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的多元作用对比

不同于传统健康风险，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高度特殊性，信息和传播环境展现出普遍性、集中性、焦点性、不确定性等全新的特点（刘洋，2020）。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及其行为后果会因情境的特殊性而发生转变，因此基于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危机时期（贾哲敏，孟天广，2020）。新冠疫情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研究媒介的作用提供了自然实验条件。为此，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第一手的数据资料首先试图回答“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媒介使用是否有助于公众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还将进一步揭示媒介使用和预防行为之间的“黑匣子”，即媒介到底是如何影响公众预防行为的？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对武汉大学生的调研数据，考察他们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所获取的新冠疫情信息是否能够促进他们的预防行为；接着进一步分析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恐惧与感知严重性）是否在媒介使用和预防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并比较社交与权威两类媒体影响防疫行为的中介机制是否一致。本研究有以下创新：第一，通过定量分析探索媒介使用如何影响个体的防疫行为，弥补了目前国内缺少关于媒介在风险治理中作用的经验研究的不足。第二，同时考虑了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从而可以比较不同媒介对预防行为的效应。第三，更深入地探析了媒介使用与预防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除了考虑心理认知机制，还将“情感因素—恐惧”作为另一种间接路径纳入研究框架。

（一）媒介使用的差异性效果

由美国学者理查德·达夫特（Richard L. Daft）和罗伯特·格伦（Robert H. Lengel）提出的媒介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认为不同媒介所传递的信息的丰富程度（包括反馈及时性、多渠道提示、语言多样性及个人关注度四个标准）有所差异，因此使用不同媒介所产生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Daft & Lengel，1986）。差异性影响假设（differential impact hypothesis）（Snyder & Rouse，1995）同样涉及到不同媒介的差异性效果。它对娱乐媒体与新闻媒体进行区分，认为娱乐媒体中对于危机事件的呈现更为生动，对个体的风险感知更有影响力（Snyder & Rouse，1995）。在经验层面，学者从多个角度证实了不同的媒介类型所产生的差异性效果，例如对风险感知的影响（王丽丽，2016；王晓楠，周林意，2020）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卢春天，朱晓文，2016）。

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区隔，实现了“大众人际传播”（ma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这些平台既有来自权威机构的消息也有来自个体的信息，不同的社会成员或团体经常参与进这些消息的再生产与传播中（Walther & Valkenburg，2017）。由此，社交媒体形成了不同于权威媒体的舆论空间，一些对比研究也证实了这两种媒体在影响力上的差异。例如，Chang（2012）发现看电视越多的受众，对于禽流感的严重性认知水平越高，而浏览网络新闻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基于此，在本研究中，本文也将沿用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的两分类模式，并认为，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通过这两种媒体渠道获取的疫情信息可能会对人们的恐惧、感知严重性以及预防行为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二）媒介使用与预防行为

在传染病蔓延之际，采取有效的预防行为是最被期待的公众反应，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Ludolph，Schulz & Chen，2018）。在可能影响公众预防行为的众多因素中，媒介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从知识的角度看，媒介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对风险缺乏必要的了解被认为是造成人们不采取应对措施的主要原因（Seo，2019），而媒介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必要的疫情知识。此外，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认为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能够直接迅速地影响受众，不仅可以左右其态度，甚至可以支配其行为（Perse，2001：29）。虽然这种基于生物学中“刺激—反应”的皮下注射理论为现代学者所批评，但是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系统回顾，学者发现在危机情境如战争、灾难中，皮下注射理论的解释力仍旧存在（Perse，2001：80）。

关于媒介使用对公众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预防行为影响的经验研究并不多，且在不同的疾病情境与不同的国家中，研究结论有明显的差异。根据这些在其它疫情情境下的研究结果，本研究针对新冠疫情提出如下假设和问题：

