于一八六七年的张元济，与夏瑞安一样具有敏感性，三十岁的他创办西学堂，并有建立图书馆的构想。
四年后，一九〇一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三年，张元济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严复等人的翻译引进西方之风。随后，一九〇九年，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资料室命名为涵芬楼。将近一百一十年的涵芬楼，如今，就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大门旁边，每日恭候读者走进走出。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之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
张元济书写对联。
《书卷中岁月悠长》作者汪凌，2001年采访张元济的公子张树年先生。
二〇〇〇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前十本均为我写。仿佛巧合，后面的聚焦书系，开始请其他作者撰写，第十一本画传就是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至今我依然喜欢这个书名。作者汪凌是我同学陈思和的学生，她喜欢阅读，喜欢出版，喜欢写作，来到北京我们得以相识。
我请她可否写写张元济，她十分乐意。那些日子，她前往上海，拜访张元济公子张树年，听他讲述父亲的故事，并为该书提供大量历史照片。在这些老照片中，百年历史由此铺展开来。
张元济先生我们当然无缘相见。八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些场合，偶尔相见的是陈翰伯先生。他于一九五八年调至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时年四十四岁。
陈翰伯。
陈翰伯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陈翰伯文集》书影。
主政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同样是一位著名出版家。在熟悉的一些老人那里，我时常听到他们对这位著名出版家的赞誉与钦佩。 没有想到，机缘巧合，九十年代初，潘家园旧货市场起步之际，一位熟悉的摊主朋友送我陈翰伯写于“文革”中的一部分检讨交代。
在我整理出版《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全纪录》之后，这位朋友把陈翰伯的全部交代整理出来，寄给我，询问可否出版，并希望我来写序。这些交代材料，必须征得家属同意，当时我无联系，只好放弃。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文革”之前，陈翰伯已从商务印书馆调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文革”爆发，陈翰伯当然难逃厄运。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上登载一整版的署名文章，对陈翰伯进行点名批判，将其与“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并列，批判陈翰伯借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之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陈翰伯在被批斗期间，曾挨打，罚跪，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押在卡车上示众。 陈翰伯还被商务印书馆的造反派扣押到出版社，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他的这批交代材料，写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两年之间。
找出陈翰伯满纸交代，笔迹工工整整却依然清晰。故纸堆把一个时代的前前后后紧紧裹在一起，一个人的生命，也被无情地紧紧裹住。岁月不断发酵。人的风光与卑微，人的欢喜与忧愁，在故纸堆里到底被酿成了什么，竟无法静下心来仔细琢磨。读它们，惟有心痛难已。
下面这份《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写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陈翰伯交代自己从燕京大学开始至一九四八年经历的一些事件。
第一件发生于一九三五年年底“一二九运动”期间。
1980年，陈翰伯访问美国与斯诺夫人重逢。
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他们授课的是斯诺。这一年，我所熟悉的萧乾已经毕业，经沈从文推荐，接替沈从文到天津《大公报》编辑副刊。在写萧乾传期间，萧乾叙述斯诺如何告诉学生如何写好特写，而不是简单的新闻。陈翰伯也是在此期间，与斯诺夫妇建立友谊。斯诺一九三六年独自前往陕北归来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之后，陈翰伯于一九三七年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前往延安采访，并做翻译。时隔多年之后，陈翰伯于一九八〇年访问美国，与尼姆重逢。
陈翰伯交代材料目录之一。
陈翰伯交代材料目录之二。
陈翰伯交代材料目录之三。
在这份交代中，陈翰伯回忆王汝梅等七人的被捕过程：
