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根据谌旭彬老师的说法，所谓「秦制」，古代东西方皆有，其有几个基本特征：
一、以
官僚集团
作为政权政权统治的基础；
二、统治集团施政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
提升汲取人力物力的强度与总量
；
三、为了实现其主要诉求，就要尽可能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
使社会结构尽可能原子化
。
在中国的传统中，还要加上一条「
外儒内法
」的思想制度。
要说明白一件事，除了下定义，找出与其相对的概念也很重要。
「秦制」之所以被称为「秦」制，是因为它的确崛起于周朝封建制崩溃、秦国崛起之际。
换言之，与秦制相对的，就是周朝式的「封建制」。
武王伐纣，「小邦周」迅速翦灭了「大邑商」。周骤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却又无法快速有效占领天下土地，这才有了封建的需要。
周初的封建，并不是大赏功臣，而是指派诸侯带领一些人去占领指定的区域，建立周人的据点。
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中，「公、伯、子」之名源自亲族关系，「侯、男」则源自军事职责。此中也能窥见当时情况的严峻。
打下地盘的诸侯，可以将这个区域进一步分封，就有了卿大夫。孟子对梁惠王说过：「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虽然这是后来礼崩乐坏的情况，但也能从中看出大夫在其国中的地位作用。
一国之君，直接统治的一般只是国内的几家卿大夫。
虽说中国古代一般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诸侯去世时，其嫡长子就会即位。实际上，新国君必须要到宗周，由周天子亲自册封才算数。
按照传统，周天子会册封诸侯的嫡长子，但原则上，周天子是收回了这位诸侯的权力，并有权重新分封。诸侯对卿大夫也是同理。
周朝封建制度下的统治者们既被更上层控制，也负责控制其下分封的权力。他们永远属于封建结构中的某一层，履行着与生俱来的义务。
商鞅变法被公认为秦制出现的标志性事件。
在封建秩序下，卿大夫们的家族按宗族规则一支支蔓延出去，权力代代世袭。
到后来，卿大夫的势力远超国君、大国卿大夫的势力超过周边小国，又或者几家卿大夫联合起来架空国君这些都属常态。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每位国君都见证或体会过国家被吞、国君被弑的惨状。每位国君也都期盼着一套能使自己安全、使国家强大的方法。
最终脱颖而出的，就是商鞅在秦国这个「野蛮」、「落后」的西方小国实施的改革。
商鞅的变法方向，是以一套法令来取代封建秩序下不同身份的不同成规。商鞅变法让世袭的权力、俸禄变成「及身而终」，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封建层级。
改革完成后，原本与国君间隔着一层层卿大夫、士的庶民，如今也处在国君的直辖下。
有空缺职务时，国君可以任命他中意的人选，而非只能从几位卿大夫中挑选——想要荣华富贵、施展抱负，就要争得国君的青睐。
卿大夫从具有独立性的贵族，逐渐转变服务国君的官僚。
商鞅变法并没有直接废除「封爵制」，毕竟没有哪种改革可以直接推翻绵延数百年的利益关系，但其带来了新的「军功爵制」。
新制度使得大部分人都有可能获得可变动的爵位，爵位越高，负担越轻，待遇越好。
二十等军功爵中，要到第四级的「不更」才不会被强制征召入伍。而要想升爵，就更要立军功。
这也意味着，战争不再只是贵族的义务。
「国君主导，全民动员、全面战争」的时代到来了。
由国君直接统辖调度，又远离国都的「悬地」便是「县」。随着领土扩大，又出现了「郡」这个更高的单位。
整个国家划分为若干郡，每个郡再划分成数个县，郡县长官都由国君任命派遣。
国君的权力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触达。国君的诏令就是高于一切规范的法则。
苛政猛于虎，那总可以跑去外国吧？
对此，商鞅的解决方法是「连坐」——不仅一家出逃几家受罚，而且还要相互监督。甚至只要告发形迹可疑的邻居，就能得到他的土地。
既不能逃，也不能反抗，秦国百姓就成为了战争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朝廷和民间主要是「汲取型」关系，也就是朝廷靠从民间征收的租、税、徭、役维持运转。
这些租、税、徭、役征收来是做什么用呢？
今天说到「财税」，我们都会想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税收要用于公共服务，解决纳税人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才算合理。
但很可惜，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候都不是这样。《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件隋炀帝时期的故事：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总体来说，古代朝廷的公共收入要远高于公共支出。很多时候，「民脂民膏」都是为了让更多皇室享受更好的待遇，官僚有更多的俸禄；官僚的增多又意味着朝廷「敲骨吸髓」的能力继续增强。
而「开阡陌」、「兴水利」等利民的举措很多时候也只是为了「可持续性」地竭泽而渔。
这是《三字经》中的一段，说的是周厉王引发国人暴动逃离镐京，到周宣王即位之间的「共和」时期。
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启首。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上的每件大事都可以根据史书找到准确的年份。
「周共和时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信史时代的开端」。
然而，「共和」本身的含义却有争议。
按照《史记》的记载，在周厉王出逃后，王畿内是由周公旦的后人周定公和召公奭的后人召穆公共同主持政务——「共和」指的是「共同执政」。
《竹书纪年》和《清华简》则记载，这时是共伯和在代行王政，「共和」只是执政者的名号。
此前历史事件的记载更加模糊，以至于难以与传说作分别。
想要理解这些更古老的记载，除了期待能再有「殷墟」、「里耶秦简」这样伟大的考古发现问世外，就多少需要发挥历史学的想象力了。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曾根据希腊城邦时代、宋辽称兄弟之国等史实大胆推测：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个城邦林立的时代。他进一步推测：
关于「平王东迁」的记载，反映了周人在异族威胁下失去了西部的传统领土、东迁重新站稳脚跟的历史事件。但是「周初分封」却是在东迁过程中周国与各国建立盟约时构建出的神话，目的是用共同的祖先与祖上的亲缘关系加强国与国的同盟。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在中日都广受批评。但是「中国古代曾存在城邦时代」这一点的确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佐证。
至于「大禹治水」这样更古老的传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场波及全国的水患，由一人负责治水。他将掌握大量劳力，调用巨额资源，考察全国山河地貌，成功后声望卓著——这样的人掌控政治权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尧舜禹几代圣王「禅让」的传说也许不是史实，但却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中的君主、政治的理解。
我们细究这些，并不只是为了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多是想探究过去的人们内心是什么样的、又在他们什么样的信念中迸发了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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