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旅行，也无非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人们为什么要抛下熟悉的一切，非要奔赴那令人断肠的远方？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2013年春末，去非洲之前的一天，我们到三里屯买一些路上送人的零碎东西。正是黄昏，下班的人流和逛街的人流交织，这种繁华颇有点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意思，而一个正在发传单的黑人青年突然映入眼帘，显得格外突兀。
他一个人站在某酒吧门口，既高且瘦，穿着印有酒吧LOGO的鲜亮T恤，十分显眼，又格外地形影相吊。一对情侣接过他发的传单，显然是觉得意外，看了他一眼，随即窃窃私语，脸露笑意。他则严肃地回望他们，似是威严又似是冷漠里夹杂着无奈，而我在不远处望着他，突然有一种“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即视感。
人生如逆旅。
长途旅行中也曾经涂抹过一些关于故乡、异乡的文字，总觉得意犹未尽。人们为什么要抛下熟悉的一切，非要奔赴那令人断肠的远方？
“下岗了，赚不到钱，听说谁谁谁在非洲发了，就这么出来了呗。”在纳米比亚和赞比亚边境小镇卡萨内开中国餐馆的大力哥如是说，“刚来的那段日子，咳，投亲靠友的，睡在人家客厅的地板上，还是赚不到钱，心里苦啊，想着自己干嘛要这么折腾。好在，都熬过来了。”
在卡萨内过境时，因为遇到纳米比亚公众假期，去往首都温得和克的巴士减少了班次，我们被迫在小镇滞留一晚。一头雾水地满街找旅馆时，邂逅了在此经商的刘星夫妻，被他们带到大力哥的餐馆吃晚饭，由此阴差阳错地撞进了小镇的中国人圈子。
小镇只有三四条主街，但扎根于此数年甚至十几年的中国商人足有几十个，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一家西班牙人经营的连锁大超市，中国人垄断了整个镇子的服装、日用品零售界。他们说：“当地人会在发薪日后的三天内，将月薪全部挥霍掉，然后靠吃野果为生。”所以那几天，超市也罢，餐馆也罢，都是人满为患。好似双十一的异国袖珍版。
觥筹交错间听到，每个人来纳米比亚都有个枝繁叶茂的故事，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讨生活，而故乡在时光的流逝中，却变成了叶公所好的那条龙，在记忆里熠熠生光，但真的回到那里又觉得陌生而茫然，大力哥说：“回吉林老家和朋友间也找不到什么话题，他们说的，我也渐渐没有了听的兴趣。”
“说想家吧，当然想，老家那么多好吃的，以前住过的房子，走过的巷子……在这边想着都觉得特别亲，”我的同乡小马感慨道，“可是一则现在家人都在这边了，二则每次回到老家，又觉得它已经不是我记忆里那样了，生活节奏那么快，物价那么贵，我熟悉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你说奇怪不奇怪，现在我也说不清了，老家和这里到底哪儿是我的家。”
在纳米比亚，平民可以持枪，除了定期聚餐，小镇上的中国人有时也会约在一起，驱车到四下无人的旷野里射击酒瓶。秋风秋草，枪声响起，比高尔夫更寂寥，也似乎更刺激。
在越南西贡（胡志明市），我们住在杜拉斯《情人》中提到的传统华人聚居区Cholon，偶然地邂逅了一位华裔摩托车夫。“你们是中国人吗？”他问。他是第二代移民，父母在抗战期间因为离乱而来到越南，他本人则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排华风潮。
“有钱人都走了，有的是自己走掉了，有的是被赶走的。嘿，你想离开越南，一个人还得交12两黄金呐。”他惆怅地感叹着，“在人家的地头上讨生活，可不就得忍呐。像我这样，走又没钱走，回中国又回不去——没有亲戚朋友，又没有本事啊，只能这么凑合熬着。”
第二天又碰到一位60岁左右的华裔刘老先生，他是来寻找初恋的。1975年4月30日凌晨，北越军队攻入西贡，美国使馆的院子里聚集了大约1000人，直升机停在使馆大楼的顶上，一架一架地装满人，飞走，飞来。最后院子里还剩下一半的人，飞机却再也没有来。天亮了，街上已经行走着北方的坦克。“我听说她一家坐美国飞机走了。”
刘先生那时在美国人办的中学读书，此后，他进了劳改营，一年后，他逃跑了，经过泰国，去了美国。在美国她却杳无音讯，自己也娶妻生子过了半生，“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了，回来看看能不能再联系上。”