1、王汝梅等七人被捕，一九三六年三月卅一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曾集中在北京大学三院为一死难中学生郭清举行追悼会，会后抬棺游行。燕京大学有同学五六十人参加。是日上午十点以后，抬棺游行开始时，立即遭到反动警察冲击。在燕京大学同学中，有七人被捕，计为王汝梅（后改名为黄华，现在外交部工作）、王永琪（后改名为王明远，现在农业大学工作）、柯家龙（解放后在国际新闻局工作，不记得是哪年因反革命案件被我逮捕）、余梦燕（女，后无消息）、麦佳曾（女，后无消息）、肖庆萱（女，后无消息）。还有一个女同学，我已想不起来了。这七个人是同时在大街上被捕的。我们把这次事件叫做“三三一事件”。以后七人均陆续放出。
那天我没有参加游行。学生会几个负责人指定我担任留守。在清华大学，担任留守的是王永兴（又名黄刊，在太原某一师范学院工作）。
除上述几人知道这个“三三一事件”之外，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有龚普生（女，现在外交部工作）、龚维航（女，后改名为龚澎，同上）、刘克夷（后改名为刘柯，现在外国语学院工作）等人。
《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书影。
1971年，黄华与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开怀大笑，成为经典照片。
外交家乔冠华、龚澎夫妇。
外交家章汉夫龚普生夫妇。
陈翰伯提到的王汝梅，就是后来的著名外交家黄华。他提到的龚普生、龚澎，恰好是姐妹俩，后来也是著名外交家。龚普生嫁给章汉夫，一九五〇年章汉夫就任外交副部长。“文革”期间，章汉夫受到批判，关押于秦城监狱，一九七二年含冤而逝。龚澎嫁给乔冠华。一九七一年，中国重逢联合国，黄华与乔冠华出席大会，两人这张开怀大笑的照片，成为经典。
《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的第五件，也是最后一件，谈一九四八年姚溱在上海的被捕：
陈翰伯交代材料《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之一。谈到黄华等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的被捕等。
陈翰伯交代材料《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谈到1948年姚溱上海被捕一事之一。
陈翰伯交代材料《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谈到1948年姚溱上海被捕一事之二。
5、姚溱被捕 姚溱曾经是我的党组织的上级领导人。他被捕时，已不领导我。领导我的人是陈虞荪（现在上海文汇报社工作）。
姚溱是专做党的工作的。他有一个职业掩护是《中国建设》杂志。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叫高祖文（十余年前在国务院资料室工作）。他知道姚溱被捕事。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金仲华（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拿了一份英文报纸给我看。报上刊出一段消息说是在威海卫路有一个姓姚的人跳楼自杀，跳下时砸伤了一个三轮车工人。金仲华说威海卫路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他说姚溱曾经约定要来找他，但是没有来。因此，金仲华猜测姚溱可能是被捕了。
我和金仲华立刻去通知与姚溱有关的人，注意警戒。姚溱的老婆韩进（现在旧中宣部工作），也到《中国建设》编辑部去打听，说是已有三四天没有回家了。至此，我们断定姚溱已被捕。
解放以后，我听冯宾符告诉过我姚溱被捕的情节：姚溱曾在苏北解放区工作过，后来被派到上海来。从前和姚同属一个支部的一个叫黄特的人已经叛变。此人在上海发现姚溱后已跟踪几天。大约在十月十日，黄特在马路上把姚溱抓进一辆汽车里去。黄把姚带到威海卫路特务机关。姚对黄说：“我今天落到你手里，你去拿纸笔来，我来写。”黄转身出去拿纸，姚溱就从楼上跳了下来，正好砸在一个三轮车工人身上。姚和那个工人都受了伤。姚溱没有能够跑脱。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当伪代总统时，为了假装有“诚意”，在上海释放了几个人，其中有姚溱。
可以证明此事的，除上面提及的之外，还有陈虞荪、郑森禹、王纪华、宦乡等人。
陈翰伯
1968年1月17日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1966年7月23日自杀身亡。
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这份交代写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在此之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已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自杀身亡。交代中提到的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不到三个月，四月三日在家里书房上吊自杀。当年上大学时，读巴金所写《怀念金仲华同志》，略有了解。一份交代，引发出这些难以接受的事实，怎能不让人心痛？一个时代的诸多精英，却被一瞬间的狂风暴雨席卷飘零，留下多少悲凉与感叹。
除了这些历史经历之外，陈翰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也在交代之列。譬如，六十年代极力主张的商务印书馆灰皮书发行工作，备受批判，令其写交代。
1966年9月8日勒令陈翰伯再次交代发行问题。
陈翰伯交代材料中关于对他的发行计划费用的说明。
陈翰伯交代商务印书馆自办发行的材料第5页。
陈翰伯交代商务印书馆自办发行的材料第6页。
陈翰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在揭发张洪达的材料中，就发行问题这样写道：