H1a：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冠疫情信息对预防行为有正向作用。

H1b：通过权威媒体获取新冠疫情信息对预防行为有正向作用。

RQ1：通过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获取新冠疫情信息对预防行为的影响有差异吗？

（三）媒介使用、恐惧与感知严重性

有关风险感知的定义并未统一。有的学者仅强调了认知维度，因此将风险感知界定为“对某一决策结果所带来损失的主观评价”（Slovic，1987）。也有学者认为风险感知不仅包括认知反应，还应包括情感反应，并将风险感知界定为“人们对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情境或事件时的情感与认知反应”（Setbon，Raude，Fischler & Flahault，2005）。本文沿用后者的定义，认为恐惧与感知严重性都属于风险感知的范畴，分别代表情感和认知维度。

1.媒介使用与恐惧

传染病爆发属于负面事件，它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期的大规模感染和死亡，从而引发公众的负面情感如生气、担忧、恐惧（You，Joo，Park，Noh & Ju，2017）。在众多可能引发恐惧情感的因素中，媒介使用被认为是可能的影响因素之一，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权威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更可能引发恐慌。在疫情期特别是居家隔离期间，公众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情绪，一些负面经验被广泛地传播。

虽然针对中国台湾、香港及国外的研究显示权威媒体对于公众健康问题的报道会增加他们对经历相同问题的恐惧（Chang，2012；Fung，Namkoong & Brossard，2011），但在中国大陆，权威媒体承担着信息把关与舆论引导的功能，起到“定调”的作用。很多报道均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力图做到客观与理性（李晓静，2020）。白涛（2020）对《人民日报》疫情报道的文本倾向分析表明，在563篇报道中，“中性”报道数455篇（80.82%），正面报道105篇（18.56%），负面报道仅3篇。因此，对我国权威媒体的使用应该会帮助公众缓解内心的恐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冠疫情信息会增加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H2b：通过权威媒体获取新冠疫情信息会降低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2.媒介使用与感知严重性

感知严重性是指人们对疾病的严重性或危害性的认识与主观判断，代表着人们对风险信息的认知反应（Witte，1992）。针对不同媒体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表明了媒介使用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风险认知水平。通过分析来自688名韩国人的调查数据，学者发现社交媒体中癌症信息接触与个体对癌症的风险认知正向相关（Yoo，Paek & Hove，2020）。在非社交媒体的研究中，冯强（2014）针对食品安全的调研表明电视使用时间显著地影响了人们的感知严重性水平。在一系列针对MERS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在社交媒体中接触与MERS相关的信息会显著地提升个体的风险认知水平（Choi，Yoo，Noh & Park，2017；Yoo，Choi & Park，2016）。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和问题：

H3a：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疫情信息对感知严重性有正向作用。

H3b：通过权威媒体了解疫情信息对感知严重性有正向作用。

RQ3：通过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了解疫情信息对感知严重性的影响有差异吗？

3.恐惧与感知严重性

恐惧和感知严重性分别代表了风险感知的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虽然这两个维度的因果方向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但已有经验研究倾向于将情感放在因的位置（Paek，Oh & Hove，2016；Oh，Lee & Han，2020）。这些研究基于风险感假说（risk-as-feeling hypothesis）（Loewenstein，Weber，Hsee & Welch，2001）以及情感启发理论（affect heuristic）（Slovic，Finucane，Peter & MacGregor，2007），认为人们在做出判断时会受情绪影响。在接触信息时，情感反应是自发的、迅速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人们依赖于这些情感来做出下一步的反应或判断，正面情绪会使人低估风险，而负面情绪会使人高估风险（Slovic，Finucane，Peters & Macgregor，2007）。学者针对H1N1（禽流感）、疯牛病和癌症的研究一致支持恐惧对风险认知的正向作用（Oh，Paek & Hove，2015；Paek，Oh & Hove，2016）。樊博等（2017）针对雾霾的研究表明，公众的负面情绪对风险认知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最近一项针对MERS的研究也发现受访者对于MERS的恐惧非常显著地提升了个体层次的风险认知水平（Oh，Lee & Han，2020）。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会正向影响到感知严重性。

