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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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民营经济“六维度”探究可否再进一步?——我的六点思考与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 公众号  ·  · 2025-03-06 17:02

正文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常修泽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9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991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现在《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进入二审阶段。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内部审议会议,预计后续在“两会”期间会有更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战略问题,十分重要。 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几点思考与建议,题目为《民营经济“六维度”探究可否再进一步?》,供讨论参考。


一、“战略立意”: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与把握


研究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要立足于国内现实, 特别是从“问题”出发。前一段,我们对国内存在的几个“软肋”,例如,预期不稳、 信心不足 、经济放缓、 失业较重 、部分资本外流等,作了论述,不再重复。


今天,我要补充的是, 我们的“立意”,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和把握。 研究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移向亚太“的新局势下,我们怎么办?


应对1 :“保”, 即保障国家的平安发展。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正是基于“保平安”的底层逻辑,昨日高层开会讨论“平安中国”,值得重视。


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平安发展的基点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伟力之基础在民众之中”。 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情况(包括机遇或风险),都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基于此,我建议明确提出:“人,不分体制;企,不分公、私”, 应从全民族凝聚这一层面思考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保平安的重要基础之一。


应对2:进,在国际层面,中国不仅要坚守既有成果,还需积极进取,特别是在新的国际变局下,中国应学习做一个“新秩序制定的参与者”。昨晚电视播放的“2.28白宫争吵”事件,引发了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虑。


当前,正处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调整之中,中国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参与者”之一,如何积极融入并发挥作用?是亟待谋划的问题。民营经济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新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中国致力于成为新秩序的参与者,我建议,将民营经济问题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挂钩”,这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应对3:创:即创新并彰显民营经济的威力。


去年我四下杭州,了解到那里有“六小龙”,包括宇树科技”、“游戏科学”、“强脑科技”、“云深处”、“群核科技”,特别是Deepseek(“深度求索”)。这些创新探索给我深刻启迪。今年1月上旬,应《浙江日报》访谈,基于调研我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全省推广‘求索模式’”(1月13日《浙江日报》公开发表,下图)。



未想到,春节(1月29日)期间,民营企业Deepseek(“深度求索”)火爆全球。这不仅是中国科技界的“技术创新”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界“制度创新”的光荣与骄傲,它为我们确立民营经济战略提供了新的启示。


总之,以“保”、“进”、“创” 应对全球变局,可否再从这一高度,来确立 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历程总结”:是否再“长”一点?不仅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而且反思建政以来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规律总结,我建议将“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一些,不限于1978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还应反思自1949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近年(例如2021、2022年),社会上出现了某些贬斥民营经济的言论和侵害民企产权的行为,引起人们忧虑。2020年5月,我在北京一报告中,对社会讲了一句:“不要吃着民营经济的饭,还要砸民营经济的锅”,后被摘出传到网上(见下图)。



此后,我进山区继续静悟,什么时候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什么时候又“砸民营经济的锅”?试图挖掘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一是,建政初期:《共同纲领》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其中,三个半是民营经济。二是60年代“三年困难、经济调整”时期。三是,因“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边缘”后的改革开放初期,都是“饿”的时候,讲“吃饭”。


什么时候又“砸民营经济的锅”?1958年,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但砸了民营经济体制的锅,而且砸了老百姓的铁锅;更严重的,十年“文革”时期,大家都知道的。这种遭遇,是否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时期有关?


理一理头绪:是否“饿”的时候讲“吃饭”;吃饱“撑”得头脑发胀的时候,就去“砸锅”?从路线看,是否正确的时候讲“吃饭”;错误(特别是左倾)的时候,就去“砸锅”?民营经济实际是一块“试金石”,“见一斑而窥全豹”,历史与现实都表明这一点。


三、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定位”:是否再“深”一点?不仅讲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既然是“制度的内在要素”,与执政的“经济基础”有什么内在联系?


2018年时领导人就讲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 ,即贡献超过50%的税收、创造了60%的GDP、贡献70%的创新成果以及提供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的企业数量占比。 七年过去,比重数据时多少了 ? 2024年未找全对应的数据,但从有关部门数据看,比重明显上升, 特别是在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3%,尤其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更超过94% 。


面对民营经济作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 如此增长的格局,我们是否研究一下 “内在要素”与执政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我在《包容性改革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书中,曾尝试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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