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排片不多，却是今年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历史题材」、「纪录片」，这些注定了它的冷门。导演方励做电影二十多年，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从第一次听到「里斯本丸」的故事，到把电影做出来的十年里，每多拼凑出一点当年的细节，他都觉得，这件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跟自己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发生在82年前的故事。1942年，1816名盟军战俘关押在拥挤闷热的船舱里，从香港运往日本，途中被美军鱼雷击中，船沉了，他们经历了极为灰暗的一天，先是逃生通道被日军用木板和帆布钉死，这些人想办法冲出船舱后，又经历了日军的射杀。幸运的是，一部分人被赶来的舟山渔民救起，而828个人和「里斯本丸」一起沉入了海底。他们的遗骸远离故土，在距离海面30米的地方静默至今。方励是理科生出身，专业方向包括海洋勘测。2002年的大连5.7空难，他成功打捞起了掉落在海里的黑匣子。2016年，出于好奇心，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找到并确认了沉在海底的「里斯本丸」。找到了物证，很自然地，他想到去纪录人证。9月，《人物》在方励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方励今年71岁，讲起话来依然激昂，充满活力。超过常人的精力是他的天赋，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持每天4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做科研，晚上做电影。2018年，为了探访当年沉船遇难者的后人，他跑到了英国，想要拍摄一部电视片，名字就叫《The 828 Unforgotten》。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方励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它关于人，关于人的情感，关于一千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在当年的访谈里，方励说，「我了解了他们，认识了他们，也无法再放下他们。」最终，它变成了一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方励找到了380多个盟军后人，两位幸存者，以及当事日军与美军的后人，在这些人离世之前，留住了无数珍贵的细节。这些人当年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后代又度过了怎样的生活，作为导演是如何打捞起这一切的，以下是方励的讲述——
「一个傻子的好奇心」
这部影片的起源是2014年，我跟韩寒合作《后会无期》。在东极岛坐船采风，船要开将近两个小时，我们都跑到顶层透气。那天天气很好，没事干瞎聊天。船老大就说，二战的时候，这附近有一艘日本军船被美军鱼雷击中，后来沉了，船上关押的战俘跳海，日军扫射，中国渔民去救援，就说这么个事。细节他也不知道，都是传说。我就很好奇。我这么熟悉历史，一千多个盟军战俘跳海，这个事这么大，中国渔民进场救了几百人，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可见这个历史被埋藏了多久。后来韩寒写了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底下死的是谁？不知道。下岛以后，我跟当地人求证，这事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2016年，我也没通知谁，自己闷头又去了东极岛，去找船。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意义，就是一个傻子的好奇心。利用海洋勘探的技术，我们在东极岛海域找到了一艘大型沉船。2017年，通过非常精细的声呐，我们得到了这艘沉船的三维影像，跟「里斯本丸」的图纸一模一样。找到船后，我找到一些媒体，请他们来见证。结果在海上啥也看不到，这些媒体人都晕船，被晃吐了。第二天我就说你们别去了，晕船晕成那样，他们就去采访了林阿根，回来跟我说采不出来什么东西，老人记忆力不行了。他是唯一还在的渔民亲历者，当时94了。我立刻意识到，人证快没了。