（四）感知严重性与行为

健康行为理论例如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Rogers，1975）和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Witte，1992），都将感知严重性视为影响人们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这些理论指出，人们通过参与到预防行为中来降低风险感，对风险的认知是人们采取后续行动的必要条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些理论，例如，Bish和Miche（2010）对与SARS、H5N1和H1N1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发现感知严重性是人们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原因，人们越是认为某类疾病对身体危害大，就越有可能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感染。针对其他传染病如MERS的研究也有相同发现（Yoo，Choi & Park，2016；Oh，Lee & Han，2020）。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感知严重性会正向影响人们的预防行为。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源自我们于2020年5月对武汉大学生收集的第一手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保证问卷质量，我们首先对30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疫情期他们的媒介使用和预防情况。根据访谈结果和已有文献，我们设计了本研究的问卷并对30名大学生进行了预调查。根据对预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对问卷中测量学表现不理想的条目进行了删减和修订，形成了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除了人口学特征属性的相关变量外，主要包括新冠疫情严峻期的三部分内容：媒介使用情况、疫情期的经历（自身或家人是否被感染、所在地管控程度等）、预防行为以及对疫情的认知与感受。正式调查于2020年5月20日至5月27日，通过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发放问卷。我们采用方便抽样方法，由任课老师或者辅导员在课程群中转发网上问卷，并邀请选课学生作答。在收集工作完成后，为保证问卷质量，我们根据三个标准来筛选无效问卷：答案时间过短、答案相互冲突以及全部同一选项（牛静，孟筱筱，2019）。最终的有效问卷为446份。

（二）变量与测量

1.媒介使用

根据对学生的访谈和预调查，我们发现他们都不使用报纸、广播、杂志来获取疫情信息，微信与微博被频繁提及（30/30），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通过电视新闻来了解疫情信息（16/30）。因而我们在正式问卷中将广播、杂志以及报纸从选项中剔除。同时我们还参考了贾哲敏和孟天广（2020）、张克旭（2020）的研究以及由马德勇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中的媒介测量方法，最终确定测量媒介使用的题项为“国内疫情严峻期（武汉封城、各地区实施严格的联防联控措施阶段，约1月底到3月初），您通过下列平台了解疫情的频繁程度：（1）中央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人民网等）；（2）地方媒体（地方电视台、地方报纸）；（3）商业新闻媒体（人物周刊、南都、澎湃、财新等）；（4）微信订阅号；（5）微信朋友圈；（6）微博”。频繁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来测量：1=几乎不，2=每周1~2次，3=每周3~4次，4=几乎每天都，5=每天多次。对该量表基于两个因子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前三个条目在两个因子的负荷上偏向于因子1，而后三个条目更偏向因子2（见表1），且KMO值为0.721，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60%。我们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权威媒体使用与社交媒体使用。

2.预防行为

对预防行为的测量参考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公众个人预防指南以及相关文献中对类似传染病防护行为的测量（Oh，Lee & Han，2020；Seo，2019）。受访者被问及“您在多大程度上有如下行为”，包括了四个题项：（1）外出时佩戴口罩；（2）频繁地清洗双手；（3）开窗通风；（4）及时消毒。每个题项对应5个选项，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赋分1到5。

3.恐惧

参考Chae和Lee（2019）以及Paek、Oh和Hove（2016）的研究，量表共包括了四个题项：（1）恐惧；（2）担心；（3）害怕；（4）焦虑。选项同样采用五级测量，从“几乎没有”到“总是”依次赋分1到5。

4.感知严重性

参考Jang和Park（2018）的研究，量表包括四个题项：（1）我认为新冠肺炎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2）我认为新冠肺炎对健康有不利影响；（3）我认为新冠肺炎对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4）我认为新冠肺炎是一种严重疾病。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分1到5。

5.控制变量：人口学变量与疫情期经历

人口学变量包括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阶段、专业、父母教育等。疫情期经历变量包括：疫情期所在地域、居住场所、自身是否被感染、家人/亲朋好友/熟人是否被感染、所在地管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其中疫情期所在地域分为三类，武汉、湖北省内（武汉除外）以及非湖北省；居住场所分为学校宿舍、农村/乡镇家里和城市/县城家里；对所在地管控严格程度的主观评价，从“很不严格”到“很严格”依次赋分1到5。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情况如下（N=446）：男性155人（34.74%），女性291人（65.25%）。受访者中的绝大部分都处于大学本科阶段（92.15%），年龄在18岁到31岁之间（M=20.87，SD=1.71）。受访者中有46人（10.31%）在武汉度过此次疫情，131人（29.37%）在除武汉外的湖北地区，269人（60.31%）在湖北省外；6人在学校居住，145人（32.51%）在农村/乡镇居住，295人（66.14%）在城市/县城家中。仅有1人经历了自身被感染的情况，有28人（6.28%）经历了身边人被感染的情况。对于所在地管控程度的主观评价：仅1人认为管控很不严格，16人（3.36%）认为不太严格，77人（17.26%）认为一般，198人（44.39%）认为比较严格，155人（34.75%）认为很严格。