在灰皮书的发行工作上，张洪达曾草拟过一个详细办法。也许这是阎王殿开会的结果，也许是张洪达自己的主张。我记不清楚了。
缩小而又扩大，到底扩大到什么程度了，我没有检查过。我的思想是赞成扩大的。
在宣传广告工作上，每次登报我都看过，所以仍然由我负责。有一本工具书书目，是发行科办的。我曾请各编辑组审查，我未审阅。每年年初出的书目，主要是由我抓的。
到阎王殿去开会，最初是我带张洪达去的。以后专门谈发行问题时，他也单独去过几次。去了这么几次，包之静冯修蕙就很“赏识”他。所以以后办内部书店时，他们就非调张洪达不可（详见我的交代材料）。在办内部书店时，我正在文化部参加假整风，没有见过张洪达。内部书店开始营业后，张曾托我向冯修蕙说一声，他可以回馆工作了。
自此以后，我没有再和张洪达谈过发行工作。我到南方去了。等我一回来，他又参加四清去了。
张洪达在支部内还曾分工管过共青团的工作。关于这方面，要请团支部揭发。
我是把张洪达看作一个得力助手的。他的反动积极性是很高的，贯彻我的意图也非常坚决。我信任他，而且想提拔他，这是我在笼络干部。我已经篡夺了整个商务印书馆的领导权，我还想在各个部门派定“忠实”助手，以便巩固我的“权势”。这是我的罪行。
陈翰伯
1966年8月31日
陈翰伯不会想到，就在他写这份交代的同时，八月三十日，中国妇联的文革委员会的办公室致信商务印书馆文革委员会，要求对方“勒令”陈翰伯配合调查夫人卢琼英的各项情况。来函如下：
全国妇联来函之一。
全国妇联来函之二。
商务印书馆
文革委员会：
你处揪出的反革命分子陈翰伯的老婆卢琼英是《中国妇女》杂志社前任副社长兼外文刊物英文版《中国妇女》总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揭发了她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现在我们请你们协助，勒令陈翰伯交待他和卢在政治上的联系，卢历史情况、入党情况和入党后的活动情况等。
我们具体想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在政治上，陈和卢的反党活动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和卢有些什么阴谋活动？
卢琼英的家庭情况？历史情况？卢怎样和陈结婚的？
抗日战争以后，卢是怎样经西安到延安的？卢是怎样入党的？入党后又怎样从延安到白区？组织关系是怎样转的？以后组织联系情况怎样？（交待时间、地点、联系人、证明人）
从1942年到解放，卢的组织关系是谁负责联系？给卢的任务是什么？
卢到上海美国新闻处当翻译是哪一年，有多长时间？怎样去的？有无党的指示？当时组织上的联系人是谁？后来又怎样离开的？这一段卢政治表现如何？
卢琼英在上海美国新闻处时，怎样分得日本人房子的？以后如何处理的？
希望最近能将陈翰伯交待的以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全国妇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公章）
30/8
这封公函上，商务印书馆某位文革委员会负责人9月3日作出批示，签名无法辨认：
请蒋宝恩同志与陈谈，要其交待。XXX 66/9/3
下面这封两页纸的请示信，没有注明年份，但参照其他材料，猜测应是写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当时在“牛棚”里的陈翰伯，致信商务印书馆革委会。
陈翰伯写给革委会的信之一。
陈翰伯写给革委会的信之二。
黄国萍并转革委会：
十月六日李主恩通知集中学习人员，以后我可以在星期六、日两天回家。我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安排，并将努力体会这种安排的精神，作进一步的反省和检查。
上星期六、日，我没有回家。
我家几个门上、窗上还贴有封条，衣箱上也贴有封条，几个家具上还贴有“国家财产不许乱动”字样。我自己不便把这些封条揭下。能否请革委会派人给揭下来，并请对我同住的肖凡家，说明这是组织上同意揭下的。当然也要说明我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仍要请他们加以监督。
有几把门上和箱子上的钥匙能否发还给我。
我老婆卢琼英是否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能否请革委会打电话问问中国妇女杂志社的革委会，然后把情况告诉我，如果她能回家了，我准备从下星期起按时回去，按时回来；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
陈翰伯
十月十二日
文字简练而明确，一如以往文风。以带罪之身请示，行文不卑不亢。
在陈翰伯的这封请示信第一页上方，有用圆珠笔书写的这样一段话：“据中国妇女杂志社来电话，卢琼英暂时还不能回去，已通知陈本人。”
“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如信所言，陈翰伯不会独自一人去推开自己的家门。
陈翰伯终于挺了过来。“文革”结束，陈翰伯与几位老友一起，于一九七九年创办《读书》杂志，他所期待的“读书无禁区”，他所期待的出版繁荣，时代替换之际终于来到面前。
2014年纪念陈翰伯百年诞辰。
生于一九一四年的陈翰伯，一九八八年去世，仅仅七十四岁，走得太早。二〇一四年，陈翰伯百年诞辰，一场纪念活动是对他的最好缅怀。
书卷里岁月悠长！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历史，该有多少史料留待后人搜集整理，百年出版史，可以再多一些细节，多一些历史叙述，哪怕读来心痛。
历史，从来如此……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看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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