亲历者快没了，我就想，拍个纪录片吧，毕竟物证找到了，船就是「里斯本丸」，在这儿趴着呢，谁也否定不了；人呢，不能老是历史学家写，我们也得记录一下。其实就想拍一个简单的片子。我计划是做一个电视片，跑一趟英国回来剪吧剪吧，铺点音乐，把字幕一翻译就行了。当年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机器筹备也是按电视片的规格准备的。2018年1月份，我先去了趟英国，找了一个军事顾问，也就是后来片子里出现的费少校。他当年的长官就是从「里斯本丸」上生还的战俘，也认识在英国调查过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做筹备。他主要帮我去跟战俘家属们对接，约时间。要不然我自己就算找到电话号码，也得解释半天；还有一些术语需要他来帮忙把握，毕竟是英文，别用错了，我就邀请他合作，一起来做这件事。当年4月份第一次去英国群访之前，我以为这一次就够了。第一个采的是丹尼斯·莫利，他当时是外界知道的唯一活着的幸存者，99岁，采完我还承诺，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我带着纪录片来，当作送他的生日礼物。还有一年半，我心想我能做不完吗？但后面不对了，采访到一半，我就觉得受不了。这个故事太动人、太让人心碎了。不是历史信息，而是一家一家人的情感。这才一二十家就如此有冲击力，后面还有1800多个，不知道还有什么故事，就想去挖。那种感觉，就像看到矿脉了。罗恩·布鲁克斯是我们第一批采访的。他当时83岁，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父亲是当年「里斯本丸」828个遇难者之一。他的故事是当时让我印象非常深的。罗恩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5岁，战争爆发，他和哥哥、母亲被疏散到墨尔本，父亲查尔斯被留下来继续驻留香港。他还记得离开香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坐的是一辆有帆布顶的军用卡车。当时书信传递的时间都很长，查尔斯已经在「里斯本丸」上遇难很久，他在香港被俘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才寄到家中。这封信让全家人都以为他还活着。直到1942年的圣诞节，一位穿制服的女军官来家里找罗恩的母亲谈话，他们全家才得知父亲登上了「里斯本丸」，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但他们仍然抱有希望，父亲会不会是生还者之一？一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这一家人才正式收到父亲死亡的通知书。罗恩的母亲最终带着他们回到爱尔兰，住在都柏林的亲戚家。这之后不到四年，母亲也染肺结核去世，这时候罗恩只有14岁。我们见到罗恩的时候，七十多年过去，讲起这段往事，他依然无法控制地流泪和哽咽。他一直保留着父亲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我把所有的爱都寄给你，你和孩子们一定要保持微笑。」 驻守香港期间罗恩一家的合照
这是非常令我心碎的一次采访。临别前，罗恩特意把太太叫到客厅与我们合影，一年前，他们刚刚度过了金婚。我跟老太太说，是上帝派你来陪伴罗恩的。
同样是第一批采访，我们在英国的皇家通信兵博物馆见到了幸存者威廉·麦考密克的女儿希拉·斯通。她告诉我们，她的父亲从「里斯本丸」的鬼门关逃生后，一生都活在战时的阴影里。她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半夜做噩梦、尖叫，余生里，父亲再没有庆祝过圣诞节，因为那是香港被日军攻陷的日子，他在那之后被关进战俘营，受尽折磨。所以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独自出去散步，母亲会跟着，陪他聊两句，确保他没事。父亲去世两周前，住在养老院里已经神智不清。有一天护士来问他要抽烟吗，他忽然激烈地反抗，大喊：「我是个自由人！你们谁也不能碰我！」她说，跟我们分享这些，就是不希望她父亲的经历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重演。不止是他们家，很多活下来的人后来也都不过圣诞节。班尼菲尔德的大儿子说，每次一到圣诞节，他父亲要么静静坐着，要么不断喝酒把自己灌醉。所以片子里用了托尼（《里斯本丸沉没》的作者）的那句话：「活下来的人也没有真正地活着。」这些都太有冲击力了，情感浓度特别大，我有点受不了。四月份的这次采访，我还看到了几个空坟。好几家墓地里是没有骸骨的，只有一个名字。一位上了「里斯本丸」的战俘的孙女说，她经常会去墓地看祖父，尤其圣诞节和阵亡将士纪念日。