那几年，不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真不能相信，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在古巴等待改革开放的前青岛国企职员、长居老挝倒卖山寨手机的东北商人、靠假结婚混迹巴西经营小旅馆的陕西大姐、在非洲漫长海岸线上冒着生命危险的广西淘金一族……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在他乡结成一个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华人小世界，一边恋恋思乡，一边把他乡生活成了故乡。
在古巴的孙先生把四个侄子都带了出来做生意，他坚信古巴要把中国走过的路重走一遍，就像穿越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他这次终于站在时代的潮头，一切都未卜先知，“现在临街的三层洋楼才几千美元一套，你们信吗？我将来是要做房地产的。我是要做大事的。”他说。尽管孙先生现在只开了一间小饰品商店，兼营美甲业务。
有的时候，人无非是时代大潮中的一叶孤舟，故乡、异乡都遥不可及。
而在很多国人或心甘情愿、或被迫奔赴天涯的同时，中国也真的是很多外国人向往的乐土。Daniel就很有代表性，他是澳大利亚人，在布里斯班从事了几年新闻工作，因为偶然的机会派驻中国，临到结束任期回国，他选择了辞职。
“比起北京，布里斯班实在是个小地方，过一年跟过一天没什么区别，”Daniel这样表示，“中国这么大，即使对于一个外国记者，能找到的工作机会、能遇到的有趣的事，也比在我家乡多得太多了，何况这儿的变化速度这么快，可以体验的、有待发现的东西这么多呐。”
在couchsurfing上结识的瑞典议员尼尔森也是“中国控”，每逢年中休假，必来中国住上一两个月。对他来说，“便宜”的物价，比如定制羊毛大衣、到私人诊所看牙，丰富的吃喝玩乐节目，对比北欧小城市的冷清，这里有热热闹闹的人。特别是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简直算是最大的吸引了，这微弱的不确定性让他上瘾。每次要离开中国，这哥们都照例感叹：“除了雾霾，我简直爱死中国了，要不是工作不许可，我愿意下半辈子都呆在中国。”
非洲人对来中国的渴望似乎更为强烈。说起来，我们在非洲游历的时间不算长，邂逅的人也不算多，但在有限的几个月里，无数人热烈地表达了对生活在中国这个“大金矿”的向往。
在埃及巴扎遇到的前中学物理老师、现职业服装贩子奥马尔热衷于打听广州和义乌哪里更能倒腾到便宜衣服，埃及什么土特产可能赢得中国市场的青睐。“那个马云，看上去那么猥琐，却那么有钱！”他咬牙切齿地说，当他说到中国商品不可思议的廉价，又两眼发光。说起埃及的工厂被中国廉价商品冲击，一家家倒闭，老板们早早关厂移民欧洲，他又叹息起来，露出“知识分子”的神色。那是在开罗的一家地下烟馆，不但可以抽烟，还可以喝到阿拉伯地区严禁的啤酒。
在坦桑尼亚我跟渔夫卓马等八个小伙子出海去捕鱼，卓马一再询问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怎么样，我报了个并不高的数额，他眼睛一亮，随即询问：“那么去中国最便宜的机票要多少钱”。卓马想把自己的破败祖宅改成民宿，为中国人提供海胆、海参、螃蟹、石斑鱼。所以他想到中国趸些东西回来卖，作为启动资金，并在中国学个厨艺。
学中文的摩洛哥少年关心懂中文的黑人能在中国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遇到的当地向导甚至追着我们探讨偷渡去中国的可能性。更离奇的是，不止一个在非洲旅行过的女性友人曾经被陌生的土著求婚，原因则无一例外又赤裸裸：即使收费假结婚也行，只要能让我呆在中国。
逆旅如人生。
所谓旅行，也无非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故乡、异乡只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置换，可能也只是一种心理感受。
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之向往的异乡，如同传说中“香格里拉”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似乎可以安住，可以“找到”心灵上的平和。其实它只是想象中的存在，很多人觉得它存在了，它于是乎也就是了，于是有了那些古镇、那些诗意、那些远方，可供消费。
而孟子等人所主张的“民贵君轻”，“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些，对于几千年来的中国读书人而言，圣贤书里讲的道理和现实相对，也是一个故乡。凡是回不去的地方，都是故乡。
本文全文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6年12月刊，转载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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