（三）分析方法

描述性统计分析在Stata15.1完成，而对图1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估和假设检验在Mplus7.4中实现。对模型的估计采用最大似然法，并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估分为两步：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我们从以下5个指标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评估（Hair，Black，Babin & Anderson，2010；Hu & Bentler，1999）：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χ^2/df小于3），CFI（大于0.9），TFI（大于0.9），RMSEA（小于0.8），SRMR（小于0.8）。

（一）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包含了社交媒体使用、权威媒体使用、感知严重性、恐惧以及预防行为5个潜变量以及18个观测变量。评价该模型的主要标准是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聚合效度由因子荷载与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两个指标来评估，要求因子荷载大于0.6、AVE大于0.5（Fornell & Larcker，1981；Hair，Black，Babin & Anderson，2010）。如表2所示，全部因子荷载均超过0.6。虽然权威媒介使用和社交媒体使用的AVE并没有达到0.5的标准，但Fornell和Larcker（1981）认为0.5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在AVE略小于0.5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超过0.6时，该量表仍可以被认为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可以看到这两个量表的CR值均超过了0.6。这些结果表明五个量表在聚合效度上均表现良好。量表信度根据CR和Cronbach’s α的值来评价。从表2可知，全部量表的CR在0.682到0.907之间，Cronbach’s α在0.626到0.917之间，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Hair，Black，Babin & Anderson，2010）。

区分效度的结果如表3所示，量表的AVE值平方根大于对角线外的相关系数，表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良好：χ^2/df=2.13（254.22/119），CFI=0.959，TLI=0.947，RMSEA=0.050，SRMR=0.044。

（二）结构模型

在用结构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时，我们加入了性别、居住场所、所在地区、周围人是否被感染以及管控严格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在类似传染病背景下的研究中，这些变量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心态和行为的重要变量（Yoo，Choi & Park，2016）。整体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如下：χ^2/df=2.41（507.638/211），CFI=0.913，TLI=0.893，RMSEA=0.056，SRMR=0.075。整体来看，模型拟合度良好，对于预防行为的解释力为R2=29.4%。

1.直接效应检验与系数比较

图2展示了标准化路径系数。首先，权威媒体使用对预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B=0.222，p<0.01）；但从社交媒体中了解疫情信息对预防行为并无显著直接影响。仅H1b获得支持。其次，社交媒体使用正向作用于恐惧（B=0.315，p<0.001），H2a得到验证；权威媒体对于恐惧既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没有正向影响，H2b没有得到支持。第三，社交媒体对于感知严重性的影响不显著，而权威媒体使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到感知严重性（B=0.171，p<0.001），仅H3b得到验证。最后，恐惧对感知严重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B=0.176，p<0.001），感知严重性对预防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B=0.208，p<0.001），H4与H5均得到了支持。

随后，我们对路径系数进行了Wald检验以确定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对于恐惧、感知严重性以及行为的影响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对感知严重性与行为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Wald test=4.523，p<0.05；Wald test=4.237，p<0.05），而对恐惧的影响差异在0.1的水平上显著（Wald test=3.411，p=0.065）。

2.中介效应检验

我们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因其估计的准确性，这种方法为学者所推荐（方杰、温忠麟，2018）。Bootstrap重复抽样次数设置为10000，并用估计值序列的第2.5百分位和第97.5百分位数来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该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间接效应显著（见表4）。