但她知道，自己的祖父并不在那里，墓地里只有一块石头。我一度想把这些士兵的遗骸打捞上来，还给他们的后代，让他们的灵魂能回到自己的故土。但这个计划没能施行。因为在英国军事传统中，战时被击沉的船只本身就可以视作War Grave(战争公墓），他们觉得不应该再去打扰这些亡灵。但在我看来，这些年轻的盟军士兵是被强行关押在那里的，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在试图逃脱，最终依然被「关押」在海底。他们离世时候的年纪跟我儿子差不多。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依然感到如此悲伤。我们在战俘后代中做了几次调查，关于打捞遗骸的态度，同意和反对的一半一半。那位经常去悼念祖父的孙女很支持打捞，她觉得，如果派一个人去打仗，不管他是死是活，都应该把他带回家。莫利（幸存者）则不同意打捞，他说，战争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现在让他们安息吧。最终，综合了很多意见，我们决定不去打扰逝者。一些随里斯本丸沉没的盟军士兵，最后只留下一座空坟。刚开始，我们只采访到了十分之一的家庭。我想着，起码得采到20%、30%。为了找到更多人，我们就在英国报纸上打了广告。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设计这个广告，尤其slogan，「一艘沉船，828个被遗忘的人，1834个没有讲过的故事」。1834是我们历史顾问托尼给的数字。他是第一个研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他认为日军的数字不准确，上船的过程中做了检疫，但凡有人发烧，就会扒拉出来替换，这个过程中是有误差的。但去年年初，他经过再次核实，最终认定1816是对的，所以最终影片里我们又改回来了。英国《泰晤士报》在国际版头条刊登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和我们的寻访广告。BBC也采访了我。报纸发行不到两小时，就有读者通过报社联系我们，说他的舅公是828位「里斯本丸」沉船遇难者之一。他从小就听奶奶讲他舅公的故事，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又有两位读者看到报道后联系我们，一位也是遇难者的后人，还有一位是军事档案收藏家，他手上有大量「里斯本丸」沉船的资料愿意和我们分享。我们最后找到了380多个盟军后人，还有一位亲历的幸存者，他当年就是被中国渔民救起来的老兵，他还活着。筛选完，有240多家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的表达欲望非常强烈。几十年了，没有人关心过他们，他们被遗忘了。所以有人来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他们是很惊喜的。我们最终采了一百零几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宾夕法尼亚。因为收到一个美国人的邮件，他写了两次，说他奶奶特别希望被采访。实在不行，线上视频采访也可以。他奶奶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是一个14岁的少女，我们也觉得这个老奶奶的记忆比当时很多四五岁离开香港的孩子要多，就去了。当时她已经96岁，她父亲当年就在「里斯本丸」上，没有生还。但那次采访的素材没用上，后来只能放在电影出字幕时的彩蛋里。这几年的拍摄，我们积累的素材太多了。最终决定要上大银幕，是在加拿大跟后来找到的那位幸存者班尼菲尔德见面时决定的。摄制组比我早到一天，去现场踩点。我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老方，你要有思想准备，老先生不太记得事了。我到了之后，就先从他年轻时的经历聊起。问他哪年到的香港，当年在军队干吗？他说他是枪手，我说马克沁重机枪？他说对啊。聊到这儿，他兴趣来了，我就知道我有机会了。我问他，那枪管子打红了没水怎么办？他说，we pee，自己就乐了，回忆全回来了。老年人就是这样，对青春的回忆是最深刻的。从开心的地方聊起最容易进入，别上来就问人家落难。他后来讲的故事特别完整，这帮人怎么变成战俘，怎么进的战俘营，怎么上的船，船上发生了什么，然后怎么被鱼雷击中，一直到船沉，跳海以后被射击，到渔民进场。他还记得被舟山渔民救起来之后，吃到的第一口「萝卜」的口感，其实，那是当地渔民种的白番薯。他从头到尾讲完，我就意识到，这个故事完整了，有叙事了。班尼菲尔德还是个特别幽默的老人，聊完他又带我们去他地下室，他喜欢做各种船的模型，木工、机械什么都有，都做得很精巧。墙上也挂着好多船的照片，他自己在那做，我们就拍他的状态。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班尼菲尔德
除了叙事完整，这也是人的故事。这么多的悲欢离合，是编都编不出来的剧情。人和情感是最适合大银幕的，我就决定拍成纪实电影，重新换了设备和摄影师，按照电影的标准继续后来的拍摄。既然变成大制作，我就也想去采访日军和美军后人。毕竟都是当事国家，也想从他们的角度去还原这段历史。找到击沉「里斯本丸」的美军潜艇官兵后人时，我才得知，他们听说过「里斯本丸」，但并不知道自己父亲内心经历了什么。我给他们听了一段录音，是一个英国活下来的战俘威尔逊的讲述。那是2004年的一天，托尼正在调查这个事，告诉了美军潜艇的机械师加菲尔德，有一些活下来的战俘要聚会。加菲尔德自己买票飞到了英国。威尔逊就在录音里讲，那天他坐在台下，有一个人上去拿着麦克风就问，在坐的哪些是「里斯本丸」活下来的战俘？六个人举手，加菲尔德走下来一一道歉，他解释自己当年真的不知道那艘船上有那么多人，透过潜望镜，他以为那是一艘武装商船。他说「感谢上帝让你们活下来了」，大家都抱头痛哭。当年，加菲尔德得知自己击沉的「里斯本丸」上装满了盟军战俘后，就要求离开海军回家。后来，他得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症。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活在愧疚里。按道理讲，他也没有错。发射鱼雷时，他哪知道里面会有1800个人。他的女儿听到这段录音后就特别感动。采访日军的后人，是两位日本学者帮我们做了一些沟通工作。我们先找到了「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儿子和女儿，为此我们去了东京品川区派出所的户籍管理部，但对方说这是个人隐私，不能向我们透露他们搬家后的地址，我们就通过一家私人侦探社，找到了这位船长的后人。但要自己很突兀地去见面，人家肯定会很排斥，这是非常敏感的，就像去刨人家老底。所以我们就先联络上一些同情这些战俘的反战的学者。他们也是主张和平，反思战争，我们就请他们去做这些日军后人的工作。经田茂当年被判了刑，他的儿女愿意接受采访。战争伤害了所有的人，包括经田茂船长本人也是受害者。他不是军人，他也是个平民，结果被判刑七年。「里斯本丸」沉没后，经田茂曾想过自杀，但最后还是随着1500多战俘跳入海里，得以幸存。七年刑期结束后，他颓废抑郁了两三年，做了两年仓库保管员，最后又回到海上做大型油轮的船长，每天都要抽50多根烟，七十多岁的时候死于肺癌。采访经田茂儿女的时候，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所以交流不多，提问很少。我没有主动去问他们的态度，这时候再问，就把人家逼到角落，成审判了。电影中的那些感概是他们自动表达的。经田茂说，日本这个国家曾经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是个独裁国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愿都可以得到表达的。他主动提到，「那些日本军人在中国到处拿着刀乱砍人，能说那是编造的吗？我认为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一句话没说，这是个特别珍贵的采访。
到2019年11月份，我们采访得来的素材已经「淤」了，还有很多人没有采，但他们都表达特别想接受采访的意愿。我们最后决定全采，剩下的素材用不完，就做一个数字纪念馆，完成大家的心愿。片子做出来，有个炮兵的孙女还给我们写了信，说她特别后悔没能好好讲述外公的故事。我们邀请采访的时候，她妈妈已经85岁，患有帕金森症，住在养老院里。她爸爸也刚过世不久，她觉得回忆太沉重了，就没有接受采访。她说她很少听家里人谈论起外公，只知道他战争时死在了一艘船上，是通过我们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最后她把一些照片提供给了我们。还有人说，很遗憾自己父亲的故事没放进去，他们的心情没有被表达，问我还有没有机会，我说不行啊，电影已经基本上定剪了。但我又想，如果他愿意，拿手机拍个视频，模仿我们的采访，可以放到彩蛋里，至少让他父亲的名字有个纪念。电影最后放了136个采访的截屏在那儿，就是这个原因。最后一次我去英国采访的时候，刚好有三个炮兵的后代离得不远，我们就把三个老人邀请到剧组的驻地，想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父亲都曾经在「里斯本丸」3号舱，这是一个缘分。那天我看着他们聊天，突然很受触动。这些老人等待了自己的爸爸77年，这是怎样的情感啊。