根据表4所示，社交媒体的链式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社交媒体→恐惧→感知严重性→预防行为（B=0.012，CI=0.004，0.029），表明恐惧和感知严重性在社交媒体使用和预防行为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权威媒体通过感知严重性影响预防行为的间接效应路径亦不包含0（B=0.035，CI=0.014，0.073），可以认为感知严重性在权威媒体使用与预防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值为13.5%（0.035/0.259）。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介检验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把总效应显著作为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建议使用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的说法（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因此我们仅汇报间接效应的显著性，而不再强调部分或全部中介。

在现代社会，多数公众通过信息系统产生对风险的感知，而媒介是核心的信息传播介质，在风险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Seo，2019；殷俊，胡登全，邓若伊，2014）。尽管学者对此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我们既不了解在危机时期人们多大程度上会受媒体信息的影响，也不了解不同类型媒体的作用是否有所差异。新冠疫情为回答该问题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条件。在此情境下，本文综合传播效果研究与健康行为理论，对比了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对大众的恐惧、感知严重性与预防行为的不同影响，并进一步探索恐惧与感知严重性是否能够解释媒介使用对于预防行为的影响。下面是对本研究主要发现的总结和讨论。

第一，本文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了解疫情信息会对受众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产生差异性的影响。社交媒体使用对恐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权威媒体使用显著地正向影响感知严重性；社交媒体使用对于预防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但权威媒体使用能直接促进人们的预防行为。这些差异性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两种媒介在信息质量、来源、报道框架、风格等方面的区别。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引发人们较多的感性反应，这可能与社交媒体上的个人化、情绪化的表达，以及可能出现偏颇性的信息相关。而来自权威媒体的疫情信息显然要更为中立与客观（白涛，2020），进而有助于公众做出理性判断。

在对预防行为的影响强度上，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别。原因可能在于社交媒体上信息源鱼龙混杂，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权威媒体的信息质量则更占优势，高质量的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了解风险问题、进行风险应对（李祎惟，郭羽，2020）。另外，媒体报道对于公众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除了使用频率以外，信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王晓楠，周林意，2020）。目前来看，人们对于权威媒体的信任度显然超过了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贾哲敏，孟天广，2020；章燕等，2020），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交媒体在促进预防行为上作用不及权威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大量权威媒体借助社交平台来进行内容发布与传播，因此基于平台的分类无法实现对信息源的区分。未来的研究在考虑媒介渠道的多元性时，还应进一步区分信息源与内容性质，从而更准确的理解传播效果。

第二，本文揭示了在疫情期媒介使用影响预防行为的可能机制。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权威媒体均可通过影响公众的情感或者认知进而影响其预防行为，虽然两种媒介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在社交媒体与预防行为之间，负面情绪起着一定的作用。越多的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疫情，越有可能激发出人们的恐惧感，从而更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进而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通过探究恐惧与感知严重性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风险感知的研究成果，不仅验证了风险事件的情感反应与人们对风险的主观判断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说明情感启发理论（Slovic，Finucane，Peters & Macgregor，2007）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也是适用的。该理论提出情感是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积极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低估风险，消极情绪则强化危机感。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来看，情感与认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截面数据仅能验证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第三个发现是，相对于间接效应，权威媒体对预防行为具有较强的直接解释力。这也支持了柏斯的观点，即在危机情境中，基于传统皮下注射理论的直接效应模型解释力增强（Perse，2001：80），受众较为一致地对媒介内容产生行为响应。在以往的风险传播效果文献中，不少学者将侧重点放在对间接效应的探索上并发现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以间接效应为主（Chae & Lee，2019；Oh，Lee & Han，2020；Yoo，Paek & Hove，2020）。由此，我们的发现佐证了传播效果的情境敏感性，伴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媒介使用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逻辑。

本文将危机时期的媒介效果研究置于更为一般化的知识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辨析了基于西方语境的风险研究与健康行为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其确定了社交媒体和权威媒体在风险治理中的互补性作用，探究了媒介通过影响受众的情绪与认知，进而促进预防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研究对风险传播效果的揭示，能够为风险事件报道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理解当前媒介生态以及如何优化风险传播路径提供了努力方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动员公众主动采取防疫行为将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介的作用，助力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整体性治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当然，这需要更大范围更具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用观察性数据来反映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并通过追踪调查对因果机制进行深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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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彤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