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跟我去舟山，在东极岛海面，离你们爸爸30米的地方，跟他说再见。三个老人当场泪流满面。我就跟费少校讲，发一个通稿，所有的直系儿女都要请。团队说，这得花多少钱啊，我说那没办法，都得公务舱来，而且必须得有陪伴。要照顾到老人的安全嘛，都是直飞浦东，再大巴到普陀。最遗憾的是，一位老太太因为癌症晚期，大夫不准她来。她专门委托我给她爸爸的相片送上花环，我是代表她，跟她爸爸说了再见。后来这个仪式在片子里也有呈现。我们从舟山码头上船，船要开将近两个小时。我一直在看坐标，等待船的影像出来。快到的时候我提醒了大家。那是一个特别庄严的时刻，所有人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特别安静，都聚精会神盯着海面在看。我们在海上跑了一个来回，从船上下来，在岛上做了个大的背景板，让他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仪式，跟他们的父亲告别。
战俘后人在里斯本丸沉船上方与亲人告别。
这两年，我经常觉得幸运，我们抢到了历史。因为每年都有人在走。这三位幸存的老人，第一个去世的是林阿根。2020年8月6日，他去世后我去了舟山，跟他儿子一起把他的骨灰葬在了他故居后面的坟地。那里已经废弃很久，非常破败。我们在灵堂烧了香，头七以后才下葬。
然后是班尼菲尔德。2020年7月15号是他100岁生日，那两天我还给他录了一个视频，祝他生日快乐，又把采访他家里的视频剪了个花絮发给他，老爷子特别高兴。当年12月1号，他走了。再过了一个月，2021年1月3号，莫利也去世了，他们很快就通知了我，但我们又去不了，那会儿出不了国。他们发了葬礼的视频给我。再过5个月，我父亲也去世了。他比林阿根大一岁。他走之前，我是远程视频里目送他合眼的。他是2021年4月进的医院，当时病房不让家属进，我就有种预感，他出不来了。他的器官已经衰竭，走的那天早上，看护我父亲的阿姨给我打电话，我赶紧视频，让阿姨在他耳朵边喊，说你大儿子在屏幕上。我让他们把我妈赶紧拉到医院，抢到了最后一面。我妈是11点半到的，父亲是12点45走的。我看着他离开，但我觉得他是寿终正寝吧，没有痛苦。今年2月份，罗恩也离世了。有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忧伤，但也觉得，总算是在他们走之前，把他们的记忆和很珍贵的讲述抢了下来。这几年我送走了太多朋友、熟人，导致我对生命特别珍惜，经常会想，我还剩多少时间啊？要做的事赶紧做，不要等来不及了。所以这个片子制作的六年里，我完全没有干不下去的时候。开弓没有回头箭，又没死，怎么就不干了呢。人不够了找人，钱不够了找钱呗。疫情期间确实非常困难，我们做动画的团队，因为没有业务，人跑了一半，公司垮掉了。没钱我只能卖房子，卖房子是最省事、最快的解决方案，但也没能完全补上，我只能去借钱，到现在还欠着钱。后期最花钱的就是动画，声音做了好几年，剪辑剪了两年。连最后那首歌，都干了半年。可以说，我做了所有我能想到最好的。这个片子最后的掂量，其实是我本人要不要出现。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一个网友说，一开始觉得我很自恋，后来这个感觉打消了。我把自己放在片子里，因为我的叙事原理是，我带领观众跟着我当年被打动的心路历程走入历史，带大家去寻找。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觉得远方的事情跟我有关。这是一种特别本能的冲动。可能是从前的世界太逼仄了，就习惯把脖子伸长一圈看外面。我小时候被歧视，就只能自己找个防空洞在里面待着，我为什么爱上文学，文学就是我给自己找的防空洞，钻进去能不被打扰。
见过太多生死，一些记忆都刻在脑子里，我知道，人活下来了，活下来就是幸存者。导致我对人间的苦难特别敏感。经历过这些，人其实不会麻木，会有本能的怜悯心和同情心。
20岁以后，我来北京去工厂，图书馆里没人进，我就一直在那里看各个国家的历史。这些书建立了我的世界观吧，关心的事就不一样了。电影这样的结果，我一开始就知道，纪录片本来就不是主流。电影一开始连发行都找不到的，怕发行费收不回来。电影公司的人来看片子，都挺感动，但算算账，怕赔钱。最后阿里决定发行，好歹有人愿意做了。人家问我这个电影什么遗憾，我唯一遗憾就是莫利、班尼菲尔德这些老先生没能看到。这个题材冷门，票房不高一直在我的预期之内。我也不是为了票房和市场做的这个电影，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一个承诺，对历史的承诺，对255个渔民家庭，和1816个盟军战俘家庭的承诺。做电影的人，没有什么结果是无法接受的。电影做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